气候、环境与瘟疫

弩之 20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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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念瑜

鼠年春节以来，宅在家里和办公室。主动或被动性地阅读了一些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方面的文章。凭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就可判断有的文章所宣讲的是谬误或谣言。为此，我结合中国历史上瘟疫记载的史料，从历史、社会、经济等方面来疏理中国的瘟疫问题。

一、由人畜混居到相对“分居”，对瘟疫发生的影响需要严格验证

关于这个问题，我以个人经验做现身说法。

我是1980年代初离开江西安义老家的。之前一直生活在农村老家。我的家乡东濒潦河，西望梅岭，有山有水。

在青少年时代，家乡的农业使用化肥和农药的数量很少，粮食单位产量比较低，“清黄不接”时节，许多村民就吃不上完完全全的大米饭。因而，巧妇们就会想办法用瓜果蔬菜和大米掺杂在一起做成菜粥或菜饭。但缺少食油，买不到猪肉，巧妇们也无能为力了。不过不会断荤。小孩和男人们在水溪、池塘、河湖里都容易捕捉到鱼虾。烹饪淡水鱼虾也需要先用食用油煎一煎，否则，烹调出来的鱼不但腥而且才。

春夏季节，江南逐渐进入梅雨期，气候高温湿润。村中屋前屋后，长满杂草，有的年份，杂草疯长。拔了就长，尤其是雨后就长得更猛。在大雨过后，搬开一块小小的砖石，就会看到蚯蚓在不停地蠕动。如果晚上走路，没有照明，冷不丁踩踏在癞蛤蟆上，不被摔倒也得一个大趔趄。

每天，雄鸡司晨，唤醒沉睡的村庄。当你推开家门时，耳闻目睹的是鸟儿飞来飞去，吱吱地叫唤。村民们最喜欢的是黄鹦、燕子、喜鹊、布谷鸟和啄木鸟等益鸟；村民们最反感乌鸦和猫头鹰的叫声。老人们说“乌鸦叫,祸来到”；猫头鹰叫，兆示着村子里将会死人。麻雀成群成群地吃田野的稻谷，农民就扎一些稻草人来吓唬。最需要防范的是老鹰。一不留神，老鹰从高空径直冲下抓住小鸡就飞走。在各类鸟中，燕子与人类最亲密。《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也就是说，燕子是“生商”的玄鸟。每年春天飞来，并在村民的屋檩上衔泥筑巢，繁育后代，秋天就飞走了。传说燕子是吉祥鸟，村民们把有燕子在自己家庭筑巢视为一种荣耀。由于这种原因，唐代刘禹锡（772－842）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方才成为千古绝歌。

自古农村就驯养“六畜、五牲、三牺”[1]。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村庄用作动力的动物，如黄牛、水牛等归集体所有，由各家驯养。农民家庭饲养猪、羊、狗、猫、鸡、鸭、鹅等。也有的饲养兔子和鸽子。当时都是散养，人与畜禽混杂在一起。

在我们那里的田野山川湖泊，也有野猪、野鸡、野鸭，也有老虎、狼、野兔和麂子等。村子周围有许多黄鼠狼。黄鼠狼吃蛇，也与狐狸一样专偷村民家的鸡吃。

农村屋中有大量的老鼠和蛇。也有蝙蝠。蝙蝠都在夜晚出来活动。在一个空闲的屋子里，如果发现有蝙蝠，淘气的小孩就用竹杆在空中快速地划圈，蝙蝠就会晕，并跌落在地上，胆子大的小孩就会抓来玩赏。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当地有人吃蝙蝠的。

在“文革”前，我们附近村庄有专业的猎户。后来，猎枪上缴，猎户只能在村庄从事农业生产。但农贸市场上还是偶尔能买到野味。但买野味的很少有农民。

那时的农村，人与动物是混居的。但在那贫穷的年代，村民家庭出现鸡瘟、猪瘟，妇女们会愁眉不展，有的暗中流涕。鸡瘟、猪瘟并不传染人类。但被疯狗咬了，就会得犬狂病。我读小学时，当时流行过出血热病、白喉病、乙型脑炎病、甲肝等。在我的印象里好象没有因这些流行病而出现死亡的现象。

以上讲的是四十年前的事物。不过，我每年都回农村老家，目睹了近20年来家乡的变化。

现在，村里的年青人都到城市“打工”了，挣了钱，家家户户都盖上了新房，有的是三四层高的别墅楼，村子里的环境也得到了改观。在财政的大力支持下，村村通路、通电、通水，整治厕所，使农村的物质文明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人与动物逐渐“分居”。

