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人们不能以斯密自己对这些“例外”的讨论为由，来怀疑他是否坚信，从长远来看，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能最好地确保最普遍的繁荣和公正。❦文：唐纳德·布德罗（Donald J. Boudreaux） 译 禅心云起  如果你希望为一项政策提案赢得更多支持，把听众注意力吸引到那些著名的、受人尊敬的历史人物身上，是很管用的，如果他们还健在，他们几乎肯定会和你一起支持这个立场。例如，如果你正在推动保护性关税政策，作为促进国内经济的一种手段，那么你大可借着提醒人们，在过去支持这种关税的名人当中，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亨利·克莱和亚伯拉罕·林肯，以此增强自己的理由。 但如果，你能找到一位著名的、受人尊敬的历史人物，他虽然持有和你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观点，并以此闻名，但却有据可查地，和你一样支持争议中某项具体的政策建议，那么你就会得到更有力的支持。 正是居于这个原因，反对更开放移民政策的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引用米尔顿·弗里德曼（据称）的观点，即对于一个福利国家来说，这种移民政策是不可取的。如果连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个因极大怀疑政府给和平（自愿）活动施加限制的行为而著称的名人——都支持这样一种政府限制，那么这种限制的理由必定特别强劲，那些继续反对这一限制的人士，必定是过分固执和愚昧死忠的。 本着这种精神，今天那些反对单边自贸政策的人士经常声称，他们的盟友不是别人，正是亚当·斯密本人——作为一般意义上自由市场、具体意义上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享有着当之无愧的声誉，如果连斯密事实上都给他的自由贸易辩护理由谋求例外，那么今天的保护主义支持者，就必定有了一个近乎不容置疑的理由，给实施保护性关税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国际商业安排的宽泛政府裁量以强大支持。 亚当·斯密确实认为，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政府应该扮演一个必要的角色。同样，斯密也确实承认单边自由贸易政策存在若干例外。然而，这些平淡无奇的事实，并没有开始支持这样的结论，即斯密过去会——或者如果活到今天就将会——同情保护主义者的吁请。 正如我（和其他许多人）对斯密的解读，尽管他承认可能出现某些情况，给自由贸易政策的少数有限例外带来了合理性，但他的假设显然是，单边自由贸易政策应该成为默认的立场，在实践中偏离这一政策的任何理由，必须满足高度说服力的标准。 亚当·斯密的例外… 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颠峰之作《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通称《国富论》）分为五卷。整部作品的最强音出现在第四卷，名为“政治经济体系”。正是在《国富论》的这一部分中，斯密最充分地阐述了单边自由贸易的政策。 斯密支持自由贸易的部分理由是，他解释了不受阻碍的跨政治边界贸易，是如何为任何一国的广大民众服务的，只要该国政府坚持自由贸易政策，而不管他国政府奉行什么样的贸易政策。他的另一部分理由，是揭示了斯密所称的“重商制度”和我们今天所称重商主义的核心谬误。 斯密列出了重商主义者为保护主义提出的主要论点，不过分地说，从智识上逐个彻底粉碎了这些论点。1780年10月，斯密致信给安德里亚斯·霍尔特，称他1776年的著作，是对英国贸易政策重商主义基础的“非常猛烈的攻击”。 任何一个不存偏见的人，只要完整读完了《国富论》，甚至仅仅是第四卷，都不会怀疑斯密对于单边自由贸易政策的热忱支持。 但也有例外——典型解读中有四个——斯密提到过。按照斯密处理它们的顺序，这些例外中的保护性关税，是出于以下目的：1）国家安全；2）确保本国政府对进口商品征的税，不低于本国政府对那些与之竞争的国产商品和服务征的税；3）向外国政府施压，要求其降低关税；4）确保受保护行业的劳动者不会突然而意外地受到失业冲击，从而需要寻找新的工作。 如何看待这些例外？没多少重要，真的。 …很明显是有限的。 第一个例外——国家安全——根本不是什么经济例外。的确，保护性关税在有限情况下对于维持军事准备也许是可取的。但斯密明确表示，这种保护是有代价的。防范外国入侵的安全保障无疑是重要的，但为了促进这种安全而采取的保护主义，“不利于对外贸易或由此产生的富裕”。（许多贸易保护措施实际上损害了国家安全，比如对进口钢铁征收关税，而更贵的钢材原料，显然打击到了下游的军工工业。） 第二个例外——均衡税收——也不是真正的例外。自由贸易政策，是指货物和服务无论在哪里生产，本国政府对其销售和购买都一视同仁。斯密认为，本国政府对某些特定商品的国内生产征税，而对于那些与国产商品竞争的进口商品销售减免税，会给进口商品带来人为的并因此扭曲经济的优势。（更好的解决方法是给特定商品的国内生产也减免税。） 第三个例外——在国内使用现在被称为“报复性关税”的手段，以期在国外降低关税——确实是一个真正的例外。但斯密一提到这个例外和它可能带来的好处，就对它是否明智产生了怀疑。他把典型的政府官员，在实践中决定报复性关税是否能充分发挥预期作用的那些人，称作“阴险狡诈的动物”。对于这样一种人，很难放心地把阻碍贸易的权力托付给他。斯密还认为，有必要明确指出，首当其冲，承受报复性关税实际代价的本国公民，几乎不可能是从外国政府由此降低的关税中受益的同一批本国公民。 第四个例外，是让受保护行业的工人避免受到突然的、意想不到的经济冲击。和前两个“例外”一样，这并不是真正的例外。这样的关税不仅不能促进工业和经济增长，还应该降低直到最终消除。由于担心过度迅猛的贸易自由化可能会对受保护行业的劳动者造成不适当的伤害，斯密愿意容忍某些关税的暂时延续，但他要求不断地下调这些关税的税率。斯密认为政府逐步降低现有关税，对于劳动者来说是个事关公正的问题，虽然会有不利影响——斯密很清楚，这些关税一开始就不该征收。 在这一切所谓“例外”当中，人们也许同意斯密，或者不同意。但是，人们不能以斯密自己对这些“例外”的讨论为由，来怀疑他是否坚信，从长远来看，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能最好地确保最普遍的繁荣和公正。 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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