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与红二团在渭北的活动

赵启民

1932年十一二月，省委派人通知我去泾阳游击队工作。1933年4月间离开。

我是和蔡春堂一起去泾阳的。蔡春堂是蔡志伟的弟弟，我们在蓝田一块活动过。我到后没几天，刘清和来了。以后张世凯也从礼泉来了。泾阳游击队初组织起来人不多，有十几个人，主要是抗粮、背粮，对群众做好事，群众是拥护的。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实际是打土豪、分田地停留在口头上。同群众关系基本上是好的，扎根不深。主要活动于泾阳西北原及西凤山一带，也常到泾阳、三原城郊和淳化、礼泉县境搞游击。

1933年一二月间，接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通知，泾阳游击队改为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所谓改编也没什么内容，就是改了名。苗家祥任大队长，全大队共一百一二十人，编三个中队，一、二中队各有三四十人，第三中队组成最迟，只有二三十人。一、二中队长记不清是谁，我是三中队队长。不久大队成立了党支部，刘清和任支部书记，成员有赵启民、苗家祥、张世凯、吴世昌。游击队和省委有联系，和三原中心县委、渭北游击队黄子文也有联系。与红二十六军也有人员来往。队员大部分是青年农民。有十几个人成分不太好，地痞流氓。其中有个中队长，当过官，拉过杆子，当过土匪，违反纪律，野里野气。可是苗家祥对他很重用，游击队吃亏和这个人有一定的影响。

游击队在岳家坡拘留了修泾惠渠的外国工程师安立森，这是个偶然事件。一个外国人去察看干渠退水渠水闸工程，游击队正好碰上，就抓了回来。是当洋土豪处理的，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面粉、银元、枪弹等做换人条件。国民党政府派人谈判，送了几大车洋面，好几千块光洋，我还去接收过一次。他们口头答应，枪弹可以研究，但一点也不给。其目的是保住安立森的命，怕游击队把安立森杀了。他们一面稳住游击队，一面调兵遣将部署“围剿”。抓安后，红二十六军二团到西北原，在西庄苗村召开了军民大会，对群众鼓舞很大。王世泰团长派红二团步兵一连和十几头驮骡，由游击队做向导去泾惠渠吊儿嘴工程处夺取100多箱黑、黄色炸药和几支枪。在红二团离开西庄苗村前一天下午开了联席会议，苗家祥、刘清和和我参加了。会议研究了敌情和部队建设及行动计划，决定将安立森送到薛家寨看押，游击队暂时离开西北原，随红二团行动一个时期，避开敌人“围剿”，待敌人“围剿”过后再回到原地区活动。苗家祥表示同意。会后我们一同回到游击队驻地。晚上七八点钟时，苗家祥说，接到情报，敌人“围剿”来了，要拉游击队走。我说，已决定同红二团一起行动，游击队单独行动和敌人进攻的情报，不通知红二团不好。苗说，那好，你去通知红二团。我即去距游击队驻地六七里路的红二团，报告了敌情和苗要单独行动的情况。红二十六军领导要我速回游击队，说服苗家祥按联席会议决议行动。我回队后，苗已将游击队拉走了。将刘清和丢在原地。刘是高度近视，他还在睡觉，游击队去向不明，无法追赶，我只好同刘清和再回红二团报告。刘志丹说，苗家祥已将游击队带走了，就按他们的意见办。游击队走后，红二团北撤，与敌遭遇，打了一仗，将敌击退，向淳化转移。我俩随红二团一起到薛家寨，我留在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工作，刘清和仍回西北原。不久，苗家祥被敌杀害，刘清和、吴世昌被叛徒杀害，游击队就此失败。

现在看来，游击队受挫折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党的领导不是那么坚强，力量很弱，没有发展到基层。二是虽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但还不是血肉相连。三是内部不纯。主要是苗家祥在游击队有了发展，形势较好的情况下，腐化思想抬头，有“土大王”思想，加之新婚，敌人送了些东西，有粮吃有钱用，他就满足了。

苗家祥在杨虎城警卫团当过副官。因犯错误，党内受过处分。他搞武装斗争，做了些工作，但有错误。

红二团在渭北的活动

王世泰

1933年3月下旬，红二团转入外线，进军三原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会合。我们利用游击队地理熟悉的特点，到处活动，捕捉战机。经侦察了解，心字区北原住着敌骑兵团一个连，于是我们决定打它一下。战前，我们派游击队在附近打土豪，佯装“溃逃”的样子，边跑边丢东西，有意让土豪去报告，引诱敌人，而我们则把一个连的部队，埋伏在敌人必经之地西马道两旁。敌人果然上当，一个排被我军全歼。