现在的农业基本上实行机械化作业，已经没有人家再养牛了，也很少有家庭再养猪了。鸡鸭鹅被要求“圈养”。当然，狗、猫等动物仍然与人混居。村庄居住条件好了，原来在老房子出没的老鼠、蝙蝠、蛇等动物少了。而由于长期过量使用农药、化肥、抗生素等，加上工业污染，生物的多样性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环境退化一时难以恢复。村子的树上见不到几只鸟雀了，现在连麻雀都成了受保护的动物。老虎、狼、黄鼠狼、狐狸等野生动物早已绝迹，连癞蛤蟆也不见踪影了。至于小溪、水田就更没有小鱼和泥鳅了，……。近些年来，附近丘陵的植物得到了恢复性增长，田野已有野鸡、野鸭出没。这是一种好的迹象。

但是，人与动物逐渐由“混居”发展到相对“分居”，对流行病发生有多大的影响，需要进一步验证。这类问题不应该想当然。

二、瘟疫的暴发与气候、环境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生物学将地球上的生物分为三类，即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动物是多细胞真核生命体中的一大类群，称之为动物界。目前动物界被分成两大类，即：没有脊椎骨的无脊椎动物和有脊椎骨的脊椎动物。也可以分为单细胞动物(如草履虫)和多细胞动物(如脊椎动物)。

微生物包括:细菌、病毒、真菌以及一些小型的原生生物、显微藻类等在内的一大类生物群体。它个体微小，与人类关系密切。

病毒(virus)是微生物，是一类体积微小、结构简单、比较原始的、有生命特征的、能够自我复制和严格细胞内寄生的非细胞生物。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ICTV）根据生物学和理化特性将病毒分为DNA（脱氧核糖核酸）病毒和 RNA（核糖核酸）病毒两大类（吕厚东，2010.p.9）。病毒的基本结构包括核心和衣壳两部分，有的在衣壳外包绕着一层含脂蛋白的外膜，称之为囊膜（见图1-1；图1-2）。病毒的核心由一种类型的核酸构成，含DNA的称为DNA病毒，含RNA的称为RNA病毒。今年广泛传播的新型冠状病毒属于RNA病毒。

病毒无法独立生长和复制。它们可以利用宿主的细胞系统进行自我复制。病毒的自我复制具有遗传性和变异性。病毒通过一定的中介，经过人的呼吸道、消化道、经血系统进入人的身体内，也可以通过皮肤、黏膜、性接触等方式传播。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称之为水平传播；从娘胎里就进入了病毒，叫做垂直传播。

病毒可以感染几乎所有具有细胞结构的生命体。1899年马丁乌斯·贝杰林克首先发现烟草花叶病毒。迄今已有超过5000种类型的病毒得到鉴定。实际上，植物、动物、人类都是病毒的宿主。因而，从寄主类型分类，病毒包括噬菌体(细菌病毒)、植物病毒(如烟草花叶病毒)、动物病毒(如禽流感病毒、天花病毒、HIV、COVID-19等)。

关于病毒的致病机制和瘟疫的发生机制等问题，是医家的专业，应由医家去解释。但我们必须注意两个事实：一是病毒的历史不会短于动物界。不同的病毒寄生在不同的宿主细胞内，有的长期相安无事。甚至几万年和平相处；二是各类病毒通过一定的中介在人畜之间进行传播，并造成快速的高致病性，应该是有条件的。这种条件与气候、环境变化有密切的关系。有人说，2003年的“非典”是有人吃果子狸（Paguma larvata taivana ）惹的祸。为什么2003年吃果子狸能弄出一个“非典”，2003年之前若干年吃果子狸就吃不出“非典”呢？根据有关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这次新型冠状病毒与一种蝙蝠的冠状病毒序列一致性高达96%。同样我们要问，人与蝙蝠的接触，甚至人吃蝙蝠不是始于2019-2020年。为什么之前没有引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瘟疫呢？因此，我的假设是：由病毒造成的瘟疫与气候、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三、中国历史上瘟疫暴发的规律

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度，也是一个瘟疫频发的国家。所谓“瘟疫”，是指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总称。中国历史上的瘟疫包括天花、麻疹、白喉、猩红热、鼠疫、霍乱、伤寒、痢疾、流感等。在770BC-AD1911年间，平均每四年就出现一次疫灾。中国历史上的疫灾的特点主要是：

