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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地方古史文化的若干问题 日本爱知大学 周星 （来源于商洛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周星：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1992年9月，先后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少数民族专题研究、民族学与人类学讲座、民俗学专题研究、社会人类学导论（合作）等课程。1994年9月，指导硕士、博士课程研究生，国内外高级访问学者。1995年，参与筹划和操办国家教委（教育部）首届、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 1994年9月，先后参与承担国家七五、八五、九五重点社科项目，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教委（教育部）、北京市社科项目以及国际合作项目近20项。 2000年4月-现在，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部，教授。 故武关（新竹林关）城池考察 商洛古文化研究院王国伟先生发起组织的“商洛历史文化研究会”，得到了地方政府部门和商洛地方史志的一些专家们的大力支持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会上我只做了一份发言提纲，接着专门到古城和竹林关（故武关另文）做了实地考察。现在，我有机会把这份发言提纲再做修改，为的是希望得到方家的进一步指教。 （一）“商於古道”始于新石器时代 近些年来，商洛沿丹江一线开发旅游产业，“商於古道”成为一个频繁使用的关键词，这很好理解。“商於古道”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一般说是商末周初时，鬻熊受封为楚子，故率族人自关中移居江汉的迁徙过程中开拓的。但它在后世历代均成为南北文化、经济交流的一条通道，其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不容忽视。作为连接楚地和秦地文化的过渡地带，从先秦时起，历经周秦汉唐，直至清末，它始终为沿线的人们所借重。至今，我们仍然可以从丹凤县（龙驹寨）的“船帮会馆”、“马帮会馆”、“盐帮会馆”等古建筑，体会到它数千来绵延不绝的盛况。我以为，大概是直到陇海线开通之后，沿海的物资可以直通大西北以后，才逐渐使得这条古道慢慢地失去了光彩。 丹凤船帮 其实，这条古道是可以上溯至史前时代的。1980年代中期，我和王昌富先生合作发表“简述丹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时，也曾多少提及丹江流域史前文化和关中史前文化的关联，以及和汉江流域史前文化的关联，这几个地区的史前文化彼此之间的某些关联性，大概可以构成一个连锁。位于商州城东南不远处的紫荆遗址，1977年经由西安半坡博物馆的科学发掘，1982年又经由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考古发掘，出土了非常丰富的史前考古资料，其中明显地内涵着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因素，例如，在紫荆遗址中出土的圈足杯、圈足碗、平底杯、圜底缸等，据说就与湖北京山一带“屈家岭文化”的一些器物较为接近，所以，就有考古学家认为，这些陶器组合的出土，或许可以解释为“屈家岭文化”的影响已经远播至丹江上游地区了。 屈家岭文化 （二）古史传说、三苗与夏文化 商州城郊外的东龙山上，旧时有一座古墓，曾被人们传为“尧女墓”，清朝时的地方官员还专门为它立了墓碑，以昭示“尧女”故事，亦即娥皇和女英的故事。1980年代初，我曾在东龙山下的一条小河渠上，发现过一块当时被村民当作小石桥的“尧女墓碑”，并写了“尧女墓碑小记及其思考”一文，记录其事。此碑后来可能被收藏在商州市博物馆里了。2002年3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它进行了科学的发掘清理，证实它是一座西汉砖室墓，从出土文物来判断，它大概属于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某位官宦贵族的夫妻合葬墓。 