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齐翰《勘书图》，设色绢本横卷，28.4cmx65.7cm，南京大学收藏。 王齐翰，南唐金陵（今南京）人。仕南唐李煜（961〜975)在位为翰林待诏。画道释人物多思致，好作山林丘壑，隐岩幽卜。其画以笔法入细者胜，擅长佛道人物画，也能画山水。他的人物画上承唐代的余绪，在技法、风格和流派等方面均有所发展，具有自己的风格。画史上说他画佛道人物多思致，善于将所画人物置于山林丘壑的环境背景中，无一点俗气。 王齐翰《勘书图》艺术特色：《勘书图》描绘文士勘书之暇挑耳自娱情景。画中文士白衣长髯，袒胸赤足，一手扶椅，一手挑耳，微闭左目，复翘脚趾，状甚惬意。其身后为三叠屏风，上绘青绿山水，屏风前设长案，置古籍卷册等物，身前为一画几，陈列笔砚简编等物。另有一黑衣童子侍立。画中人物神情精妙，衣纹则圆劲中略有转折顿挫。屏风上的山水也十分精到，上面山水并不勾皴，用落骨法，林峦苍翠，草木茂密，略用唐人遗法而写江南山水，亦有別于董源青绿山水。 王齐翰《勘书图》艺术导读：《北齐校书图》中那几位解衣磅礴、全神贯注的校书人因为是替皇帝刊定五经诸史，自然不会有半点怠慢；再看看南唐王齐翰《勘书图》中这位宽袍大袖、袒胸腆肚，伸腿安坐的男人，一手搭在椅子的把手上，一手掏耳，惬意得很，与《北齐校书图》中诸君迥然不同。 和现代的艺术作品不同，古代绘画并不是以对一个很大的受众群公开展示为目的的，所以它们往往不需要给画作取一个特定的题目，只是在收藏家写著录，或者有人写文章提及某幅画时才会为它安上个名字，《游春图》是这样，《簪花仕女图》也是这样。王齐翰的《勘书图》在苏轼元祐六年（1091年）六月二日的日记里被称为“挑耳图”，一个非常直观的名字，而我们现在所用的“勘书图”是宋徽宗起的，细看画中的男人，虽然耳条掏得很舒服的模样，可是目光却还真的落在桌上铺开的书卷上，宋徽宗的画名倒更与画面相贴切些。 同样是校书题材，王齐翰的《勘书图》与杨子华的《北齐校书图》即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类画作，《北齐校书图》带有历史故事画的性质，它记录的是在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一件史实，不过是用绘画的形式将这一史实图像化；而《勘书图》则完全是对一位勘书之余，自得其乐的士大夫的描绘，着意于一种闲散的生活状态，如果将这幅画放到它产生的南唐文化环境中，就会发现，这其中反映的是南唐文化一个特色之处，而这一点，需要将历史回溯到唐朝末年。 唐末中原、北方地区的战乱，使得中原的士人纷纷南逃，这一次士人的流动对于十国文化是件影响非常深远的事情。他们的目的地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西蜀，一个是江淮之间及江南地区，对于两地选择的不同士人而言，他们的身份是有某些共性的。西蜀是唐皇族、显贵传统的避难去处，还记得李昭道的那幅《明皇幸蜀图》吗？画的就是唐明皇在安史之乱中跑到了蜀地，唐末的僖宗也曾经避乱到这里，“去蜀者，非出名门，即饱学之士”，西蜀王建政权“所用皆唐臣士族”，所以西蜀文化比较而言含有更明显的唐朝贵族文化，尤其是宫廷文化的因素。而投奔江南杨吴，及后来的南唐政权的士人，更多的是等级低些的官员文人，出身名宦世家的比较少。由于义人构成结构的差异，南唐文化中贵族、宫廷因素相对要少了很多，而文人化的倾向就显得相对明显，“一个后世所谓的文人社会在南唐显露雏形”。 南唐从上至下，自君主起便是文人气质浓厚的人物，李煜在赵匡胤的眼里不过是一个“翰林学士”，这样一类人占据统治集团的主流，自然对南唐主流文化也有决定性影响。最有代表性的可以说是此期南唐的词创作。“词”作为文学体裁，兴于唐末五代，盛于南方地区，南唐是五代时期同创作的中心，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同人并不多，但最著名的儿位大都活动于此地。南唐词以清新白描为特色，词风中追求“清、空、淡、雅”，与后代文人的审美情趣极为相符。据说，在当时南唐宫廷中流行的一种被称为“天水碧”的颜色，是同样一种审美情趣在服饰上的体现。从绘画上看，虽然董源“平淡天真”的江南山水并不是当时山水画坛的主流，但这种新风格的出现，毕竟是一种新的文化气息在画坛上的初显；《重屏会棋图》与这幅《勘书图》，还有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都是以士大夫气质十足的人物为表现对象，无论是淡雅如《重屏会棋图》，还是工笔重彩如《韩熙载夜宴图》，画家都十分注意刻画文人各种不同的生活状态。 画家王齐翰的生平在画史上记载得并不详细，宋代郭若虚说他是南京人，在李后主时期是宫里的翰林待诏，擅长的题材是佛道人物，他画的16轴罗汉，在975年南京被宋军攻破的时候，被一个叫李贵的小兵偷走，卖给商人刘元嗣，随后因为刘元嗣与另外一个和尚的卖画官司，这16轴罗汉辗转被宋太宗赵炅收藏，并命名之“应运罗汉”。这16轴罗汉早已不知去向，这幅《勘书图》是王齐翰唯一的传世真迹。 宋朝画家刘道醇评价王齐翰的画风“不曹不吴，自成一家；其形势超逸，近世无有”。话中的曹、吴指的是“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中的北魏曹仲达和唐朝吴道子，前者作画线条稠迭，笔下人物就像刚从水中站立起来，衣服紧窄而贴身；吴道子的线条史称兰叶描，起笔、收笔细，中间行笔粗，笔势圆转，副出来的衣服像在风中一样有裙带飘举之感。曹、吴二人都是以佛教题材人物在画史中留名最多，刘道醇将王齐翰与此二人相提，可见王氏最多的题材可能仍然与佛教相关，这与宫廷对绘画的需求直接相关，《勘书图》可能和董源的《潇湘图》一样，虽然不是画家被接受的主要风格，但都是对宫廷中上层小范围内一种新趣味要求的体现，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一种在当时的次要风格却成为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题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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