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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授权本平台发布 专栏作家：夏梓言 版式设计：湛蓝 四月， 光阴素描 四月.光阴素描 光阴素描。多么美的一个词。 一刹那想到它，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感动。这四个字，组合起来却饱含了一种深刻的意蕴和难言的深情。 年少的情怀、质朴的诗行、温暖的眼泪、不舍的别离，就那样无声地在脑海里翻飞呈现，犹如流泻到床边的淡淡月光，记忆在月光里游动，永远无法触摸的棱角，但却是真实的存在。 四月。春深了。 在洋澜读散文集《山河仍是旧山河》的样稿。我轻轻抚摸着这一篇篇熟悉的散文，忽然觉得有一种光阴素描的美。 是的，光阴素描。 散文与我而言，就像是我手中的一支画笔，我一笔又一笔地描绘着时光的素白，尘世的温柔，凡俗的烟火，日子里的诗意和岁月的百味香。我静静地用散文，用这一支画笔，一笔笔、一针针缝补着岁月的衣裳。 喜欢上散文的最初，要追溯到六年前，那时，我在罗州古城念书，每晚都要读一篇散文才能入睡，读得最多的是冰心、沈从文、朱自清、汪曾祺的散文，还有我的老师刘彩燕的散文，正是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散文的熏陶，赋予了我写散文不可或缺、但却极难捕捉的灵气。 还记得那年四月，金色阳光洒满四壁，和风煦煦地吹，我被大学提前录取，我即将离开学校。我在宿舍里整理旧物的时候，翻出一堆旧照片、信件甚至纸条，我轻轻抚摸着它们，指尖有阵阵的温暖，似故人重逢。 在那一刻，我百感交集，像被一颗子弹击中，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光阴素描”这四个字没来由地闯进脑海里。 时光本是一个淡漠的词。永远留给人一种距离感。但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只因为某一个人、某一个片断、某一个飞扬的裙角、某一个淡淡的微笑，就赋予了时光某种特定的含义，传递给时光某种特殊的深情，用心去雕刻，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瞬间，都有可能渗透到你心灵深处细密的纹路中去，像无法愈合和平复的印痕，用一辈子的时光去蔓延、回忆、想念。 四月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有两个关键词，是文学与时光。这个四月，想起许多有关四月，有关文学的记忆。 2018年四月。鄂城。夜。大雨。 2018年四月。鄂城。夜。大雨。 薄如蝉翼的睡眠。 时不时惊醒。却记得在梦里依稀回过北京。回过那个熟悉的小院子。在院子里，在冰心先生雕像前掩面落泪，诉说心事。 为什么在我最脆弱的时候，让我心灵安静、想得最多的总是鲁院，总是冰心先生？ 想起曹永的小说《我们的生命薄如蝉翼》。 想起守了我二十一年的外祖父，想起那只从丽丽家带回来的，在我家里生活了一年零五个月的小狗狗，还有学院后面忽然不见了的拾荒阿婆。 原来，薄如蝉翼的除了睡眠。还有生命。 读赵玫。“无助。负重。但是我坚持着。”让人敬重让人心酸的坚持。 读萧红。炮火中的颠沛流离。呕心沥血的成长。屡次怀着身孕的飘零。前赴后继的被放逐。1942年的病魔，是生命中最后的那把盐吧，重重燃烧起所有的伤口。她却咬紧牙关，坚持着，在烽火连天的病榻上完成了《呼兰河传》的最后一个字。 又一个雨夜。读书。 读迟子建获茅奖的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想起遥远的北极村。想起那个与外婆一起长大的、笑容甜美的女孩。 读孙频的小说《一万种黎明》。真正一篇好小说。 “站了整整一夜，她的双腿已经僵硬。黎明又快到了。她一动不动地看着车窗外。庄严地等着又一个黎明到来。在所有的旅途中，她最渴望的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稍纵即逝的黎明。当每一个白天历尽艰辛地从黑暗中孵出来的瞬间里。她忽然便感到了活着的强大。还有活着的无耻。