第一，瘟疫的暴发是由气候、环境变化引起的。清代的马印麟提出“五运六气瘟疫发源”论（马印麟，2015.p.1）。现代研究表明，气候寒冷期往往为疫灾频繁期。魏晋南北朝气候寒冷期是第一个疫灾高峰期，14-19世纪的明清小冰期为第二个疫灾高峰期[2]（参见图1-3）。

第二，瘟疫也可能由其他灾害所引致。杨俭和潘凤英（1994）的研究表明，秦汉至清末，旱、涝、地震、战争等引发疫病频数分别是38.1%、32.6%、6.4%、4%。

第三，瘟疫多发生在夏季。杨俭和潘凤英（1994）统计，从秦汉到清末，总共发生了249次疫灾。其中春季49次，夏季112次，秋季19次，冬季13次，时间不明的为56次，夏季发生的疫灾占总疫灾的比例为45%。

第四，人口增长和人们交往频率增加会扩大瘟疫传染的范围。例如，根据德米西等人的记载以及考古学的发现,14世纪黑死病（鼠疫）被认为可能自亚而欧传播的（李化成.2007）。中国的霍乱也是从欧洲传来的。1917年以前,霍乱仅发生于印度恒河三角洲一带,呈地方性流行。从1917年至1923年,由于通商贸易,交通往来频繁等原因,霍乱已波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五大洲的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王文正.1985）。

四、小结及评论

疫灾问题涉及到多学科的问题，需要联合研究，才能弄清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第一，瘟疫的暴发与气候、环境变化有密切关系。

《黄帝内经》用五运六气来解释发病的原因，清代的马印麟提出“五运六气瘟疫发源”论，古代医家注意到了气候变化与瘟疫的密切关系。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结果表明，气候进入寒冷期，瘟疫进入频发高峰期。因此，人类与动物混居，人吃野生动物，只是引发瘟疫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决不是充要条件。否则就会误导，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当然，我们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好珍贵野生动物。

第二，瘟疫暴发具有不确定性。

从统计学的工作来看，瘟疫暴发与气候进入寒冷期紧密相关。但随着人类污染积累性的发展，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和气候异常。这种气候变化增加了暴发瘟疫的不确定性。同时，全球变暖，当万年冰山雪地融化，万年前的病毒复活[3]，现在的人类并没有形成抗体。因而，瘟疫暴发具有不确定性。

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瘟疫也必然全球化。也就是说，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暴发的瘟疫，都有可能在我们身边传染开来。这也增加了瘟疫的不确定性。

第三，加强瘟疫研究，降低瘟疫的不确定性。

2003年“非典”以来，我国学术界加强了瘟疫的研究（图1-4）。1954-2013年研究瘟疫的学科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和艺术学，但主要还是以历史学（占比31%）和医学（占比43%）为主（王晓伟，李孜沫.2015）。

实际上，中国古代对天文、五行与灾害问题的记载与研究是比较多的。《吕氏春秋》《礼记·月令》记述政府的祭祀礼仪、职务、法令、禁令，并把它们归纳在五行相生的系统中，其中具体记载了天文、气候、物候及其变化。《史记·天官书》记载了天文及其与天灾人祸的关系；《汉书·五行志》按照“天道灾异说”记载了天文、气候与灾害。以后史籍都专辟“五行志”为独立篇。民国时期，国家统计部门公布了气候、主要河流的水文等统计数据，但不是每年都有统计。由于有这些史籍记载，我们今天才可以开展瘟疫的历史研究。

我们今天有各类研究机构，有很多研究成果。对太阳活动情况、气候变化、主要河流水文等方面的统计数据应该进行体系化，由政府主管部门每年公布（在网站上公开）。如果我国有关研究人员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才可能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建议，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包括瘟疫在内的灾害的不确定性。

第四，树立法治意识，依法进行传染病防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对传染病防治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防治结合、分类管理、依靠科学、依靠群众。” 既然传染病防治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有关部门就必须及时公布相关信息。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传染病发生、流行趋势的预测，及时发出传染病预警，根据情况予以公布。”然而，无论是 2003年的“非典”还是去冬今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关方面起初都在极力隐瞒。为什么要隐瞒？让人无法理解。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有关方面缺乏起码的对法律的敬畏之心，权力不受约束，为所欲为。实际上，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党的十八大报告都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近些年来，我党制定了50多部党内规章制度。但对地方“诸侯”和政府部门领导有法不依有多大的约束力，不易评估。只有通过重大事故才能识别。殊不知，法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依法办事，省心省力。如果连《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之类的法规都不愿执行。这样的任性就是制度的癌症。因此，加强党的领导，应该重点放在组织制度建设上，切实保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做到了这一点，才可谈道德、才可谈理想信仰，才可谈远方和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