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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公众号：Musae博物馆 2020-03-07 
来源：《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6期
作者：冯定雄(1972一)男，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摘要：犹太文化在波斯帝国时期深受周边文化的影响。如巴比伦文化就对犹太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巴比伦文化中的宗教、建筑风格、生活习俗以及姓名等对犹太文化的影响，也正是由于巴比伦文化对犹太文化的侵蚀，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犹太民族进行文化抗争和保持自己民族文化与特征的自觉，特别是促进了犹太民族文化核心《托拉》(《摩西五经》)的正典化定型． 关键词：波斯帝国；巴比伦文化；犹太文化；《托拉》；正典化
波斯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其统治区域内涵盖了两大人类文明摇篮(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同时与另两大人类文明最初之地(印度河流域文明和希腊文明)接近。庞大帝国的统一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波斯帝国是第一个认识到被征服人民的多样性和自治性的帝国”，因此，它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文化交流的措施，如尊重被征服各地的宗教、习俗、合理的赋税制度、方便快捷的交通体系等等。这些措施不但促进了帝国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文明的交往及相互之间的影响。自公元前586年圣殿被毁、犹大王国灭亡后，犹太民族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巴比伦，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前538年，虽然居鲁士下诏允许他们回归上帝的“应许之地”，但是由于他们没能在故土建立自己的国家，因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必须受制于人，加之波斯帝国的宽容统治，更促进了境内各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影响。在与周边各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强大民族的文化势必对弱小的犹太民族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在这种影响和冲击中，其中最主要的力量之一是犹太民族身处其中的巴比伦文化，因此，本文试就巴比伦文化对犹太文化的影响进行探讨。巴比伦文化对犹太民族的最重要影响是对其宗教——犹太教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以西结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以西结的思想和行为中，很明显地保留有他所生活的巴比伦的艺术、神话和习俗的影响标记，这一点己为考古学家的发现所充分证明和强调。”由于犹太教是犹太民族生活的一切准则，因此，大量的巴比伦神话、宗教、建筑、艺术、雕刻等观念和实体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其宗教中，特别是它的正典《希伯来圣经》经卷中。因此，我们在《希伯来圣经》中总能看到犹太教对巴比伦文化或明或暗的汲取。恩格斯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由于斯密关于亚述的发现，这个原始犹太人原来是原始闪米特人，而圣经上有关创世和洪水的全部故事，都被证实是犹太人同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和亚述人所共有的古代异教徒宗教传说的一部分。具体说来，巴比伦宗教对犹太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希伯来圣经》对苏美尔一巴比伦神话关于创世的吸收。创世是世界神话中最普遍的主题之一。苏美尔一巴比伦的创世神话《埃努玛·埃立什》认为：世界在尚未形成之前，只有一团混沌和一片汪洋。汪洋中有个水怪名叫阿普苏，还有一只狮身龙首的女怪梯阿马特。阿普苏与梯阿马特生下男女二神，以后众神陆续出生。由于天上的众神与水中怪物互相厌恶，都想消灭对方，因此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激战，结果，众神中最年轻的马都克杀死了梯阿玛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马都克开始创造天地，他把梯阿玛特的尸体分成两半，一半做成天，另一半做成地。