她便想，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活法都是正确的，没有所谓高贵也没有所谓卑贱，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是正确的。这么多年里她虽然不止一次地有过只求速死的欲望，可她终究还是渴望活着。 她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这个时候她忽然发现，窗外已经是又一个黎明了。一个新鲜的世界正从那黑暗的最下面一点一点地挣扎出来，先是最微小的试探，像虫子的触角一般。再往后那团奶白色的透明越长越大越长越浩瀚，它正飞快地长成一个饱满的白天。” 这一万种黎明。 看得我无限荒凉。无限悲怆。 在洋澜湖畔行走，眼前一片繁花，是春意浓如酒了。四年前，北京的那个春天也是如此。 2015年四月。 朝阳。鲁迅文学院。中国90后作家创作会。 。 感慨很深。 忽然觉得自己一直都是个脆弱的孩子，总是控制不住情绪。卑微。无助。荒凉。迷茫。宿命。救赎。这样的字眼常常出现在脑海里。 文学理论里有一个词叫：移情说。意思是指人的感情外射，原本人的感情外射或融入到物的身上，使之亦有，我就是物，物就是我。 而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把自己的感情通过文字的形式进行表达，在文字世界里我是一个强大的人，但现实中我又是一个多么脆弱的人。人活着，固然是各人选择各人的活路，但依旧需要坚强和坚持。 青创会和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第17届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开班典礼同时举行。 她说，这是一个有特别含义的会议，一位位鹤发老人，一张张青春笑脸，因为有源源不断的年轻作家的参与，让中国文学青春年少，欣欣向荣。 她说，中国作协首届青创会是在三十多年前，当时她和迟子建是最年轻的参会者，只有二十多岁。当时作协主席巴金先生发言讲，他为什么写作，因为有一天他看到一位美丽的女孩向他走来，他就回去写诗了。如今，老先生已不在，但正是无数位老一辈作家给了鲁院，给青创会根基和营养，才让六十多岁的文学院青春壮美。 忽然想起鲁院，想起朝阳。 忽然想起首届90后作家高研班。 忽然想起那个在文学路上奔跑的夏梓言。 忽然想起我的老师刘彩燕。 我再一次思绪万千。 想起白描院长说，“我不管你们，谁管你们？” 想起李敬泽主席说，“未来的日子里，你们要自渡彼岸，以文学，以光阴为楫。” 在那个阳光甚好的四月天，我突然感到这句话的玄机。仿佛猛然落下一把潮湿的雾，让人的心湿得能拧出水来。 张抗抗老师说，“文学不会放弃任何人，你们也不会轻易冷落她，是吗？” 我泪流满面，一个劲儿地点头。 我爱文学。爱文学照亮现实的那部分。爱那一小团光。 文学的路，尽管苦。尽管累。尽管伤心和疼。但我依旧为爱执著，我衣带渐宽终不言悔。 2015年。散文。一苇以航。 2015年。散文。一苇以航。 在北师大文学院念书时，经常去鲁院，还有东城区交道口张自忠路北侧从东往西数的那第一条胡同，那是中剪子巷33号，是冰心先生的故居。 中剪子巷33号，旧时的门牌叫中剪子巷14号，在胡同西侧一条凹进去的夹道内，院门面南，是一个很简陋的“小门楼”。 舒乙先生告诉我说：“小院实际上是三合院，没有南屋。进门东边有个旁院，当时住着一家旗人，姓祁。在大门口，谢先生加了一座影壁，上面有电灯，旁边可放花盆。邻居们称这里为谢家大院。” 而现在，中剪子巷33号大致格局未变，但是它衰老了；大门口的影壁已不见了，可院墙外有一棵香椿树枝繁叶茂。 1913年，冰心先生从福州迁居北京，在这个院子里住了整整十年。这十年，冰心先生开始了文学创作，就连“冰心”的名字也诞生在当时的中剪子巷14号。 《〈冰心全集〉自序》写道：“我醖釀了些时，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很羞怯地交给表兄，用冰心为笔名。一来是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个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 对于这个院子，舒乙先生说：“这里是冰心先生第一批作品的诞生地。它是一位伟大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摇篮’。这是它的骄傲。” 