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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冰河期与鼠疫,瘟疫的科学理论被确立。吴有性:中药可治病

2020-03-12  牧家图书馆
据古代地质学上的记载,地球在十六世纪末和整个十七世纪爆发了一个小冰河期,这段时间,恰好与明朝灭亡,清朝崛起的时间有所吻合。而在事实上,明末万历和崇祯,的的确确也因为小冰河期爆发后极度异常的气候与自然灾害引发了巨大的农业损失以及一系列并发事件,例如在万历年爆发三次,到了崇祯年达到顶峰的“民间瘟疫事件”。
古代政府和民众医学对付瘟疫的手段并没有如今这么多,也没有现代的科学意识和手段,以至于每到大型瘟疫爆发,往往都是贫民窟里尸横遍野,或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逃亡道路上,变成炼狱人间。明末的瘟疫事件,达到极致的表现,就是在崇祯六年—崇祯十三年起的“明末鼠疫”。
据明末清初的《大名府部纪事》中对崇祯一十四年的大名府地区情况的记载:“大旱,飞蝗食麦,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瘟疫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因为天气的反常,因此地方气候非常干燥,小冰河期期间的大陆气候,偏无雨,农物枯竭,人和动物都难以生存,而这个时候,还并没有到冰河期最冷的时节!
爆发鼠疫的“根源和阶段性演变”
明末的鼠疫,其实是一个长期的事件。早在万历八年的时候,小冰河期出现征兆,自第三次冰河期结束后,到了十六世纪,农民和国家也几乎没有办法抵御这次气候变化,于是万历年间,才出现了三次局部地区的瘟疫传播现象,这时候的瘟疫,病毒源头或许还不是其他的生物,而是人被饿死后,没有处理好遗体所导致病变传染。
第一阶段:万历八年(1580年)
其中山西大同的太原府(保德州、太谷县等几个地方),情况最为严重,人传人,号称:“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
因此,最早的疫情暴发地点就位于北方的山西省。因为山西的位置十分独特,北接内蒙,西接干燥的陕北地区,气候变化下,完全依赖农业生产的百姓就无路可退,以至于出现这样的惨状。
可是万历八年爆发的这场瘟疫,也仅仅是局部的,没有全面化,因此,除了难以追溯的地方县志,全面史料上,就没有具体记载,等到万历晚期,北方疫区无人可再亡,就此冷静下来了。
第二阶段:崇祯六年(1633年)
直到灾难再起是崇祯六年。根据《崇祯实录》第六卷的记载,文末写的就是一句话:“是年,陕西、山西大饥”。围绕辅助记载并不多,但是,正是崇祯六年年末的陕西与山西饥荒,勾动了这场鼠疫的迅速发展。
后来到了现代,有许多史学家对明末这几场陆续的瘟疫,都有着关联性极强的自然变迁看法。据《鼠疫:战争与和平》中的讨论,认为当时的疫情最主要就是因为“气候变化导致地农作物枯萎,人与动物,特别是老鼠都无食可吃,于是便自相残杀,直到人开始吃了带有“杆菌”的死亡老鼠”。
崇祯六年爆发的这场饥荒所导致的瘟疫,也是极为可怕的,影响力极大,虽然《崇祯实录》和《明史》都没有太过精确的记载,但在八年后所产生的全面性事件来看,这个疫情并没有得到控制,而且还发生极大化的逸散。
第三阶段:崇祯一十四年(1641年)
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四年这八年的时间里,其实鼠疫一直都存在,虽说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是随着当时农经起义军的扩散,也随之扩散,于是崇祯十四年,鼠疫传播到了北京直隶,河北顺德府、河北河间府,这才有了具体的记载。
《滑县志》记载的崇祯十四年:
“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时斗米一千七百文,草木树皮无有存者,人食菜子,苟活旦夕,骨肉相食,遍野榛莽,有数村不见一人者”
因此,从史料上看,根本原因,还是基于气候大变的旱灾,因此引发一系列的灾害。“人死之五六,岁大凶”,“骨肉相食”都可以看出来,一个前因后果的演变。人饿了,吃老鼠,然后人再吃人。
这其中反映的一个本质就是,极度缺乏常识的卫生观念以及非常恶劣的地域情况,双重作用下,形成了一场不可抑制的瘟疫。这场瘟疫主要针对的的人体器官,极有可能是“胃部”与肠道部分。
“老鼠亡明”之说
《鼠疫:战争与和平》中的主要观点,就是说明了,民间农业基础力量所导致的崇祯政府的崩溃,因此才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部队,四处征战,而老鼠和人呢,也同样在内蒙的南部,山西中部,陕西北部向全国各地移动,连年的战争,加快了瘟疫的传播,所以在崇祯十四年之后的时光,正式进入“瘟疫”的高度爆发期,势头难以遏制,让人对人间产生极度的恐惧心理。
主编《鼠疫:战争与和平》的曹树基教授,同时也还参与了《中国人口史》的部分填充和记载工作,那么根据《中国人口史》的记载,到了李自成打到了北京之后,当时本为1.9亿人口的中国,竟然锐减到了1.6亿—1.7亿之间,可见瘟疫的杀伤力极为可怕。
明末鼠疫的地方现象:
大名府《大名府部纪事(三)》:
“十一月大荒,斗粟价至一千四百文,瘟疫传染,人死八九”
广平府《广平府志》:
“大饥疫,人相食”
顺德府《顺德府志》:
“连岁荒旱,人饥,瘟疫盛行,死者无数”