同时，他还创造了日月星辰、动物、 植物等，并在天上建造了神界的宫殿，使众神各得其所，均有安排。这时，众神为了免除自己的劳役之苦，要求他创造人，于是他杀死妖兵的首领基恩古，用他的血掺和泥土，创造出了人类。我们对照 《创世记》开篇到第2章第3节关于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的描述，就可以发现，它与《埃努玛·埃立什》 的内容颇为相似，只不过是在主题形象、主题精神及创世手段等方面有所不同而已'。其次，犹太教中关于诺亚方舟的传说基本上是吸收了《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关于洪水的记载。据《吉尔伽美什》的第11块泥板记载：众神曾降特大洪水，罪恶的尘世尽遭淹没，只有一个名叫乌特·纳皮什提姆的义人被埃阿神拣选，预先准备了求生之舟，把地上的动物各选雌雄一对，带上一家老小，在舟中幸免于难。最后又靠一只鸽子的指引，在尼锡尔山上着褂。诺亚方舟的故事记载在《创世记》 笫6～9章中，只要我们对比这两个神话，就可以发现这两个洪水传说十分相像，很显然诺亚方舟的传 说是从巴比伦人那里承袭过来的，甚至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的。关于这一点，英国考古学家乔治·斯密斯早在1872年12月3日的伦敦圣经学会上就宣读论文予以了证实。第三，对巴比伦“伊甸园”的吸收。《创世记》 中，上帝在创造出世界和人类后，紧接着是对伊甸园的描述。据考证，“伊甸”原是古巴比伦幼发拉底河下游一块冲积平原的名称，这是一块肥沃之地，在《希伯来圣经》中，它演化成为“可乐之地”，后来它又逐渐有了“人间天堂”、“极乐世界”等涵义。第四，犹太教基路伯形象对巴比伦神牛克鲁卜形象的吸收。基路伯是犹太教经典中所记载的长有翅膀的天使，也称基路冰。《希伯来圣经》对它的最早记载是在《创世记》第3章第24节中：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后，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为了不让他们再偷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上帝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把守去生命树的道路。关于基路伯描述最生动、最典型的莫过于《以西结书》中对“神的宝座”的描绘：“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光，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而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那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旁，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作法好像 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掉转。至于轮辋，高而可畏；四个轮辋周围满有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 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那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 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哄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精金， 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这里关于一个“活物”有四个脸的描述实际上就是上古亚述和巴比伦王国(及新巴比伦王国)的神牛克鲁卜的形象。克鲁卜具有双脸人或四脸人的形象，它是守卫在王宫门前以示威严的神。因此，“很明显，(以西结)在神用以发布神谕的宝座的描绘中有不可否认的巴比伦因素。”第五，对巴比伦天使观念的吸收。天使观念最初起源于印度(《摩奴法典》)，后来传至中亚、西亚。在希伯来语中，天使最初的意思为上帝的“报信者” 或“代表者”。在“巴比伦之囚”以前，这些天使作 为一种精神实体有着各不相同的名称，如“神的儿子们”、“神的众子”，甚至直接称之为“人”，更特别的称呼是与神的宝座相关的：撒拉弗(六翼天使)、 基路伯(小天使)、活物等。这些天使不仅有着各不相同的称呼，而且他们各自的使命也不相同，如有的是“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有的是“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天使等。由此可以看出，《希伯来圣经》对天使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和内涵。直到“巴比伦之囚”前，“《圣经》中描绘的这些神圣精神实体都没有个性，没有自己的名字以及等级体系。在执行他们各自的使命中，他们的形象与使命一样各不相同。”事实上，天使观念在犹太教中并不占据主流地位，而且它也从来没有形成为一个主要的系统化的分支。