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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就像把锋利的手术刀。不过短短几天，它就切开了生活的表皮，将肌理之下的种种，精准无误地解剖出来，而后渗透入每个人的细微末节。人们带着或多或少的惶恐，从四面八方返回了深圳，一切似乎正在归于正轨，一切又在混乱和失序中发生着某些改变。我们开始更珍视那些确定性——年轻人不再对父母的囤积癖嗤之以鼻，大家从没像现在这样，关心着粮食和蔬菜。倒闭、失业、裁员、减薪风波之下，旱涝保收的工作成为无数人的向往……而房子，属于自己的房子，在心有余悸的人们心中，似乎成了承载确定性的容器。可对于这个城市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租房客来说，再度打量周围的世界，他们将如何界定安全感的边界。 “交完房租的第12天 我接到了辞退通知” 李淳的这一个多月，过得像是陡然从滑梯上落下来的。 2月5日她交了将近1500元的房租、水电费，5天后她没等到原本该发的1月份工资。2月17日是公司正式复工的日子，刚踏进办公室不久，她就接到了HR发出的的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 大年初六返深时，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工作和在深圳的生活，会以这样的方式按下暂停键。李淳春节回家没带电脑，明知道假期要延长，她还是早早从揭阳老家赶回了深圳。公司要求2月3日起在家办公，第一个星期她做了100多份客户账单，第二个星期，她忙着和客户确认账单，安排发货、销账。在自己的小屋里忙完两周后，她带着一切尽快回到正轨的期待踏进了办公室。等待她的，却是HR的辞退通知，“告诉我在离职申请表上签字，就能拿到2200元的赔偿金，否则什么都没有。”震惊和愤怒一并向她袭来，“17号那天很冷，我拿着那份离职申请，手和身体不停地发抖”。最终她没有签字，等到次日来到公司时，她的企业微信、邮箱、门禁、打卡权限已经被全部注销，人事告知她，2月17号就是她的最后工作日。这是李淳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算上实习期，她已经在这家公司呆了将近两年，“”平日的很多规章制度也蛮苛刻的，但好歹算个大公司，我是个求稳的人，还没想过要离开。” 3月2日，手机短信通知她的1月工资到账——1800多元，这大概是她正常月薪的1/3。此时她已足够平静，这是按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扣除五险一金后的额度，HR告诉过她。 2天后刚好是她的生日，她用这笔钱交了3月份的房租，还剩下300多元。 “住到3月底，我就要退掉这个房子，先回老家待一阵子吧”，和她一起被辞退的同事，试着投了一些简历，多数石沉大海，少数几个微信聊过后也没什么回音，她打算等疫情过后，再重新找工作。 没了工作和收入，李淳不敢耗在深圳。房租、水电费、日常生活支出，即便呆在屋里，一个月加起来至少也要3000元。这间位于坂田的出租屋，是她两年前来深圳实习时租下的。刚搬来时，屋子里只有基本的家具家电。她花了不少心思布置这个屋子，专门贴上了墙纸，铺上地毯，还换了窗帘，陆陆续续添置了小沙发、洗衣机等。她想把自己的这间小屋，装点出生活的味道。对面住的邻居小姐姐，房间里长年插着鲜花，每天还会给插花剪枝、换水。这让李淳很是羡慕，去年她生日时，邻居特意送了她一束花，那一周她也每天给鲜花剪枝、换水，“可惜只坚持了那一周”。 现在，李淳不得不草草结束这里的生活，精心添置的软装和家电，也得在走之前处理掉。 一切来得猝不及防，她开始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是不是我的能力不行？”李淳窝在小屋的沙发上，沮丧地看着窗外的天，一遍遍地想这个问题。 