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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武汉，人们总会想起“九省通衢”，即武汉位居中心，四通八达。武汉区位条件优越，长江穿城而过，航道西联巴蜀，东接吴越，直通东海。武汉的西北方向通过汉江及其支流，可以和甘肃、陕西、河南联系起来。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水量充沛，为古时的运输大通道。在南侧，武汉又可以通过洞庭湖及湘江与湖南及岭南的广东、广西沟通。城市命运可谓因水而生。 武汉地处长江与汉江交汇处，地域划分为武昌、汉口与汉阳三镇，即世人所熟知的“武汉三镇”。自古以来，武汉便是水陆交通枢纽，商贾辐辏。特别是到了明末清初，汉口以商业大镇卓立华中，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天下四聚”，又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天下“四大名镇”，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时至今日，作为沿长江经济带的中心城市，武汉以其区位优势、教育资源、创新包容，迎来城市发展的又一个辉煌时期。 长江的千里碧水让武汉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融汇东西的黄金水道使武汉屹立于荆楚大地，大江与大城在这片土地上相互交融。同样因水而生，因交通而兴的蚌埠，在博物馆中收藏着一件与长江息息相关的文物，它讲述着长江的一段历史。 蚌埠市博物馆所藏这枚同治三年长江水师提督银印，为清代官印，始造于同治三年，即公元1864年。清自初创，直至咸丰年间，朝廷并无长江水师之建制，多以沿江各省绿营负责江面防务，互为藩篱。洪杨之乱，肆虐东南，曾国藩以其湘军挽清室于危亡，是为肱骨中兴之臣，其中湘军水师“尤能制贼死命”。故而论功行赏，清廷便以湘军水师为基础，设立长江水师。 同治三年长江水师提督银印 一、虎钮 作为清廷御制的封官之印，其官印等级自然体现在印钮的样式之上。挂印将军使用虎钮作为装饰，始于明代。到了清代，出于东北渔猎民族对于虎的崇拜，虎钮运用则更为广泛。朝廷内外爵位达公、侯、伯三等的皇亲国戚，一品、二品高级武官，及奉旨处理边政事务的封疆大臣，均为虎钮之印。长江水师提督官居武官从一品，其印钮以虎为饰，当属合制。 作为区分清代官职与品阶的高低，官印的钮式与朝服上的补子、官帽上的花翎，起着同样的作用。除了虎钮之外，自宋代以来，最高等级的帝王御宝均采用龙钮；清代嫔妃所用金印，以及和硕亲王宝印、亲王世子宝印和朝鲜国王之印均为龟钮；多罗郡王印的钮式，多采用麒麟形钮，而清廷对外藩所赐之印，如越南、暹罗等国，则为骆驼钮；非动物形的钮式，有云钮和直钮两种，前者为清廷册封喇嘛上层统治者所用，后者则是当时广大基层行政机构用印制式。 同治三年长江水师提督银印之虎钮 二、质地 自古以来，无论宫廷内部还是官僚系统，均等级森严。对于等级的体现，除了上述不同种类的动物装饰，器物本身质地的不同，也体现着所有者地位的高低贵贱，如汉代王侯墓中常见的金缕玉衣与银缕玉衣之别，同为玉衣，穿线质地的不同，体现着死者生前的地位之别。 蚌埠市博物馆所藏这件同治三年长江水师提督虎钮银印，其通体银质，大小约十厘米见方的官印，其重量达七斤半，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制印机构对该级别官印制作的重视。有清一代，银质官印主要用于清廷一品与二品要员之印，长江水师提督官至武官从一品，其以银为质地，符合清廷制度的规定。就武官而言，除提督之外，公、侯、伯、经略大臣、大将军、将军、都统及总兵等，亦以银为官印质地。 同治皇帝 等级的不同，必然导致官僚体系内部用印质地的差别。除了银质之外，最高等级的帝王御宝以玉为质地，间有金质与木质，当然此木质也并非普通木材，而是采用名贵的檀香木；较玉质印为次的是金印，多使用于太后、皇后、太子等的册封金印；至于多罗郡王印与暹罗、琉球等外藩国王赐印，为视区别，则采用镀金银印；清代众多的三至九品官员之印，则采取铜质官印，即区别于金银等贵金属，又易于保存；此外，如官府内的文职人员等未入流官的用印，则为普通木质，材料实用普遍，成本也较低。 三、印文 该枚同治三年长江水师提督银印印文为“江南长江水师提督之印”，以示官职，用满汉两种文字刻于印面，满文居左，汉文居右。清代为满族统治王朝，满人为统治阶级，而汉人则是国家人口的主体，此外满族与蒙古族相互联姻，以示满蒙一体。故而有清一代很多官方文字，多用满、蒙、汉三语或两语相间，如官印印文、圣旨及故宫中的宫殿悬挂的匾额均为如此。 同治三年长江水师提督银印之印文 “江南长江水师提督之印”这十个字与其满语译文，笔画首尾两头锋利，呈柳叶状，可知其为清时官印印文篆体常用的“柳叶篆”，其他篆体式样还有玉箸篆、钟鼎篆、悬钟篆等种类。 除此之外，印背用汉、满两文阴刻，汉文楷书“江南长江水师提督之印礼部造”，表明该印的御制机构为礼部。清代官僚的任命与考核是通过六部之中的吏部完成的，而礼部则设有铸印局，掌管皇室与官僚体系印章制作事宜，印章中所体现的尊卑有序规矩及设计亦为礼部所厘定。印左侧汉文阴刻“同字九号”，为该印制印编号，官印通常左侧款为其编号，以当朝皇帝年号首字顺序而编；右侧汉文银刻“同治三年九月×日”，明确了该印铸造年份为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九月，具有无可争议的具体纪年，为当代史家研究清末长江水提督的设立和发展提供了文物支持。
同治三年长江水师提督银印（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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