我每天没事儿，就会骑自行车来这里，来看冰心先生住过的那个幽深的小院子，来走先生走过的那条安静、迂回的青石板小径。 清晨，日暮，我常常推着自行车沐浴着金色的朝阳，或晚霞，坐在那棵高大的香樟树下，读散文、写散文，就在那个幽深的小院，我写下了洋洋洒洒十一万字的长篇散文《十年的深情与孤独》。对于我的出出进进似乎常常惊扰了先生的宁静。但先生似乎也不介意，我看着天空，看到她依然那么默默浅笑着，给予我某种来自神灵的、关于文学的启示。 什么是散文，什么是写作，什么是文学？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散文写作应该处于怎样的位置，应该有着怎样的社会功能？这是我在先生的院子里常常思考的问题。 师大文学院杜教授说，文学界近些年来，比较注重小说和诗歌创作，每年都有新人亮相。他们宛如一匹匹黑马，横空出世。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如斯，文学界又被注入了几股新鲜血液。 然而散文呢？或许是散文这种文体的特殊性吧，即使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笔力不凡的年轻人不断加入到创作队伍中来，却较少受到文学界的关注。 我明白杜教授的意思，他是想让我多写诗歌与小说。因为散文在目前文坛的处境比较边缘，在大众的眼中，似乎什么人都可以写散文，写出来的都叫散文，所以写散文是不被重视的。 是的。写散文的人确实不被重视，但即使如此，我们依然不问因果，默默深耕。 在第八届中国90后作家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代表散文代表团发言。发言时，我用了一个词——敬重。 我极少用“敬重”这个词。因为，在这个时代，值得人敬重的东西越来越少。但是，在这个文学“众生喧哗”的年代，我要义正辞严地说：我敬重那些与散文一起突围的人。 他们明知道写散文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孤独的事，不容易博得鲜花和掌声，荣耀和桂冠的事，却仍像春蚕吐丝般默默耕耘。他们安静持守，独思孤行；高洁自尊，又和光同尘。他们从不在乎别人的品评和议论，小觑和冷嘲；他们只把心魂交给散文，交给读者和人民，把思想和审美奉献给散文艺术。 这是一种勇士的行为。 我们需要这样人格独立、意志坚定，把探索散文写作当做一项大美境界来追求的作家。他们一直在背叛散文艺术，却从未背叛散文精神。我敬重这些珍惜与散文缘分的人。 作为这群人的同行，在通往散文写作的朝圣路上，我时常看见有些把一生都献给散文的人，大多都有一颗真诚和干净的灵魂，比如冰心先生。有些人写了一辈子散文，也还是散文的门外汉。他们披着散文的外衣，举着散文的旗帜，却尽干些有辱散文名声的事。 散文只赐福于让散文获得尊严的人。 突然想起，那一篇在冰心先生院子里完成的十一万字的长篇散文《十年的深情与孤独》。那篇散文，多年后在北京，得到了冰心文学奖的垂怜。冥冥之中觉得，这何尝不是散文对我赐福？ ❁2018年四月。麦田里的王安忆。 想起黄彩萍教授讲到“五四”过后，一代又一代的女性作家时，内心充满了喜悦，满脸笑容的样子。她说因为她自己是女性，所以她格外的重视女性作家。 她以著名海派作家王安忆老师为例。“继张爱玲之后，海派又涌现出一位代表性人物，那个人就是王安忆。”她说。 是的，我赞同黄彩萍教授说的。中国当代文坛，海派的王安忆老师绝对是最高产、高质量的作家之一。 她的勤奋几乎无人可及。她每天都在写作，在家里写，在会议期间写，在几万米的高空，照样写。对于王安忆老师的勤奋，诺奖得主莫言老师曾笑言：“你们要是有机会握握她的手，就知道她有多勤奋了，手特别的硬，就像是毛毯厂的女工。”这是我201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首届90后作家高级研修班进修时，莫言老师说的一段话。 莫言老师的话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女性：作家刘震云老师的祖母。刘震云老师的祖母年轻时是位割麦子高手，几里长的一垄麦子，她割完了，回头一看，男人们连一半都没割完，祖母的“秘诀”是：“下地之前，我就深吸一口气，对自己说一直割到底，割的时候，中间不要直起腰来。” 