挫败感也让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我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一直过得没什么压力，读书的时候也乖得很，我没啥野心，其实并不适合这种竞争激烈的环境，心太累了。” “这时候涨租10%，怎么都觉得是在趁火打劫”“我租的房3月到期，管家通知我，要续租，就得涨10%的租金。我不指望你减租，但这时候涨租，怎么都感觉像是趁火打劫。”去年3月，汪臻在某知名长租公寓租下了一个单人间，“虽然它广告做的很好，但实际住进来则是一言难尽”。 房子位于福田的一个老旧小区内，原建筑的两室格局，被改成了四个单间，汪臻搬进来时，这套房间已经接待过不少租客，公共区域里堆积着历任房客丢下来的杂物，厨房下水道泛出的臭味令人作呕，还时不时有老鼠光顾，“如果不是疫情，我是根本不会用那个厨房的”。为此她和室友跟管理人员投诉了多次，但对方只让她们自己解决，“租之前说这也管那也管，管家就是给你们解决问题的，住进来就啥都不管了。”除此之外，房子的隔音也让她头疼，房间像个四面透风的盒子，什么声音都能传进来，楼道里的脚步声、隔壁住户搓麻将的声音，窗户下街巷里的嘈杂声，“如果不关窗，你会感觉睡在大街上”。疫情一来，租房的劣势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汪臻返深的行程一拖再拖，父母有很多担心，路上安不安全，公寓安不安全……“他们觉得，好几个人住在一个屋檐下，万一哪个人不小心感染了，其他人不也中招了”。为此，她也和几位室友，在微信群里分享了各自的春节行程，和回深圳的时间。发现大家都没有到过疫情重灾区，她才说服父母，启程回深。疫情期间，公寓的服务和收费，也让她觉得混乱且不负责任。她2月20日抵达深圳时，已经是夜里。在小区门口的住户信息表上，她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按照物业的防控规定，她不能进入小区。“春节期间，公寓管家已经收集了我们信息，却没有反馈给社区人员，如果不是天太晚，管得没那么严了，我根本进不来。”租金和水电之外，她还需要缴纳每个月300多元的服务费。这笔费用换取的服务，就是保洁人员每月两次上门打扫一下公共区域，“这服务本来就很鸡肋，而且春节到现在一个多月了，保洁也没有上门，服务费还要照常收取。”汪臻原本打租期结束，就另外换个房子住。可当下疫情尚未结束，她只能乖乖按10%的涨幅，续交了一个季度的房租。可她心里依然愤愤不平。“前几个月，我从别的租客那里听说，人家续租并没有涨租金。偏偏这个时间点，很多房东在免租、减租，它反倒涨租”。人在湖北，深圳交租1月中旬，陆浩从深圳回到黄冈时，还不知道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他将走不去老家的村子。“回去一路上完全没什么感觉。直到武汉宣布封城，我们这边才开始紧张了，等到感染者达到几千人，真的开始害怕了”。 2月中旬，刚交完房租、水电费不久，陆浩就在朋友圈里刷到了房东发的一句话，"我们也是要养家糊口的，租不起你们就搬走啊。" 那段时间，网上刚好有不少关于“减租”的新闻。看到房东的这个朋友圈，他心里不太舒服，“减租是他自愿的事情，谁也勉强不了，但也没必要卖惨吧，他在村里有3、4栋楼，每月租金上百万，他都是在糊口，那我们这些人岂不是乞丐了？”陆浩和妻子租住在宝安翻身的一个城中村内，3年前刚搬进去的时候，屋内除了一台空调什么都没。也因此房租比周边小区便宜了不少。他比较庆幸的是，虽然困在湖北，工作和薪水未受影响。陆浩在科技园做IT，公司3月2号正式复工时，也要求除了管理层到办公室，其他人都可以在家办公，“我们做这一行的，只要有台电脑，在哪儿都能工作”。但从事销售工作的妻子，从3月份起就领不到薪水了。