古城秦墓群前与“楚”界河 “尧女墓”虽然是后人托古，但在丹水上游，有尧女娥皇和女英的传说，却也是意味深长的。在徐旭生先生所谓中国古史上的“传说时代”（大概相当于尧舜禹和夏朝），“三苗”是每每出现的部族。我以前和石兴邦先生合写过一篇论文，“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我国国家形成过程史的考察”，发表在《史前研究》1988年那一期上，大意是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其实是和中原地区的“尧舜禹集团”，持续不断地对“三苗集团”发动的战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曾经结合古史传说时代有关“三苗”文化的某些文献资料进行过深入分析，进而推测出，长江中游地区以“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原始文化，或系三苗文化遗存。我大概也倾向于这种看法。 少习山下故武关（竹林关）码头考察 从零碎的文献来看，“三苗集团”的活动范围或分布地区，按照《战国策·魏策一》里吴起的说法是：“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又《史记·吴起列传》：“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史记·五帝本纪》：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这里的南蛮，应该就是三苗，上古苗、蛮因为音转而可通假。《淮南子·修务训》：舜“南征三苗，遂死苍梧”等等。或许尧南征“三苗”，当年就是沿着丹江而下的，从战于“丹水之浦”，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后世的人们为何就把“尧女墓”附会到丹江上游去了。 三苗战于丹水之浦 那么，夏文化和商洛的关系又如何呢？和殷商相比较，夏以山西南部为根据地，向西发展是极有可能的。余方平先生曾经指出，紫荆遗址在仰韶文化遗存之上，叠压或覆盖着龙山文化时期的客省庄文化遗存，甚至还有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早期第1组遗存，它们或许就是“河南夏文化向西扩展的结果”。我感到这一推论是很有想像力的。1997—2000年，据说在商州市的东龙山遗址出土了夏代（？）的墨玉牙璋、玉戚等玉器（现藏商洛市博物馆），或许我们应该期待商洛的考古今后能够有更多的涉及夏文化的发现。相比之下，殷商文化的核心地区则更靠东部，距离商洛较远一些，《史记·殷本纪》：“殷契……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余方平先生认为，这个“商”应该不是商洛。对此，我倾向于赞同他的意见，因为结合古文献和考古资料综合进行考察的话，商洛境内的商文化遗址确实是过于稀薄了。
（三）发现商鞅封邑的经典性研究案例：地名学研究的可能性 中国考古学史上常有一些非常经典的研究案例，其实是和“地名学”密切相关的。例如，在河南省登封县有一个叫做“王城岗”的古地名，1970年代末，考古学家以此为线索，居然就在那里发掘出了城墙的基槽依存，后经碳十四测定和综合研究，把它推论为夏朝时的一个城址。1996年，考古学家在丹凤县的“古城村”（当地又有“古城岭子”、“古城梁子”的叫法）发现了商鞅封邑，则可以说是又一个中国古史研究的典型的成功案例。我小时候，跟随着祖母和姑姑，从商镇去丹凤县城，通常是必须徒步越过这“古城岭子”的，它旁边的“古城村”据说很早就不断地有秦砖汉瓦之类的文物碎片被发现。1996年的考古发掘，在“古城岭子”上发现了城墙，经确认应该是属于战国时期晚期以前的城址。尤其重要的是，在当地采集到了后来非常著名的“商”字瓦当，据说还在一些筒瓦上面发现了戳印为“商”字的标记。学者们根据秦孝公十一年，秦国在控制了函谷关和武关之后，曾在武关以西，“城商塞”的历史事实，以及《史记·商君列传》：“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商君”的相关记载，将其和“商”字瓦当、战国晚期的古城遗址等相互结合，通过交互引证，最终确认“古城村”一带，即是公元前340年的商鞅封地。秦封商鞅于此，正处在商於古道的咽喉地带，委实是用意深长。