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王安忆老师的一段话恰好印证了这种“割麦子成功学”：“写小说就是这样……拿起笔，在空白的笔记本上写下一行一行字，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再接着上一日所写的，继续一行一行写下去，日以继日。要是有一点动摇和犹疑，一切将不复存在。” 铺展在面前的稿纸，就是王安忆老师的麦田，她手中的笔就是镰刀。这位“69届初中生”弯下腰，挥着镰刀，从“小鲍庄”一路割来，不管是烈日当空，还是“雨，沙沙沙”，她都从未停歇，一直割到“月色撩人”的夜晚。 时光如“流水三十章”般“流逝”，不知不觉，她已走进了生命中最大的一块麦田——上海！她知道，在这“众声喧哗”的地方，她必须时刻保持清醒，才能避免自己堕入这蚀骨的“海上繁华梦”，从而让自己的人生成为一曲“长恨歌”。 她直起腰，擦擦汗水，打量走过的路，连自己都不禁感到吃惊：我怎么割了这么多麦子？她的脸上露出了骄傲的笑容。她的骄傲不是自我陶醉，在中国文坛，她的小说早已得到了一致的赞誉，用莫言的话说：“王安忆得诺贝尔文学奖，争议肯定比我小。” 那年初夏，北师大国际创作中心内，文学名家聚集，铁凝、王安忆、莫言、刘震云、余华、王朔、刘庆邦。几位大家纷纷跟王安忆老师开玩笑，王朔老师说：“安忆，我们就不明白，你的小说为什么一直写得那么好呢？你把大家甩得太远了，连个比翼齐飞的都没有，你不觉得孤单吗？”王安忆老师有些不好意思，她说不不不。不知怎么又说到冰心先生，说冰心在文坛有不少干儿子。刘震云老师对王安忆老师说：“安忆，等你成了安忆老人的时候，你的干儿子比谢老师还要多。”王安忆更不好意思了，她笑着说：“你们不要乱说，不要跟我开玩笑。” 我写到这一段的时候，笑了。 如果可以，我想代王安忆老师回答一下王朔老师问的问题。 “不孤单。”是的。王安忆老师是不会孤单的，因为她望着一望无际的麦田，深吸一口气，重新弯下了腰，又抬起头。她看到前面隐约出现了一个风姿绰约的身影，她想知道哪个身影是谁？她不由得加快了速度，后来她终于看清了那个身影：哦，原来是海派著名作家张爱玲。她们相视一笑，一阵风吹来，麦浪翻涌，清香四溢。她闭上眼，惬意地享受着这沁人心脾的“天香”。 ❁2016年四月。朝阳。写作里的农妇。 女性文学。写作里的农妇。 这个四月天，在写论文，研究女性文学。写作的过程中，回想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念书时的所见所闻。 文学作品中的女性。 因为我的文学导师是女性，所以我对我文字中出现的每一位女性，都充满了尊敬。来鲁院之前的文字里，我统称我笔下的女性形象为“女子”，女子有一种冰清玉洁的超凡与纯净。我笔下的女子永远都是那样安静娇嗔地活着、心无杂念地活着、公主般华丽地活着。 然而，我在北京，却看到了一群与我笔下的“女子”截然不同的女性，她们来自大山褶皱里的乡村，是一群农民工的妻子。 那是一个盛夏的午后，不是刻意地探寻，在马路边高大的梧桐树荫下，这群女人，和她们的男人们一样，躺在树荫里铺着的凉席上，短暂的休憩。我仔细打量着她们，她们有着厚实的背胛，黝黑的面庞，壮实的腰身，她们侧卧时喉咙里发出甜美的鼾声，她们躬身劳动时有着男人般的卖力和坚韧，她们吆喝时有着大丈夫般的豪爽和霸气，这是中国的劳动女性啊，她们有着土地般厚实的腰身和臂膀，她们跟随着丈夫奔波的脚步，告别了乡村的泥土庄稼，来到钢筋水泥的大都市；她们做饭时烟熏火燎，她们搅拌混凝土时像男人们一样使尽浑身力气；她们没有柔软的腰肢、白皙的皮肤，她们却用最纯朴的心灵拥抱山水、用最丰沛的奶水养育孩子；她们心底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挣钱攒钱，把日子过好，让儿女们走出大山，让儿女们实现自己未尽的梦想。 静静的深夜，在朝阳区鲁迅先生安静的院子里，我沿着青石板小路一圈一圈地走，夜色里，我想起午后看到的那样一群来自乡村的女人，那样一群被田野和炊烟养大的女人，想起她们健硕的身体，黝黑的面庞，我总是忍不住感动。她们从小住在大山褶子里的村庄里，对比公主般的“女子”，她们褪掉了耀眼的华服，更具源自生命本真的的冲击力和震撼力，更具源自生命本真的厚度和力度。 夜色里，我凝视鲁迅先生的雕像，想到那一群黑红着脸膛的乡村女人，我一次次感觉到文学的广博和浩渺，感觉到文学的责任和使命，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写作，文学和写作最大的社会功能是什么？