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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华新 2017年我从北京昌平回归家乡，那是四年前，一个春色明媚的黄昏，当我于县城坐车回家乡绥宁黄土矿，  行经关峡，武阳、唐家坊的水泥大道时，不经意间回眸一瞥，那晚霞映照下的城镇街道竟让我心头一震：啊，这就是那个曾经土里土气、灰眉糊眼、死气沉沉的故乡小乡村吗？天际线那边，丛生的高楼在彩云的背景上显示着俊美的剪影，步态悠闲的人们在街道上散步，辽阔田野、青山、绿水交织相映，这情景看上去如同海市蜃楼。于是我自问：从前那条青苔拖曳、木栅朽烂、坑坑洼洼的那条黄泥土路呢？从前那公路两旁屋檐长着青苔的木矮屋呢？从前那些垂着沉沉头颅，艰难爬坡的拉水拉沙的地排车呢？都没了，就连零星儿残迹都没有留下！往昔一如梦幻，只给五十岁以上的人留下荒凉的记忆。当时我的感觉就像突然发现邻居家小女孩出挑成一位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一样，惊诧也欣喜。尽管我是个对世事多有挑剔的人，此时也得承认，这里——我的家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并非完全出于偏爱，事实就是如此。多年前一位朋友告诉我，当他站在深圳罗湖的天桥上回看深圳城区时，  那情景让他禁不住惊叹人类竟能创造出如此壮美的风景。没想到，我在回家乡的路上发现了类似的微型拷贝。不论你是否喜欢家乡的全部，不论你是个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必须承认：家乡这外表的变化巨大令人惊异。 一个问题油然而生：黄土矿不是今天才有的，黄土矿人的生理基因一如亘古，黄土矿的土地还是西南夷人曾经耕耘过的黑土黄土，  岳溪河还是那条河，千年来兴衰轮回却步履蹒跚，为什么在“这一个”三十年里会发生如此惊人的变化？这巨大的财富不是云山雾罩的杜撰，而是有目共睹的存在！谁都有理由追问：是什么让千年以来的黄土矿裹足不前，又是什么让这个三十年焕然一新？今天的黄土矿人并没有多出一个脑袋两只胳膊，岳溪河的黄沙也不曾一夜之间变成了金子，那么今天的财富是如何积累起来的？今日的辉煌何以来之？ 于是，我想写一篇文章或一本书探讨这个变化，就像一个好奇的孩子要弄清蝉虫是如何变成知了的。但问题随即而来，我不是学者，无法用数字和概念完成严谨的学术论证，我只能从田野调查、感性印象、个别故事、人物命运去记述身边那些斑驳陆离的见闻。我也没有纵览全国的能力，只能从一个“麻雀”的解剖中寻找古老难题的地区性解法。同时我也深知自己是个游子，也是个局外人，很多事非我亲历亲为，我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记述客观现实。家乡是一种无法推辞的禀赋，如同宿命。对我来说，这既是一次精神的回归，也是一次文学的冒险。 经过较长时间的调查，我把一些当事人的口述陆续整理出来，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是一个沉重而平俗的话题。我之所以不以俗为羞，是因为执政是一门关系到每个人切实利益的科学。历史的经验是一把实用而神秘的钥匙，它能够打开房门和百宝箱，也能将我们锁在密不透风的屋子里憋死。然而，当我完成《家乡变迁》散文的编写后，立即发现这里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这些对宏观政策的表述虽然都是确曾发生的实践，但其所描述的成就和民间社会的实际并不完全吻合，有些问题没有涉及，有些弊端付诸阙如，有些危险逼人视听，而这些都是不能回避的。于是我警告自己：你不能把一个片面的乡村拿给读者，弄不好就是欺骗，就是阿谀。乡村依然落后，那里还有很多无奈和哀伤，无助的农民还在煎熬着艰难的日子，甚至没有安全感。即便从文化角度讲，乡村也是破碎的。在历史大变动的今天，农民并没有得到全面的享福，他们曾经被漠视，至今也还不是宠儿。幸好，我的乡村生活并非全是耳闻，还有亲眼目睹的现实，许多活生生的故事为我的文字做着坚实的根据。乡亲们的衣食住行，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进项开销，成为我这次写作的支柱。过去四年里，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乡下最普通的房舍里度过的，这让我联系上了健在的旧友，也结识了许多新的草根朋友，在那些“把酒话桑麻”的聊天中，  我领会到他们的痛楚，那里还有不能忽视的贫穷和艰辛，甚至还有残忍和不义。我把芸芸众生的生活境况如实地记录下来，它们都是客观存在，所有的记述都依据了事实，公正地说，正是因为执政者在过去三十年中坚持了繁荣经济、改善民生、建设社会的理念，才有了今天的温饱和不甚平衡的富足。向使没有前者，乡村也许还在旧日的痛苦中挣扎；单靠自然经济的兴发，今日的乡村也许还在幽暗的荒径上踽踽而行。同样，如果无视后者的现实存在，就不可能发现曾经的瑕疵，也不可能在下一步变革中矫正脚步。美好与悲伤同在，眼下的弊端正是未来的着力处。视角不同，风景不同，各自都有不可超越的局限，就好比站在高处的人看见了阳光摇曳的树冠，在树下则是斑驳陆离的阴影婆娑。 2015年6月9日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4名儿童服农药中毒死亡的事件，经国内各大媒体深度报道后，持续在国内发酵并引起当局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李克强总理得知事件发生后，“十分关切并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对各地加强督促，把工作做实、做细，强调临时救助制度不能流于形式。对不作为、假落实的要严厉整改问责，悲剧不能一再发生。”对照以往国内类似事件的处理模式，如不出意外，毕节将会有一批基层官员被问责。