其实，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例如，根据2013年出版的《陕西第三次文物普查丛书》中“商洛卷 商州文物/古城村遗址”的记载:汉代，位于商州孝义代街村七组(原古城村)。……三面均临丹江，城址略成扇形……东西长约900米，南北宽300米，面积约27万平方米。城址西部残存夯筑墙垣，残高1.4米。遗址表面文化遗存丰富。从上述记载可知，商州孝义一带还有一个“古城村”的地名。王国伟、李明记等先生通过地名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陶文）的综合研究，对于“上雒古城”（孝义代街古城）遗址的确认，在我看来，或是商洛考古的又一个经典性研究。
图注：上雒古城全貌 （2013年出版的《陕西第三次文物普查丛书》中“商洛卷 商州文物/古城村遗址”的记载:汉代，位于商州孝义代街村七组(原古城村)。……三面均临丹江，城址略成扇形……东西长约900米，南北宽300米，面积约27万平方米。城址西部残存夯筑墙垣，残高1.4米。遗址表面文化遗存丰富。）
孝义古城（古上雒城城墙） 《商州文物保护名录》中“名称：代街遗址，时代：秦汉，公布批次与时间：第一批1981-09，地理位置：孝义镇代街丹江南岸，保护面积：20万㎡”，与古城相邻。 综上所述，我认为，商洛地方市志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对商於古道沿途，或者说对整个商洛境内的地名进行一番彻底的普查，其中哪些是古地名，哪些是较为晚近的地名，可能都需要有一番较为系统的清理。尤其是对于那些涉“城”、“邑”、“堡”、“关”、“驿”、“隘”、“道”、“郡”、“亭”、“营”、“寨”的地名，如果予以系统的整理，或许还会有新的收获。 (四）从文物接近历史的路径：“雒亭”和“上雒丞印” 秦朝虽然比较短命，但秦朝留给后世的政治和文化遗产却非常巨大。这其中就包括如何通过一套有效的行政系统，来治理和管辖前所未有的巨大版图。在秦朝行政体制的基层，曾有“亭”的建制。刘邦就曾任秦泗水亭长（《史纪·高祖纪》）。《汉书·百官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2000年6月，有人在商洛市商州区孝义刘二村发掘出土的灰陶罐，其肩部上有一方戳印，印文为“雒亭”（现藏商洛市博物馆），大概也属于是能够对“亭”这一基层行政设置的文物印证了。
移动文物“雒亭”、“上雒丞印”封泥和不可移动文物“古城遗址”的连带关系，史料《史记正义》载：上雒古城离王陵古城三十一里，其王陵古城遗址存在佐证了上雒古城的原址区域距离，《史记正义》所载三十一里两城间距离可信，“雒亭”秦墓群的发现及此地为秦汉遗迹从侧面反映了该地域秦治所的信息，是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的体现。
王陵故城（此图王晓宁提供） 《史记·高祖本纪》中有：“襄侯王陵降西陵”，此地地名“襄王沟”，为襄侯王陵沟，距孝义古城恰好三十一里，与清《商州赋》“王陵应入关之兵”,“过乐野而流连，前此遗封何在?向高桥（商州夜村高桥）而踯躅（隔江马跺前蹄），当年故址（古上雒城）还留。”相同。 王国伟先生认为，距离“雒亭”陶文罐出土地不远的汉城遗址，应为“秦上雒县治”，我觉得他的推测因为在方法论上站得住脚，所以，其结论应该还是比较靠谱的。当然，这个遗址究竟是秦城（甚或可以上推至战国时期的魏城），还是汉城，未来尚需要对该遗址进行系统、科学的考古发掘，展开进一步的综合性学术研究。不过，由于秦朝历史短暂，汉城继承秦城的可能性很大。2015年，卞艳明和后晓荣撰文讨论，认定“雒亭”陶文罐上的文字为“秦陶文”（“有关12枚秦‘市、亭’陶文的重新考释”，《苏州文博论丛》2015年，总第6期），并主张“雒亭”乃“上雒县市亭”之省称。这个意见似乎也可以支持王国伟先生的观点。
与此相关的所谓“上雒丞印”，依据庞任隆先生的意见，它也能够明确地支持王国伟先生的研究结论。我对秦封泥没有机会直接进行观察，据说自1983年以来，它们陆续零散地现身于民间文物市场；1997年，傅嘉仪先生在民间渠道得到约700枚（可能来自收藏人闫小平），初步确认了它的出土地点，随后，西安市文物园林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并有所斩获。2000年4-5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对西安的相家巷遗址进行发掘，获秦封泥325枚，并确认了秦代地层关系。