这些仅是主要地区,而实际上,当时的河北、河南、南方几大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瘟疫记载,规模盛大,直到李自成进京城的时候,《明史》曾有记载,李自成看到的是一片人间炼狱,其实那种民间本质,就是瘟疫所导致的现象余波,因此,老鼠亡明,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的确确是有一定的理论支撑,也算是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崇祯十六年,《崇祯实录》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
医学救治阶段:主要人物(吴有性)
虽说古代对于瘟疫的科学意识很差,但是也并非两万万人口的大地,就没有能够抑制病情的医学人物存在。
在崇祯十五年的时候,南方的医学家吴有性,正式提出了“疠气”致病一说。
这个说法的本质就是:空气传播。
当时古代人们对于瘟疫的看法大多都是“天罚”或者“人遗之患”,也即是说,不是觉得是神的惩罚,就觉得是人的遗体所导致的病变,主要观点,本质还是玄学。
吴有性著有《瘟疫论》一书,明末崇祯年间的瘟疫肆虐,在某种程度上,为吴有性提供了巨大的现实观察和临床案例的提供。他从江苏走到北方,去过山东和北京,山西和草原,数年时间下来,不仅反映了局部地区的灾情,同时也加快了医学研究的速度。
理性思维成果:“异气说”
吴有性在明末的这场瘟疫中,实际上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他认为“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这个中的意思就是,证明了有一种不属于“天地正气”的气体存在,用如今的话说,那就是带着杆菌的空气。
因此,有了吴有性理性分析的一个致病和扩散根源,他其次就对病毒进入人体,也做出了一个“猜想模型”到后来,才又深化到“证明阶段”。
他把病毒的残留称之为“原膜”,用现如今的科学来解释,那就是停留在人体的黏膜部位,既不深入,也很顽固。那么如今回顾,当时明末的疫情,实则早期还算是存在极大可控性的,只是当时格局的混乱,科学知识的匮乏,才导致了如此错乱的现象。
治患药物:达原饮
随着系统理论的提出,吴有性也同样把医学工作下沉到了实用印证上。
当时没有先进的西医,即便是细胞学说,在吴有性的眼中看来,也只能是“形而上学”的一种思维感觉,并不能具体化,说出空气中有物质。因此,他的主要方式还是在于“适当隔离,中药治理”的方面下功夫。
达原饮是被记载在《瘟疫论》上一种极为广泛有效的治患草药配方。根据同书对达原饮的记载:“三味协力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以后四味,不过调和之品”
达原饮主要由槟榔、甘草、黄芩等七味草药组成,本质的获得方式,十分简单。而且吴有性的药方也很明确,是“速离膜原”,这也说明了,医学治愈的精确直达性被高度重视,一打一个准,并不像以往中医,分体而治,还分时而治,全面调理的速度极慢,并不适合爆发周期和致亡周期极短的“瘟疫”,所以说,吴有性的整体理论和实践,十分难得的,是苦难人间里的,一个崭新希望!
明末鼠疫的尾声
明末的鼠疫,崇祯十四年的全面扩散开始,一直持续到崇祯十六年,达到顶峰。当时的地方志和言论如山倒,一下子都把真实的情况叙述出来,大多数的人口死亡描述是“死者十有八九”,也就意味着,许多府、县的中心人口区域,死亡率达到了80%—90%。
虽说吴有性的“达原饮”是开辟了“瘟疫理论”的大成治患药品。但是也仅仅只是在他的身边一定范围进行传播,细说起来,药方的局限性,根源有三:
(1):社会基层秩序的崩溃,导致人零散化,越来越多的人在逃亡或南下的路上死去,难以被普及到药方和治愈方法。
(2):农民起义军纷乱,时维乱世,死伤不断,社会机器溃败,官方传播通道也同样被击毁。
(3):物资稀缺,七味药材也不能大批量生产药物,因此,决定性的灾难就阻塞在药物的拥有量上。
因此客观地说,吴有性的理论和方法,也仅仅是起到一小部分作用,虽然从本质上,不能否认他的有效性和根本性,但由于社会阶段和性质的特殊,当时也仅只是看着大部分的病人死去而已了。
崇祯一十五年(直隶)《甲申朝事小计》:
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
崇祯一十六年(直隶):
“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据《定思小计》记载,在崇祯十五年的时候,瘟疫的症状第一次被清晰地描述出来:“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
因为当时鼠疫的病状是人体身上无缘无故生出肉粒,于是这场瘟疫被称为“疙瘩瘟”。到了后来春天,病情加剧,又变成了“呕血病”,半日可以致亡,直到后来李自成占领北京,清军入关的时候,人民百姓死得不能再死了,于是,这场病情才算是慢慢消失了!
据《中国人口史》记载,从万历年初的明朝将近两亿的人口,到了清朝皇太极期间,经过鼠疫、满汉之战,以及藩王割据大战,后来可以调查的人口也仅仅在1.3亿左右,而其中,鼠疫,就是致亡人民的根本灾害。
因此,说明朝灭亡于鼠疫,这是不为过的。
结语:
明末鼠疫,是一场综合性质的灾难。先是大环境的变迁,再者引发民间的动乱,东北女真的入侵,如此多性质作用在一起,就导致连锁反应。
明末的灾难是一场可控又不可控的疾病。可控在于,有人研制出有效的治疗药方,但不可控又在于,时逢乱世,一切秩序不存在,人与人之间做不到安全保障,于是就不可控了。
这场灾难对于当时的社会生产打击是非常大的。到了顺治中期,才真的算逐渐恢复生产力,到了康乾阶段,数千万人口的损失才算恢复元气!
参考史料:《甲申朝事小纪》《明史》《崇祯实录》《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人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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