困在家里陆浩有时候也窝火，疫情之下基层社会治理的诸多不完善，一下子暴露无遗——他同村有好几个从武汉回来的人，回村后没做任何隔离，大家远远看到他们只能偷偷绕着走，“我们从其他地方回来的人，都要求居家隔离，反而这些人没做任何管控”；食物供应也是个问题，“我们家住在村里，门口有菜地还好说，像我姨住在镇上，一天只能吃一两顿饭，因为菜不够”；他和家人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口罩，“要求大家带口罩，可我们买不到口罩，政府也不发，那只能检查人员来了就把大门一关”。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打算10多年后，一家人返回黄冈定居。陆浩来深圳已经5年多了，没敢想过在深圳买房，“我们做IT的收入还算可以，但要买深圳的房，还是不现实，在深圳能安居乐业当然好，可没有房子，未来小孩的教育，将来的养老都是问题”。除了高企的房价，难以给他归属感的，还有这个城市的“现实”——“在这里就是会有一种明显的感觉，我给你多少价值，你还我多少价值，无论是我的房东，还是接触的很多事情，都让人觉得很现实，但是作为一个人，还是需要人情味的。”“婚礼没办成，工作也没了”正月十五，陈镇和妻子从四川老家回到了深圳。现在他呆在宝安机场附近的出租房里，等待疫情结束后的机会。过年之前，他辞去了家具销售的工作，回到四川老家准备婚礼。他和妻子大年二十三领了结婚证，预定的婚礼是在年初四，谁知道年三十就传来了武汉封城的消息，一家人只好取消了婚礼。“婚庆公司的钱，只退了一部分，损失肯定有，但你不可能冒着风险结婚”。 他本不想过早来深圳，但妻子要复工，他也就一起过来陪着。“家具行业去年行情就不好，疫情一来就更差了，我辞职的那家店，这段时间已经倒闭了。”年前聊过几个工作机会，现在他也不想再继续沟通，“这个情况下生意也少，而且做销售免不了跟客户面对面沟通，保命要紧，我也不想出门。”陈镇来深圳有5年了，去年10月份，他从白石洲搬到了宝安，如果不是因为拆迁，他可能还会呆很久，“我从刚来深圳就住在白石洲，对那里感情很深，生活、上班、锻炼都很方便，房东也对我特别好，就像干儿子一样。”这位年龄可以做陈镇叔叔的房东，和他更像是一对忘年交，“我俩经常在一起打羽毛球，也都很喜欢旅行，有时间也会一起出去玩。我每月的房租，大概只有市场价的一半，而且这个钱，基本上也都被他拿来请我吃饭了。”这也是他喜欢深圳的一点——不排外。他在北京呆过，感觉“本地人架子很大，总是看不起外地的”。而深圳给他的感觉就不一样，他平时接触的客户，不乏身价颇丰的老板，“但是都很低调谦和，还经常会鼓励我。”他准备搬离白石洲时，问一个租住在附近的朋友，准备搬到哪里。对方告诉他，准备搬到罗湖的新家，“当时听了还很惊讶，我们差不多是同时来深圳的，人家就一下子在深圳买了房了。”朋友5年前准备结婚时，女方家里要求得先买房子，“当时他没什么钱不想买，但迫于压力，在佛山买了套首付20万，月供5000元的房子，去年卖掉赚了60万，加上平时的积蓄，就在罗湖买了个小房子。”“本来我们站在一条水平线上，一下子就拉开了距离。” 前几天，李淳到劳动仲裁部门递交了仲裁申请。“处理完这件事，这就回老家看书复习，等疫情结束再回深圳工作两年，攒钱考研，研究生毕业就去做老师，我没什么野心，做个稳定的工作挺好”，多半个月来，她花了大量的时间做心理建设和未来规划。“教书，还是去离家不远的小城市吧，深圳再好，可我觉得我不可能买得起这里的房子。”汪臻已经在深圳待了四年，这几天开始和男友讨论买房子的事情。“这个本来是我们的未来规划，现在觉得，恐怕得提前了，有个自己的房子太重要了”。在陆浩的计划里，房子要买也得买在黄冈老家。“计划在深圳干到四十多岁，就回家做点生意养活自己吧。”曾被许多人视为“淘金天堂”的深圳，在陆浩看来，能抵达成功的机遇，只属于出类拔萃的少数人，“大多数普通人在深圳，只是贡献了几十年价值，就回老家了而已。”陈镇在出租屋等待着一个机会。“年前辞职，也有想过自己做些生意，结果现在这种情况，不敢轻举妄动，先等疫情过去吧。万一生意做成了，哪天成功了，买房也不是问题。”“经过这次疫情，我觉得命最重要，有钱也很重要”，陈镇说。 iOS fl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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