“巴比伦之因”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天使不但开始有自己的名字，而且还有等级之分。正如伏尔泰指出的那样，犹太教天使观念“是在被(亚述)掳为奴之后才认得的，因为在多比以前，不论是《摩西五经》还是在任何希伯来文典籍中，都没有天使的名字。'事实上，“巴 比伦之囚对犹太天使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拉比传统在以下的叙述中证实了这种巴比伦一波斯影响：‘天使的名字是犹太人从巴比伦人那里产生的。’到巴比伦一波斯时期，天使已经变得具有个性化，并被赋予了特定的名字，而且和巴比伦诸神一样具有了不同的等级。”如在《多比书》中，天使拉斐尔伴随年轻的多比亚去玛代，这可能反映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弗拉维什观念，即守护神观念。到波斯帝国时期，犹太教的天使已经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多的天使开始接受名号并拥有被指定的活动地区。天使的这一演化过程到希腊化时代的启示文学《但以理书》中达到了高潮。在《但以理书》中，天使第一次分为高等级的天使长(弥迦勒和加百列)和较低等级的民族守护，在《但以理书》之后的启示文学中，特别是在《以诺书》、《禧年书》、《十二族长遗训》等中，这种等级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最后，在上帝对其臣民的惩罚方式上，《希伯来圣经》也明显地受到了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在《希伯来圣经》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上帝的处罚，然而其处罚方式大多是洪水、刀剑、饥荒、瘟疫、干旱、蝗灾、地震、毁灭城池、大火、雷电等，而这些处罚方式在更早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早有描述。如在《吉尔伽美什》中，埃阿(Ea)对恩利尔(Enlil) 大加责备，问他为什么不用狮子、狼、饥馑、瘟疫来处罚人类，而要用洪水来毁灭他们。很明显，上帝的惩罚方式就是对巴比伦民族的处罚方式的翻版，因为“如此的确切的相似性不能仅仅归咎于偶然巧合。”虽然这些影响很远古，但此时它仍然保留在犹太民族的记忆中，也反映在这一时期的《希伯来圣经》中。犹太文化不仅在宗教方面深受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在其他方面特别是社会生活及社会习俗上同样深受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在建筑方面，犹太民族的建筑明显地受到了巴 比伦建筑文化的影响。如《以西结书》中写道：“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这明显的是巴比伦人的做法。巴比伦人在建筑过程中，总是习惯于把各区域、城池、房屋、城墙、运河等规划刻在泥柱上，再根据规划进行修建。关于这一点，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证明， 如“尼普尔城市规划”就是很好的证据。由于当时“巴比伦的砖瓦业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因此长期生活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在生活习俗方面，一方面，由于犹太民族生活在巴比伦，其日常生活中的节日及农业季节的推算都必须同当地居民相协调或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很多犹太人改信巴比伦宗教，其宗教节目的庆祝更离不开巴比伦的日历及节日的计算，因此，犹太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巴比伦的日历季节，“就连尼希米这样的民族主义者也和其他犹太人一样不断地使用。”犹太人在接受巴比伦日历季节的影响中，最明显的莫过于他们对巴比伦七天一周观念的采用，从而创立了自己民族区别于周边各民族的安息日。四在穆拉斯苏文献中，提到了70多个可以肯定的犹太人的名字，这之中至少有5个人的名字是以前文献中从未有过记载的“沙巴太”，有两个名字即阿该或哈该(即哈该)是在以色列很早的时候就废止不用而在后先知时代又变得很著名的名字。这两种名字都是为了纪念犹太人的两个节日：安息曰和七七节(或五旬节)。在古代习俗中，如果孩子出生在某些节日里会被看作是一种吉兆，父母们往往会抓住这一机会来显示孩子与节日之间的联系，以便 增加孩子未来的好运。因此，很多出生在“沙巴太” 这一天的孩子都叫Shabbetai，从而表现出父母对他们的祝福。“沙巴太”这一天正好是巴比伦一剧七天中的最后一天，而犹太人正是吸收了这一习俗而创 立了自己的安息日…。巴比伦文化对犹太人的影响还可以从这一时期犹太人的名字特征中反映出来，这也是巴比伦文化对犹太文化同化的外在表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为重建自己民族精神而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中，其两位领袖即设巴萨和所罗巴伯的名字就是地道的巴比伦名字…。