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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钟南山院士的一段采访让所有CDC人员泪目。 他说： “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只是技术部门，只能向上报，向地方政府报告以后，地方政府怎么决定是地方政府的决定，CDC没有权力再进一步做什么。” 自疫情开始，CDC所有工作人员就奋斗在一线，然而赞的寥寥无几，骂声却一波高过一波。 从最开始质疑CDC没有及时公布疫情，到后来认为CDC忙着发论文延误时机，似乎CDC成了万恶之源。 那在这场无声战役中，CDC的人到底担任了什么角色，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 “现在是疫情防控最关键的时刻，大家都在一线奋战，我这个老兵怎么能当‘逃兵’？” 这是赣州市大余县CDC医师蒋金波申请加入抗疫情队伍时说的一句话。 非典、禽流感、猪链球菌病……蒋金波在家乡大余工作了38年，这些重大卫生事件他从未缺席。 这一次新冠性肺炎爆发之后，他又是第一个请缨上一线。 因为基层CDC人员短缺，蒋金波除了负责在隔离病房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还兼职当司机，每天往返火车站、汽车站、高速路口、超市等场所，进行防疫防控工作。 而在之前，蒋金波刚刚结束了大余县现场健康调查项目工作，每天早上5点多出门，晚上工作到23点，整整干了20多天。 接着15号开始他又投入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 没想到大年初四，蒋金波就因劳累过度突发心梗，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 原本再过两年，蒋金波就要退休了。 “等退休后，带着老伴出去旅游。” 一辈子没食言的蒋金波这一次却再也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了。 蒋金波去世的十二天之后，黄冈市疾控中心张军浩连续“抗疫”16天后突发心梗去世。 2月13日，长春市南关区疾控中心李谦，连日劳累突发心梗，抢救无效牺牲在工作岗位。 这个群体自一月份疫情发生以来，官方报道至少有7位工作人员倒在了一线。 但几乎无人知晓他们是谁，是做什么的。 “你是什么时候发病的？接触过野生动物吗？到过哪些地方？14天内接触过那些人？接触的方式和程度？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去的医院？” 这是上海疾控中心的流调人员孔德川，每天都要重复询问无数遍的问题。 作为一个流调人员，他每天都要像福尔摩斯办案一样，把每一个确诊患者的活动轨迹抽丝剥茧地调查出来。 这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比赛。 只有尽快准确掌握患者的活动轨迹，才能把所有密切接触者隔离起来，才能更好的保护每一个人。 每次流调后，他要打上几百个电话，说的口干舌燥是经常的事。 辛苦些也还好，最困难的是如何让患者想起所有细节。 毕竟人脑不是电脑，不可能立刻调出所有记忆，这也给孔德川他们的工作增加了难度。 对70岁的确诊患者桂芳奶奶进行的流调，那完全就是个让人无从入手的案例。 “她是上海本地人，独居、不爱社交，近段时间没出过上海，也没有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甚至身边也没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状。” 老奶奶是到底怎样感染上病毒的呢？ 孔德川和同事们已经反复8次赴病例涉及地点调查，排查了120余人的信息，却还是找不到任何关键的传染地点。 老奶奶的流调工作，就像一桩疑案，压在了孔德川的心头。 而最让孔德川他们担心的是，调查时间拖延越长，就会有越多人被感染。 孔德川一次次去和老奶奶和家人对话，然而却一次次无功而返。 最后一天晚上，老奶奶的家人终于记起来： 老奶奶去公共事业服务中心办业务时，还有一个人就在他们身边。
而这个人，就是一名确诊患者！ 真相终于大白！ 接到电话后，虽然已经夜里十点，但孔德川不敢耽误，二话没说，马上穿好防护服就去了流调现场。 对于他们而言，这又是一个不眠的夜晚。
作为距离病毒最近的人，大庆某疾控中心的刘丹每天都身处在CDC“最危险”的地方。 “采样需要和被采人面对面，采样的过程倘若被采样人感到不适，一旦呕吐、咳嗽产生的飞沫就直接溅到护目镜或者身体上，大量的病毒喷涌而出。” 每次采样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稍有不慎，她就是下一个感染者。 N95医用防护口罩、护目镜、防护靴、乳胶手套、密封严实的防护服……