（庞任隆先生提供） 因为有上述考古报告，故对此前民间流传的封泥加以比对勘校，大概就可以证实其真伪。但是，关于秦封泥，我觉得，仍是有一些“迷”有待揭示，例如，同一个地点的封泥为何有不同的颜色？我认为，这些封泥作为“文物”的埋藏环境和形成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向公众释明。起初，我对来自民间文物市场的封泥大量出现感到疑虑，但后来向秦汉史大家王子今教授请教，才得以释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些封泥若是有印鉴实物的对证，那就完美无缺了。 上述“雒亭”陶文罐和“上雒丞印”封泥，被用来讨论商洛上古史的相关问题，这堪称是从文物去接近历史的标准学术路径，惟希望这些文物不是孤证，而是可以形成器物的组合或者所谓“证据链”。 （五） “四皓”故事：史实与隐喻
商於古道上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当然还有关于“商山四皓”的各种传说和遗址，甚至有人说它属于商洛的“精神地标”。据说“四皓”之一的甪里先生周术，就是我的祖先。我的老家在商镇北坪村，隔丹江和商山对望，从正面望去，商山恰如一个“商”字那样端庄。小时候顽皮，我曾经和玩伴一起爬过商山，并且成功登顶；但我对商镇街上的“四皓墓”却没有很深的或者很亲切的印象，从商县回商镇老家，汽车过了“四皓墓”，就算到家了。记得村里的长辈曾给我说过，到了我这一辈人，应该是甪里先生的第83代传人。1987年在商县南秦川的周磨村村民周述记的家里，发现了大概是明朝崇祯年间的《周氏宗谱》，我没有读过这部家谱，因此，不知道它里面有没有包括我们商洛镇北坪村的周家。
关于四皓墓，商洛有好多处。以前商洛镇（商镇）的“四皓墓”，每逢三月三还有“会”。但据说这个四皓墓却只有除甪里先生以外的其他三皓。难怪我们村里的人们对这里的“四皓墓”并不怎么认真对待，敢情说是“四皓墓”，其实却只埋了三位老爷爷。后来有人考甪里先生在商南的“双峰山”“甪里洞”隐居，最后居然成仙了。我基本上是不太敢相信自己能有这么伟大的祖先，他们那么脱俗，而我们这些后人却如此俗不可耐。若是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来看，族谱把宗族的历史大概上溯到秦汉时期，这本身就有点不太靠谱；再有，四位白胡子老头埋在一个地方甚或一个墓里，这本身就有点匪夷所思。此外，据说在江苏的苏州，也有一个“四皓祠”。看来，非常需要把历史事实和后世的传说附会剥离开来，但这是很不容易的学术工作。在我看来，考据“四皓墓”的真伪固然重要，但梳理一下“四皓故事”在历史上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被神话化、仙话化，同样甚至是更加重要。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把相关的民俗也纳入考察的视野之内。
总之，对于“四皓”之见于正史记载的史事，和“四皓”后来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绵长隽永的具有脱俗隐士之意味的“隐喻”，以及围绕着“四皓”的当地民俗（例如，祖先崇拜、族谱、三月三的庙会等），应该较为清晰地予以分别探讨，将历史和传说故事区分开来，才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姿态。 以上只是我学习和思考商洛古史问题时形成的几点粗浅的看法，实在难说有什么新意。由于对商洛地方古史并没有作过专业性的研究，所以，只希望这几点看法不会太过离谱。地方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地方史的深入发掘和研究，无疑能够丰富祖国大历史的很多细节，在这个意义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通史由于内容太过庞大和复杂，很多细节是语焉不详的，由于很多历史事件或事实是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因此，地方史对于通史、正史的补正就必不可少。但是，地方史的研究时常会走偏，例如，基于乡土的情感和地方认同，地方史志的专家们往往就容易夸大本地方的重要性，或过于强调本地方的特殊性，一旦这样的动机，得到了地方政府诸如开发旅游、建构地方文化“名片”等意向的鼓励，它就有可能走火入魔。例如，对于涉及本地历史的相关文献的真伪等，有时候就不再那么执著地去甄别或考辩了。对此，我是觉得不妥，学者们还是应该冷静、客观地只从学术出发去讨论问题。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商洛人，也有热爱家乡的情感和地方认同意识，所以，这些话就是想对自己也有所提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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