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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山重水复，跬步皆山，加之流急滩险，舟楫难行，自古被人视为“蛮夷之邦，天末之地”。民国十五年（1926年），贵州当局制定了《贵州省全省马路大纲》，确定了以贵阳为中心，连接四川、广西、云南、湖南四大干线和其他一些支线的公路建设计划，从而揭开了公路建设的大幕。与此同时，贵州省政府对境内重点河道进行整治，使之有效地运送军需物资和兵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保卫陪都，建设大西南”的号召下，贵州人应运而起，担负起了交通建设的艰巨任务。 公 路 建 设 为了保障战时需要，运输畅通，西南公路运输局于1938年统一接管了黔桂、黔湘、黔川、黔滇四条公路，除部分改线、加宽外，还新修了一些省内公路和县道。同年9月，国民政府成立了“各路段改善工程处”和“桥工处”，对以贵阳为中心的四大干线，又多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1939年投入466万元，1940年投入558万元。一是将危险地段进行改道和改造，详细地点为贵阳南段的白腊坡、檫耳崖、黑石关，遵义北段的九道拐、花秋坪、钓丝岩；加宽地段有贵阳东面的盘山、蜜蜂坡、桑山、沙坪和贵阳以西的二十四道拐。二是在这四条干线上，将原来的渡口改成架设桥梁，新架桥梁有重安江桥、怀远桥、三江口桥、乌江桥、綦江桥、赶水桥；三是将原来的盘江桥、施秉桥进行了大修改造，以适应战时运输的需要；四是对独山、河池一带近200公里的路面进行全面整修。 贵州公路建设最艰巨、最大的工程莫过于1939年乌江铁架桥的建设。乌江是黔中第一大江，滩险流急，两岸悬崖峭壁，雄伟壮观，是湘桂滇各省公路经由贵州进入陪都重庆的必经要塞。战前乌江无桥梁仅靠轮渡，渡一次需耗时一小时以上。战时运输繁忙，致使两岸常滞留车辆数百辆。国内各路函电纷驰，中央也严词督责。在此情况下，当局暂时搭建浮桥缓解。然而一遇洪水，浮桥便要停用。国民政府下了决心，于1939年成立乌江桥工处，拨专款150万元，调集了国内建桥精英，在乌江修建了一座永久性的三孔钢架桥取代轮渡，从此一劳永逸。 公路的大力建设，推动了贵州运输业的蓬勃发展。据有关史料：抗战期间，奔驰在黔省公路上的大多是驻黔机构、军事单位、地方系统及民营企业的车辆，全省公、商和生产建设部门拥有的汽车达4945辆。而累计客运量达146万人，周转量为15547万人公里，累计货运量3462吨，周转量为305644吨公里。 二 十 四 道 拐 晴隆二十四道拐因依山筑造、工程艰险而闻名于世。据资料所载，二十四道拐从山脚至山顶的直线距离约350米，垂直高度约260米；在倾角约60度的斜坡上以“S”型顺山势而建，蜿蜒盘旋至关口，全程约4公里。二十四道拐的修建始于贵州桐梓系军阀周西成。1927年，周西成入主黔政后，下令在贵西线滇黔古驿道扩建公路。其后，贵州公路局局长马怀冲和工程师贾善祥主持对该路段的踏勘。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工程师周岳生领队，再度对二十四道拐进行勘测设计。同年，二十四道拐由西南公路局局长曾养甫督工动工，于1936年竣工，是黔滇公路的必经之路。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了我国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阻断了国际援华物资向中国内陆输送的生命线。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被卷入二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满足国际援华物资向中国内陆运输的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任命陆军准将约瑟夫·史迪威为美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兼盟军中国战区总参谋长，要求其“维持滇缅公路”的运输，并致力于“改进中国陆军的战斗效能”。晴隆地处滇黔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美国的援华物资经过滇缅公路到达昆明以后必须经二十四道拐的滇黔线才能被送到前线和重庆。二十四道拐成了中缅印战区的交通大动脉，承担着国际援华物资的运输任务。 二十四道拐 1942年，美国的公路工程部队1880工兵营进驻贵州晴隆修筑滇黔公路，驻扎在沙子岭3公里处（又称美国车站），由连长麦顿负责，用美国制造的水泥砌挡墙，对二十四道拐进行维修。在当地上万群众的配合下，完成了修路任务，保证了运输畅通。修筑期间，日寇曾多次派飞机轰炸二十四道拐，欲截断黔滇咽喉，阻遏中国抗战兵员和物资的输送。然而硝烟过后，筑路民工随即将损毁路段迅速修复，使车辆往来无碍。 1944年，松山、龙陵、腾冲相继被中国远征军收复。1945年1月20日，我远征军攻克畹町，27日与驻印远征军会师，从而打通了滇缅公路与印度北进中国的国际交通线。1945年，第一批由美军驾驶的车队通过中印公路、滇缅公路，再转经二十四道拐，顺利到达重庆。为此，蒋介石在重庆发表《中印公路接通的意义》的讲话，高度评价中美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意义，表达了中国人民抗御外侮的坚定信心，并将滇黔公路重新命名为“史迪威公路”。自此，二十四道拐的历史使命已基本完成，其大名亦随史迪威公路载入史册。 据史料所载：仅滇黔公路一线，自1942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近4年间，每月有1.5万吨的美国援华物资经由二十四道拐、盘江钢架桥源源不断地运往重庆；入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亦经由这条公路开赴杀敌战场。贵州人民修筑的战时公路对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黔 桂 铁 路 黔桂线是西南地区的第一条准轨铁路。