是在欲望发酵、没有耐心、急吼吼的时代，是在人的精神流离失所的地方，帮人找回精神的家园，帮人洗涤内心的污渍，帮人固守心灵的纯净，帮人回归灵魂的故乡！ 我越来越感觉到，在广阔的文学世界里，这样一群勤劳的乡村女人更值得去书写，去记录，去表达，更值得用心去体会，去触摸，去阐述。我感谢她们，是她们，让我笔下的女性世界更加饱满和丰盈。 忽然又想起另一位来自农村的妇女。 莫言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曾这样评论过她：“能通过打赌双双改变人生，真是了不起的娘儿俩。他们‘赌’出了中国人不向苦难生活和卑微命运低头的骨气。” 这位农妇叫做王秀云，她已经发表出版文学作品200多万字，并且凭借其朴实的写作成为了山东省作协中的一员。从文盲农妇到出色的作家，她的传奇故事无不令人惊讶。 “如果你小子能考上清华，我就能放下锄头去当作家！”这个就是莫言老师说的那个赌约，打赌的两个人一个是王秀云，另一个是她的儿子刘桦楠。 因为儿子经常逃课、去河里洗澡、偷人家地里的红薯甚至还打架斗殴，她恨铁不成钢。实在没有办法就说了这个赌约。 对于这个赌约，她并不是只是给儿子做做样子，她要身体力行，做儿子的榜样。然而话容易说，事情却难做，她每天要照顾家里的几亩薄田来维持家庭的生机，还要照顾尚且并不懂事的小儿子，稍微有点文化的丈夫又因为二胎的原因失去了工作。面对这样的家庭环境，已到中年的她真的能履行诺言成为作家吗？ 此后，每天农忙到腰酸腿痛，她也要坚持读书学习，从学拼音、查字典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写文章，发表文章，成为了一名“用真实打动读者”的作家。 听到这些，我心里莫名地感动。 我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扉页，写下了这个故事，作为对自己写作的鞭策和激励。这个故事很平凡，却有着丰富的内涵，坦诚朴素得让人心悦诚服。 文学。写作。农妇。 想想，如果写作是片田野，我们的写作是否更应该以一种农妇的姿态去写作，做一个勤勉的、坚韧的，追求真实写作的写作者？是否应该以这种厚实的写作精神，去写泥土，写庄稼，写炊烟，写与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 那么多个四月。那么多关于文学的记忆。 想起在北师大与鲁院的日子里，特别是四月天，我干得最多的事情是“喝茶和发呆”。 喝茶是在饭桌上与一些大家们赤诚相见地交流；发呆，就是反思自己三年来文学创作的思想高度与情怀观点。我对自己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颠覆。 文学作品最基本的元素是思考，而作家的责任是提升，在生活中提升一点点足够引起人类思考的东西。 之前，我也有着自己的写作理念，有一套自己的拳路。一年能够写出320多万字，但到了鲁院后，我静下心来，对文学有了一种重新认识。我觉得文学应该给人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世界就是一个幽闭的陶罐，作为写作者，我们应该给它注入一点亮光。当你沉下去沉下去再也看不到希望时，会有那一只手突然伸出来，推你一把，让你觉得，因为那一点念想，活着依然值得。” 多年后，我再也没有过一年几百万字的高产，我不敢再轻易动笔，我需要暂时停一停手中的笔。 就像照片拍的那样，我也许在发呆，也许在思考。 作者简介 夏梓言。90教师、作家、编辑。蕲春人。 中国90后作协副主席、全国高校文联创作中心主任、导师，甘肃省作协《当下月刊》杂志社副社长，曾获2015年度作家奖散文奖、冰心文学奖、青年鲁迅文学奖、蒲松龄文学奖、澳门文学大奖等国内外文学奖项180余次。2016年荣获中国90后新锐实力派作家称号。被誉为“中国大学生散文领军”。 著有散文集《城春草木深》《素白时光，草木清香》《蕲南草木记》《在蕲南，山河仍是旧山河》，长篇小说《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凤凰路77号》，中篇小说《木子树下》。 新 书 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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