《但以理书》提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 尼撒选了四个以色列人在王宫，其中伯提沙撒(即 但以理)和亚伯尼哥(即亚撒利雅)两人也明显是巴比伦名字。穆拉斯苏文献中提到很多犹太商人，他们的父亲是希伯来名字，而他们自己则是当时巴比伦通用的一些名字。现代犹太人几乎一致认为， 如果设巴萨与示拿萨是同一人的话，那么一定是设巴萨为了迎奉国王对月亮之神欣的崇拜而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示拿萨。由此可见，长期生活在巴 比伦的犹太民族，为了适应当地的生产和生活，他们深受巴比伦社会生活文化的影响。对犹太民族而言，巴比伦文化对犹太文化的深刻影响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外来文化的这种影响大大丰富了犹太文化宝库，为它带来了丰富的营养和新鲜血液，也为犹太文化的继续发展和传承提供了基础，因此，外族文化的影响对犹太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如果犹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任凭外族文化的侵蚀，那么，这些外来文化对犹太民族而言就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影响和交流融合了，而是一种文化的淹没和吞并了。这种淹没和吞并，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侵蚀和同化。这对犹太民族的危害后果是不言自明的：一方面，在政治上他们是隶属于波斯帝国的行省，没有自己的民族国家，没有自己的政治主权：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又被周边的强势文明淹没和同化。这样的民族实际上已经消失了自己的民族特征和民族符号，因此也就不能被称作真正的民族了。这样的例子在西亚历史上早就屡 见不鲜，对犹太民族而言，北方同胞“丢失的十支派”就是前车之鉴。残酷的环境对犹太民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是继续争取维系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和纽带而防止被外族同化，还是任凭外来文化的侵蚀而使自己消失在世界民族之林?历史事实证明，犹太民族选择了前者。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必须竭尽全力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对他们而言，“随着犹大国的毁灭，那种捍卫精神的战斗创造性也就大大削弱了。所有 精神力量现在都集中在为反对外来影响而保存民族本性上，集中在为抵挡各种异己倾向的侵入而扎紧自己国土篱笆的工作上，集中在整理所有价值以防任何取代上，以及集中在对宗教进行一种明确的、没有被歪曲的，即一种恒定合理的阐述上。”也就是说，如果要继续维系和保存犹太民族的存在，他们必须进行保存民族文化的抗争，这种抗争不是武力的，也不是由外来民族实施，它必须是自己民族的反思，是自己民族的自觉和自救。对犹太民族而言，如何才能保存自己民族的本性?怎样才能防止 民族价值被取代?什么才是恒定合理的阐述?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固守自己的民族精神内核——《托拉》(即《摩西五经》)。《托拉》的正典化定型也正是在犹太民族文化深受巴比伦文化深刻影响的时期。《托拉》的权威地位的确立是通过以斯拉改革完成的。《托拉》权威地位的确立，在犹太民族史上无论给予多么崇高的评价都不过分，甚至都不能完全体现出它的全部价值。在现代圣经学者看来，《托拉》开创了对犹太民族统治的新时期，“正是在此时，‘五经’接近了其最后的形式，成了以色列宗教无可争议的准则，而且此时，犹太教向成为圣经宗教，实际上是第一圣经宗教，迈出了其最重要的一步。”正因为如此，“塔木德中的犹太传统通常认为以斯拉确定的《希伯来圣经》各书是神圣的，因而也是‘正典的’。《托拉》要求犹太人民严格按照它的每一个字来规范自己的日常生活，彻底笃信自己的民族信仰和生活规则。更重要的是，它严格要求犹太民族遵守自己的宗教习俗和节日，特别是安息日——“摩西十诫” 中唯一提到的节日鲫。正是由于以斯拉开创的《托拉》 统治，使“他们(回归犹太人)变成了犹太人， 从此以后，“犹太人的显著标志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国籍，也不是其种族背景，甚至连定期参与圣殿的崇拜仪式也不是(圣殿崇拜对散居犹太人是不可能的)，而是遵守《托拉》。这是以色列历史的巨大分水岭，在以后的日子里，其前途是明确的。”由此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外来文化的侵蚀，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犹太民族进行文化抗争和保持自己民族文化与特征的自觉，而这种民族文化的自觉正是他们 能够保存自身民族特征，延续几千年不被外民族同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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