每次采样，刘丹都要把自己包得像个粽子，往往还没动就是一身汗。 去居家采样有电梯的还好，就怕遇到无电梯、高楼层的情况。 第一天上门采样时，刘丹就遇到了一户住在9楼的人员，穿着厚厚的防护服爬到九楼，她就因为缺氧吐了。 为了不浪费防护服，口罩脏了，她也要忍着继续采样。
其实这些辛苦都不算什么，和被采样人的沟通才是最难的。 许多人不理解，不愿意被采样，各种刁难，甚至拿言语羞辱他们。 有一次，是去一名姓夏的女士家里采样。 当刘丹来到夏女士家时，夏女士死活不给开门： 你们别进来，你们全身都脏，你们都是病毒！ 她一定要刘丹站在她家楼下，她从楼上亲眼看着他们换上新的防护服才答应采样。 黑龙江的冬天，零下二十多度，刘丹只能在寒风中，脱下防护服，最后才顺利采到样本。
刘丹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给已经给多少个新冠肺炎可疑病人进行采样了。 这些委屈，刘丹从来没说过，都是本职工作，有什么苦可以诉呢？ 对于刘丹而言，最煎熬莫过于对亲人的思念。 刘丹的孩子才刚五个月，本来她还应该在休产假中。可是因为疫情，她义无反顾提前返回到工作岗位上。 刘丹的老公是医生，他俩都在一线奋斗，已经很久没回家了，孩子只能由老人帮忙照看。 每次视频，看到孩子咿咿呀呀的样子，刘丹都忍不住偷偷落泪，然而饶是如此，她也从没有申请过一天休息。 她心中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疫情快点结束，再抱抱孩子。 采样工作危险，检测工作的风险也丝毫不低。 平谷疾控中心微生物科的常建华是一名老CDC人，他总是把高风险的检测环节留给自己。 常建华总是说：做检测工作一定要细致细心，容不得半点马虎。 自从疫情发生后，常建华就几乎没怎么睡过觉。 每出一份检验结果要经过14个检测步骤，他常常是在凌晨1点多完成检测，之后再消毒、写检测报告，干着干着就快天亮了。
他吃住都在单位，困了就去眯一会，醒来接着干。 记得疫情来临的时候，88岁的老父亲叮嘱他： “国家的事重要，咱家的事你就别惦记，把工作干好就行。” 尽管如此，常建华内心还是充满了很多对于家人的愧疚之情。
自从被分配到消杀组，丁晓宇永远是朋友圈里步数最多的人，常常三四万步。 整个CDC工作中消杀算的上最苦最累的活了。 城市中各处的公共场所，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活动过的区域，居住地，这些地方的消毒工作都归他们。
丁晓宇今年已经58岁了。他本来和女儿在浙江一起过年，但是疫情发生后，他就连夜赶回了自己的岗位上。 虽然年纪已经很大，他却总是冲在前面，到现场进行消杀。 一般普通人爬几层楼就要累的不行，丁晓宇每天都要背着几十斤重的喷雾器，穿着密封防水的防护服，戴着口罩，穿着水靴，楼上楼下进行几个小时喷洒消毒。 有一次，他背着三十斤重的喷雾器去一幢二十六楼的高层进行消杀，走下来之后，丁晓宇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夜间温差很大，护目镜上总是一层雾气，虽然走起路不方便，但是丁晓宇还是和年轻人一样值夜班。 每天完成消杀工作，往往都已经夜深人静，睡不了几个小时，丁晓宇又要早起继续干。 晚上回到宾馆，因为走路太多，他的脚常常肿到不行。 最后，还是单位给他下了强制休息书，他才休息了两天。 可很快，他又回到一线岗位上，和大家一起战斗。
说实话，如果不是这场疫情，很多人都不知道“疾控中心”这个名词。 直到这次疫情突发，大家才突然注意到这个被忽略的机构，但真正知道疾控人在这场疫情中做了什么的，寥寥无几。 微博上曾经看见一段话很有感触。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强硬的把一些事情附上自己所谓的一些意义，把一些人强行的拔高，塑造出高尚纯粹的人设，可其实这样或许真的没什么意义。” 对于疾控人而言，他们从没想过当英雄，他们不过是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 疫情到来后，整整四十多天他们都没有休息过，而这样的状态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 工作中，他们被误解过，也被无视过，甚至被谩骂过。
尽管如此，却从没有人有抱怨，也没有人退缩过。 他们明白，生而为人，就要担负起自己的那份责任。 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说： “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疾控人也是那群勇敢的人。 有网友说：通过这次疫情，才发现目前我国公共卫生防御系统欠缺太多。 也有人比喻，如果说国家是一艘巨轮，疾控中心就是瞭望塔，防止公共卫生这艘巨轮触礁。 现在，是时候，重视这个瞭望塔，重视这群瞭望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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