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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元月，杨澜采访王世襄时问道：当您精心收藏多年的家具被运走时，您当时的什么样心情？ 王世襄老人笑着说道：“对文物的占有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对它们的研究和欣赏。这些东西，由我得之，最终又由我遣之。岂不就是一个最圆满的结束？” 王世襄，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 1914年5月25日出生于北京一个官宦之家。他的父亲早年留学法国，曾任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后来成为一名外交官，母亲是在英国留学归来的一位画家，著名的《金鱼百影图》就是出自王世襄母亲之手。 生活在书香门第家庭的王世襄拥有着十分优越的教育环境，他每天上午接受完西式教育下午接受传统儒学教育。这样“中西结合”的教育待遇，为他一辈子的学术修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王世襄在小的时候却不是让人省心的孩子，与品学皆优的哥哥不同，他喜欢的却是学堂外面那广阔的田园。 哥哥王世荣比王世襄大两岁，在十岁之时便不幸早夭。哥哥夭折后母亲便把全部的爱都放在王世襄身上，她也开始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更加注重培养孩子的身体。 王世襄兄弟与父亲 宽松的家庭氛围让王世襄玩得更疯，稍大些时便和京城的几位公子哥一块养养鸽子、斗斗蛐蛐，后来更是熬鹰养犬，经常邀几个好友一起呼鹰唤狗去野外捕猎撒欢。 如此多姿多彩的业余生活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学习时间，以至于他在学校时曾因主课不及格而差点被学校开除。好在老师们看他的国学成绩极好，便帮他争取了一个转系的机会。自幼饱读诗书的王世襄便从医学系转到了文学院国文系。凭着过人的天赋与之前的积累，王世襄很轻松拿到了燕京大学的毕业证。毕业之后，他更是顺利考进了燕京大学的文学研究院，研究中国画论。 但就在这一年，最疼爱他的母亲猝然离世。 人往往在失去时才觉得拥有的可贵。 母亲的去世让这个半大少年瞬间长大，他幡然醒悟，母亲的纵容不是支持他的不务正业，只是希望他能拥有一个健壮的体魄，更希望凡事他能学会思考、判断。而这一切的背后的压力都扛在母亲那单薄的双肩上。 他决心不能再这样虚度光阴，他不想成为一个一事无成的纨绔子弟。 “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鞲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 母亲的丧事结束之后，他将自己所养的鸽子、老鹰、蟋蟀、猎犬等等都送给了他人。 上课读书，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大转变。 重回学校的他开始潜心学术，将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定为中国画。一册硕士毕业论文《中国画论研究》，他一写就是五年。 《中国画论研究》是他写的最早也是最难的一本书。他一辈子一直在想着将这个选题完善写好，奈何一直到晚年校对文稿操劳过度导致一目失明也没能改到满意。感觉此生已无力完成这本书，又不舍让它埋没，便在书的首页上写下“世襄未定稿”五字。 1945年，是王世襄最为幸运的一年。 在这年他与学妹袁荃猷喜结良缘。在婚后漫长的岁月里，不论王世襄身处顺境还是逆境，知书达理的袁荃猷始终陪伴他的左右，相互扶持着走过或甜蜜或艰苦的一生。 婚后不久王世襄被任命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那是他长大之后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夫妻和睦，家庭美满，又在自己最喜欢的领域做着自己最喜欢的工作。 不久后随着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成立了“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经马衡、梁思成的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到北平寻找因为战乱而损失的文物。 盛世古董，乱世黄金。 许多日本和德国的文物贩子都趁着国内战乱，贱买文物然后伺机盗运出境。 通过多方打听，王世襄得知了有个叫杨宁史的德国人购买了众多青铜器且尚未运走。 王世襄不忍坐视国宝流落海外，多次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明察暗访。几经波折之后，最终顺利地收回了杨宁史贱买的240件青铜器，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 青铜器的收回极大鼓舞了王世襄，他告别了妻子踏上东渡日本的轮船，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追索被掠国宝。 追回国宝的工作并不顺利，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最终王世襄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把存放在东京中央图书馆的107箱善本书及2000多件珍贵文物运回国内。在这些藏书有从莫高窟盗出的唐代经卷，也有《永乐大典》等珍稀古本。 王世襄万万没想到如此大的功绩却在数年后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由于经手的文物太多，有心人却认为他“不可能不贪污”，在这样莫须有的罪名之下，他接受了长达十个月的拘禁调查。由于找不到相关证据，十个月后他被宣布无罪释放。 