抗战时期，因战事吃紧，急需开辟出海通道以争取外援、巩固大后方，国民政府交通部决定修建黔桂铁路。该路自广西柳州至贵州贵阳，全长620公里，于1939年9月自柳州开工兴筑，1940年10月通至宜山，次年2月再至金城江。续修黔桂铁路全线工程分4期完成，共需民工24万人。为此，贵州省政府在所经路段沿线各县征发民夫10余万人，于1942年8月自黔桂边境泗亭开始动工，经独山至都匀清泰坡，全长163公里，于1944年4月通车。其间共征调独山、平塘、荔波、丹寨、三都、炉山、麻江、平越（今福泉）、都匀9县民工，共完成土石方220万立方米。 值得一书的是，这些来自穷困山区的各族同胞，缺衣少食，忍饥耐寒，然而深明大义，勇当筑路先锋。他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以简单的工具开山架桥筑路，作出了巨大牺牲。令人愤怒的是，筑路期间，官僚贪污腐化，克扣粮饷，工头肆意欺压民夫，加上匪患猖獗，致使工程时停时续，民夫死伤逾万。 1944年6月至11月，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相继沦于敌手。日军企图入黔进川，攻占陪都重庆。11月27日，日军由柳州窜扰黔南，铁骑蹂躏独山、荔波、丹寨、三都、都匀5县。在这场“黔南事变”中，黔桂铁路柳州—都匀青泰坡一段损毁严重，无法运行。 乌江、赤水河、潕阳河的整治 西南水道的畅通，是战时经济的压仓石，是中国政府赖以生存的保障。抗战期间，为了运送兵员、军事物资和难民，加强省际之间的物资交流，从而为长期抗战服务，国民政府必须整治贵州境内的水道，乌江、赤水河与㵲阳河随之得以整治。 乌江属于长江水系，是贵州唯一通达长江的河流，从西向东纵贯全省，发源于贵州省威宁县，流经贵州15县入重庆市境，最终汇入长江，全长千余公里。乌江流经崇山峻岭，多急流险滩，运载能力有限，要开拓乌江的航运能力以支持前方，首先要整治乌江轰滩。1938年1月，导淮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1928年成立，总部设在南京）召集贵州省建设厅、四川水利局在重庆成立乌江勘测队，立即启程前往贵阳，对乌江河道开展全线勘测。3月10日勘测完毕，写成《川黔水道考察报告》上报国民政府。蒋介石对报告作出批示：“乌江为贵州通达长江之唯一要道，滩险流急，效用不宏，影响贵州物产之开展者至大，在当前抗战局势中更为军运接应所关。”同年12月由导淮委员会组建的乌江工程局挂牌成立，随即开展乌江轰滩工程。该工程至1939年5月告竣，共炸毁险滩暗礁80余处，疏通河道360公里，使乌江的航运能力显著提高。在中洪水位以下时期，航行船只无须领航扎水，而且航速加快，载量提高。1941年乌江上共有大小船只480多艘，对战时支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赤水河原是川盐、滇铜和黔铅进出运输的重要通道。清乾隆八年（1743年），贵州巡抚张广泗曾对境内主要水道进行整治，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赤水河上游、中游险滩密集，许多河段不能通航，加之该段落差大，航槽弯窄，洪水期流急浪大，枯水期吊放困难，因此这两段水道实际上不能用。1941年12月，赤水河水道工程局成立，随即整治了茅台至淋滩近160公里的河道，使水运能力大幅度提高。川盐输入量增加，年运量达1.2万至1.5万吨，营运船只多达1000艘以上，总载重量约八九千吨。 抗战前，㵲阳河可通航里程为180公里，通行船只多为1至10吨的木帆船，运送的物资多为纱、布、盐及农副产品。经过整治后，㵲阳河的功能得以大大提升，除运送军事物资外，这里成为贵州输送兵员入湘作战的运道之一。当时，㵲阳河上千帆箕张，舳舻相接，犹入长蛇游动，朝着沅江竞发，场面蔚为壮观。 黄 平 旧 州 机 场 全面抗战八年期间，贵州征调民工235857人次，修建了安顺、清镇、黄平、独山、瓮安、遵义等10座机场，使之成为中美空军翱翔蓝天、迎战日机的后勤基地。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为建立西南大后方的防务体系，决定在黄平兴建野战机场。次年秋，旧州机场开始勘测，1941年动工兴建。1943年，黄平旧州机场完成第一期工程并开始启用。1944年，美军提供战略物资和技术人员，贵州投入10多个县10多万劳动力，旧州机场扩建为甲级航空站机场。 黄平旧州机场五万民工施工的场景 修建机场的民工是来自黔东南地区的各族民众，他们衣衫褴褛，生计艰难。然而为了民族的存亡，他们披荆斩棘，没日没夜地辛勤劳作，终于在1945年3月将机场建成。该机场占地2平方公里，正跑道长1900米，副跑道长1700米，停机坪1500平方米，有驻军营房5幢（1500平方米），油弹库3个，飞机场弹药库（位于东坡飞云崖）12间，机场人力夯压大石碾8个。旧州机场建设期间，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十分感人：在民工拉大石夯压副跑道的号子声中，中美战机从修建好的正跑道腾空而起，飞赴歼击日机的战场。 黄平旧州机场为中美空军在西南的重要军事基地。美国“飞虎队”（美国第十四航空队）800余人常驻于此，日起降飞机100余架次。他们先后参加了衡阳保卫战、湘西会战等著名战役，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立下了汗马功劳。“飞虎队”陈纳德将军曾数次亲临黄平旧州机场，激励官兵的斗志。 战时贵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时代之需要，亦是贵州人民抗御外侮心血之所在。贵州人民坚忍不拔、战天斗地的精神和同仇敌忾、永不言败的爱国情怀，可歌可泣，令人难忘。这段历史是贵州人民引以为傲的记忆，将永载史册，竹帛留香！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4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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