4月5日，红二团南下泾阳一带活动。在三原、泾阳交界处，地下党送来情报说，杨虎城要陪外国人安立森（听说是一位水利工程师）到泾惠渠吊儿嘴参观，估计有一连军队保护。我们认为，机不可失，应该进行袭击。晚间，我们率部队向泾阳游击队驻地西凤山靠拢。在这里我们找到泾阳游击队队长苗家祥一问，才知道杨虎城根本未来，安立森来了，也没有军队护送。

翌日，我们决定一部分骑兵配合游击队攻打桥底镇，我带一个排和七八个游击队员抓安立森，其余部队由志丹带到西凤山脚下集结。结果，桥底民团闻讯逃跑；我带的战士，在吊儿嘴一个水闸前，抓住安立森，缴获护渠队几支枪和七八箱炸药。当晚我们返回驻地，把安立森交给了泾阳游击队。

捉了安立森，我们准备转移。晚间我安排各连排提高警惕，以防敌人偷袭。鸡叫前后，部队吃过饭由驻地向东出发，行至拂晓，与敌人遭遇。原来，我们捉住安立森后，敌人十分惊恐，遂派一个团的兵力，乘汽车堵截我军。车上架着重机枪和迫击炮，气势汹汹，企图消灭我们，抢走安立森。由于我军早有警惕，两军相遇，我立即命令一连开火，猛烈的枪弹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在晨雾中，敌人看不清我们，慌忙后撤，我军乘机登上西凤山。敌人看见我们撤出战斗，只好“望梁兴叹”，打了几炮，拉着死伤的士兵，由原路返回。

5月19日清晨，红二团由北梁出发，挥师南下。下午部队到达桃曲原。桃曲原村西有条小河，叫桃曲河，村南有座小寨子，无人居住，团部驻扎在村里。

大约下午4点多钟，部队正在开饭，突然枪声大作，敌人偷偷占领村南土寨，向我军猛烈开火。我听见枪声一个箭步冲出窑洞，命令司号员康健民用号声调各连反击。刘志丹随后也冲了出来，一边打一边命令冲锋。一个急冲锋，把敌人从寨子里压到桃曲河沟，骑兵连又从原上俯冲下去，截断敌人退路，共消灭敌人80多，缴获大批枪支。这股敌人是淳化的保安队，有100多人，大概因为他们的情报不准，错把我军当成小游击队，企图来个偷袭，一网打尽。其结果“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丢下十几具尸体，狼狈逃窜。天黑时，我们清扫了战场，把枪支弹药交给当地游击队，把俘虏交给地方干部，让他们处理。

翌日，红二团由桃曲原出发，经凤凰山，从爷台山和方里镇之间直插下去，行军100多华里，到达三原县二台子，与黄子祥、张秀山领导的渭北游击队会合。在这里二团党委和游击队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杜衡继续奢谈红二团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同志对此表示异议，劝阻不要冒此风险。杜衡一意孤行，拒不接受劝阻，强令红二团尽快南渡渭河。

第二天拂晓，部队出发，下午到达长坳，配合渭北游击队打敌富平张德润民团。这个民团是当地豪绅从富平请来专门弹压游击队的，他们来后无恶不作，抓走苏维埃主席孙平章等人，群众无不痛恨。长坳，地形险要，寨子两边都是深沟，易守不易攻。战斗打响后，少部分游击队员和步兵一连两个排，从正面攻击，吸引敌人；骑兵连绕道敌侧后助战，部分游击队从后沟压下去营救被捕同志。结果敌人把孙平章等人转移了，没有营救出来。二团又急于执行南渡渭河的命令，黄昏时撤出战斗。部队来到寇家庄没有进村，在庄外场上休息吃饭。饭后，我们准备出发，杜衡突然提出，他要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声称待汇报完工作后，再沿大路追赶部队。志丹和我感到意外，刚刚南下，怎么就要离开部队？但又不好说什么，只得同意。于是把部队集合起来，由杜衡讲话，杜衡向大家重说了一遍他要回西安的理由，当场宣布，在他离开期间，由汪锋同志代理红二团政委。杜衡走时，从经理处长刘约三那里要了一头毛驴和一些钱，只身离队。事后得知，杜衡并没有直接去西安，而是到了三原境内。

来源：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