重获自由后的笑容还未绽开的王世襄却接到一封解聘书——他被故宫博物院开除了。 失去了视为第二生命的文物工作，王世襄却没有放弃收藏文物的爱好。从此以后故宫少了一个研究文物的专家，街上多了一个踩着单车走街串巷专门收购一些别人不感兴趣的漆器、竹刻、铜器，还有那些破旧家具的老人。 最让他得意的要数那张“天下第一紫檀案”，是明末清初宋国仲祠堂里的珍品。当时有人告诉他，宣武门卖旧货的那儿出了一张案子，没有人买。王世襄到那儿一看，这么大的紫檀案子，太难得了！他当即花80块钱买下来，兴奋得直呼：“捡了个大便宜！” 由于年代久远，收回来的很多家具早已破败，他就拜京城里的老木匠为师，跟木匠师傅一件件把它们修复好，还原成一张张无比雅致的桌椅床柜。 王世襄（左）和祖连鹏 随着修缮古家具的不断增多，王世襄对它们的理解也不断加深，后来他撰文编著了《明清家具鉴赏》、《明清家具研究》及《明式家具萃珍》三本大作，精于素描的妻子为他绘制精准的配图。 他的明式家具研究与郭沫若的青铜器研究、沈从文的中国服饰研究并称为当时收藏文化界的“三大圣经”。 这三本书后来被译成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出版，受到海内外的热烈欢迎，也因此刮起了一股明清家具收藏热。 他收藏的一件明朝柜子在2015年保利拍卖会上，创造了历史以1725万元成交。 因为对这些老北京玩意的研究，王世襄先生也得了一个“京城第一大玩家”的称谓。 连马未都提起王世襄时都毕恭毕敬：“王世襄老先生是真大家，我们只学了个皮毛”。 与王世襄有着70年交情的罗哲文说： “王世襄并不是人们想象中提笼架鸟、悠哉游哉的八旗子弟，而是把所玩之物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这是王世襄和其他普通玩家的最大区别。” 平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太久，不久后一场文化浩劫便来临了。为了保护文物，他听从妻子的建议，主动请求文物局的人前来“抄家”，最终这批珍贵家具、藏品被没收，但万幸得以保全。 文物虽躲过了一劫，但人没有。1969年，已经55岁的王世襄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 从一个贵族少爷，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可是他依然不减快乐的心情。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在王世襄这里只有一种心境，那就是快乐。正是：“世上，没有不快乐的人，只有不肯让自己快乐的心。” 在浩劫中，像老舍先生，陈梦家先生等名士都因不堪受辱，而自杀身亡。但王世襄却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的心态。 王世襄却并没有因为逆境和苦难而丧失了斗志，即使终日被困在乡野之中，王世襄依旧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梦想。于是，他开始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进行着自己的工作。 在劳动改造期间，王世襄著成了《雕刻集影》《画学汇编》等多部著作。 回到北京后，王世襄又开始了自己走街串巷的生活，看着留给自己的那间小房子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家具堆满，他感到无比的欣慰的同时也时常愧疚。因为这间漏雨的小房子已经不能很好地保护这些文物，若这些文物被风雨所毁，那自己也是历史的罪人了。 香港商人庄贵仑听闻此事后，便上门找到了他。提出想把他的藏品收购后捐给刚建成的上海博物馆家具馆作为功德以便纪念父辈。 王世襄开出的条件只有一个：这《明式家具图录》上的79件家具，要一件不留地捐献给上海博物馆。而自己只要够在北京城买得起一套公寓钱就可以。 就这样，王世襄花费40年搜集的79件明式家具全部以当时行价的十分之一，转交到了上海博物馆家具馆中。 看着倾尽自己毕生心血收藏的家具，一件件搬出了自己的小院，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失落。但王世襄也知道这是这些藏品最好的归宿。 “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过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想永久保存，连皇帝都办不到，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 2003年，陪伴了王世襄60载的妻子逝世。王世襄写了14首《告荃猷》，字字泣血： “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我怨，我痛无时已。” 2009年11月28日，这位被故宫开除、自学成才的文博大家，这位穷其一生玩得专心致志、玩得痴迷不悟、玩得忘乎所以的老人，尽兴而去，享年95岁。 闻听噩耗的香港作家董桥连连摇头，“这样的老人，以后没有啦，没有啦”。 王世襄老人的远去，带走了旧日京华的又一抹亮色，带走了一种飘逸典雅的、充满文化趣味的生活。 王世襄的很多老友感叹， “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驾鹤西去，京城空余鸽哨声。” 世间好玩的人多，会玩的人少，最难得的就是像王世襄这般“玩物成家“。正如他本人所言：“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乐。倘得来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乐而言？”实乃大智。 少有所好，老有所用，用有所成。有人说王世襄“玩”出了前无古人之论，后无来者可承的“世纪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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