只要稍微了解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环境的人，也许就会为那一批即将被问责的毕节基层官员喊冤或打抱不平。七星关区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事后不无“委屈”地指出：“七星关外出打工人口众多，留守孩子确是个问题，但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茨竹村4名儿童服农药中毒死亡的事件，在今天的中国农村，绝非孤例和个别事件。只不过一家人4名儿童集体服毒死亡和三年前5名孩子垃圾箱内烤火致死事件，因都发生于毕节显得格外刺眼。其实，今天的毕节茨竹村，何尝不是当下中国广大农村的一个缩影？仔细阅读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你会发现，茨竹村其实很真切，它就在你的不远处，就在你的身边，甚至，就在你的生活圈。是的，在有8亿农民的中国，一部分中国人就算没有真切的农村生活体验，大概也有深刻的农村生活记忆或历史叙述。因此，有太多的人读到毕节茨竹村的事件报道会深深震撼，人们在悲痛惋惜的时候会禁不住沉默不语，会双眼迷茫，会陷入无法自拔的沉思，会禁不住由人及己展开丰富而可怕的联想：我那放在老家的留守儿童如今如何……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推行的改革开放，迅速释放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短短30年间，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经济的第二大经济体，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增强了国家和民族的自信心。这一场伟大而深刻的变革，也深深激荡着传统的农耕社会。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圈工业的兴起，使得大部分的农村青壮劳动力洗脚上田离开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背井离乡进城汇集成全世界数量最庞大的农民工。一座又一座小洋房不断在农村的大地上拔地而起。这些设计和装修模仿城市建筑的入时小洋房，  以其华丽的姿态，似乎昭示着农村经济已然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喜人成就。与小洋房创造的农村经济繁荣假象相映衬的是，随着大部分农村青壮劳动力进城打工，尽管国家实施了农耕激励补助政策，但大片大片的田地还是长满杂草被抛荒。  此之外，农村养老话题也纳归正题，消除农村老人与城市老人社会性民生福利的差距，也是农村现况的实际问题。农村老人与城市老人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众所周知，人到了60岁就算是进入了老年期，身体状况，一般都在走下坡路。体力也逐渐的下降了。在城市中对于60岁以上的老人国家就给他们办了退休。不让他们再工作了，虽然不工作了，但是没有还可以拿到几千元的退休金。过着无忧无虑的老年生活。可以在家颐养天年了。可是农村的老人就不这么幸运了。别说是到60岁就是到80岁。只要你能走得动路就要下地干活，  农村老人也可以说是活到老干到老。直到是卧床不起，才算是彻底退休。为什么农民这么老了还要干活呢。难道真的是他们热爱劳动吗？他们并不是说热爱劳动，而是不干不行。因为农村老人没有退休金。他们要生活就要自己干活挣钱。城里人到退休年龄国家每月都要发给他们数目不小的养老金。足够他们养老他们就没有必要再干活了。可是，农民每个月只有几十元的基础养老金。别说办事，连吃油盐钱都不得够。还有电费水费，医药费，别说用这钱养老了。  虽说有子女赡养，可是现在年轻人的经济负担也不小。他们自己要养孩子，还要维持日常生活，如果再拿出一部分钱来赡养父母，那他们的生活压力也是相当大的。特别是现在农村的独生子女家庭有很多。养老负担非常重，农村老人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就算是体力不支，也要坚持着下地干活。因为现在物价上涨非常快。柴米油盐也不便宜，再加上平时的医疗费用。一家人每月的花销也不少的。虽说他们上了年纪，可是他们没有退休金，如果再不下地干活的话，他们就没有了收入。没有收入，就很难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所以说，农村老人活到老干到老，那也是生活所迫。现在大部分的农民都希望国家能出台一些对于农村老人养老的好政策。最好是也给农村老人发放退休金。让他们也像城市的老人一样过上无忧无虑的老年生活。让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也有一个保障。毕竟他们也是为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的。  他们以前也是每年都要交农业税、交公粮，给城市供应物资的，也属于是纳税人，农民也是国家建设的功臣。也应该享受国家改革发展成果，也应该享受国家的养老政策。 本文故将正负面两部分内容分别存放，而是像苗木间作一样相互穿插，这不是为了增加阅读的跳跃感，而是基于内容的需要：同时阅读二者，才能看出一个地区的发展脉络，也才能了解草根生活的现状。本文的语言风格很不统一，有的地方像论文，有的章节像散文，其中的人物故事则像短篇小说。 我得声明：所有这些见闻与述评都只是一个局外人的体验。我既是这里人，但必境于深圳、北京生活过二十三年之久；我现置身其中，也很难深入其内。即使最深切的悲悯，也不足以理解那老弱病残，病痛交加的当事人于万一，即使最完整的总结也难免挂一漏万。这里有尴尬和无奈，也有忌讳和躲闪，还有宿命般的爱，这就我的家乡。 2020年3月写于黄土矿街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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