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编定的《战国策》共三十三篇,《崇文总目》说有十一篇缺失了。我到士大夫家访求,才全部得到了这部书,校正了其中错误的地方,对不可考据的地方暂时存疑,此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就完整了。 我说:刘向给此书作序,说周朝初期,实行了教育感化,修整了法令制度,所以天下得到大治;到了后来,计谋欺诈盛行,仁义的道路被阻塞了,所以天下大乱。他的说法是很正确的。但在文章最后他却认为这部书中,战国的谋士是揣测当时的国君所能实行的,才不得不这样去做,这样可以说,他是被世俗的见解所迷惑,却不能坚定地相信自己的人了。 孔子、孟子的时代,距离周朝初期已经好几百年,那些旧的法令已经消失,旧的习俗已经消亡很久了。孔子、孟子却偏偏阐明先王治国的原则,认为是不能改变的,难道是要强迫当时天下的国君去做后世所不能办到的事吗?他们只不过是要根据他们所碰上的时代,所遭遇的变化,而提出当时应当实行的主张,使那些主张不背离先王们的用意罢了。二帝三王治理天下,他们之间的变革本来各不相同,他们的办法本来就有差别,但他们治理国家天下的用意,以什么为根本,以什么为末事,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未尝不相同。孔孟之道,也不过如此罢了。法,只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一定完全相同;道,是用来确立根本的原则,不能够不统一。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孔子、孟子坚持这个原则,难道是喜欢提出不同的言论主张吗?只是能够做到不苟且罢了。他们可以说是不被世俗的见解所迷惑,而且能够坚定地相信自己的人了。 战国时代的游说之士却不这样。他们不懂得道是可信的,却喜欢他们的言论容易与国君的想法相符合;他们的居心用意,只是苟且地提出一时权宜的策略罢了。所以他们谈论欺诈的好处,而讳言欺诈的失败;夸说战争的好处,而隐瞒战争带来的祸患。他们争相奔走去做的事,不是没有好处,但是不会超过它的害处;不是没有所得,但是不能超过所失。最后到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些人,因此而失去了他们的身躯;而任用他们的诸侯和秦国,也使自己的国家遭到灭亡。游说之士的那套办法,是社会的大灾祸,这一点再明白不过了。但世俗之人对它还没有觉悟过来。只有先王之道,根据时代,适应变法,做法不同,对它加以考察若没有缺点,用它治理国家就不会发生弊病。所以古代的圣贤没有用先王的原则去与游士之说做交换的。 有人说:“邪伪之说对正确的原则是有害的,应当废弃并进绝它。那么《战国策》这部书不销毁,行吗?”我回答说:“君子要禁止邪说的话,本来要向天下的人说明那些邪说,使当时的人都知道邪说不能信从,然后加以禁止才能统一认识;使后代的人都懂得邪说不能照着办,然后加以告诫才能使人明白。难道一定要毁灭这本书吗?要废弃禁绝邪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因此《孟子》这部书里,有农家的学说,墨家的言论,都被记载下来并加以驳斥。至于《战国策》的写作,往上紧接着《春秋》,往下到楚、汉的兴起,共二百四十五年,记载了期间的历史事迹,本来就不可能废弃。” 这本书东汉高诱注解的有二十一篇,有人说是三十二篇,《崇文总目》中记有八篇,现在存在的共十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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