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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医” 中医药学的发展历程恰似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今天的医药学家们有责任“逆流而上”，去探寻中华大地上祖先们的医药实践之路和“中国智慧”，推进新时代中国传统医学的集成创新、融合发展。通过多年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与国内外实地考察，大约在十几年前的2008年前后我提出了“大中医”的理念，并在会议上报告及报刊发表。 所谓“大中医”即认为中医学是包括汉医、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壮医、苗医、瑶医、回医等中国各民族传统医药在内的中国传统医学，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之上的我国各民族传统医药的统称。当然这个统称并非中国各民族医药的简单叠加，而是植根中华文明土壤中的交融互通，技术发展中的同进退、共荣辱。并提出“大中医”理念不仅是中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更是实现中医学集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必由之路。2017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明确指出：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从国家法律层面明确了中医药的一体性，有效推动了中医药学科内部的协同发展与整体提升，并有利于中医药在国际上的传播与发展。 “二层面”与“五要素” 所谓“二层面”指技术层面和文化层面，而“五要素”指原初的基础医学知识、古典哲学、区域性文化、群体性信仰、临床经验。通过解析发现，传统医学皆由“五要素”组成，而“五要素”又可分别归属于“二层面”的范畴，即“五要素”解构传统医学的目的在于更加细化“两个层面”的分类，以便选择更有针对性的传承和创新的方法。可以认为传统医学技术层面（临床经验和原初的基础医学知识）虽可体现解决患者病痛的能力和水平，然不足以构成某一传统医学的体系归属；但如果涉及到传统医学构成“五要素”中古典哲学、区域性文化、群体信仰等文化层面的部分，则无疑会导致传统医学本身属性的改变，会牵涉到其体系归属问题，更会引起某医学到底是此医学还是彼医学的争执。而中医学文化层面的整体观念、天人合一、（机体）内外平衡的思想，无不体现了钱穆所总结的“中国文化特质可以‘一天人，和内外’六字尽之”的特点，这是决定中医之为中医的前提，需要在更高层面上予以继承创新和发展。而与文化层面一以贯之的传承延续性不同，技术层面的发展总是处在不断更迭中，虽然近百年以来由于中医学的边缘化导致很多技术层面的知识被忽略或失传，但不可否认的是曾经的医学技术层面的内容总在或即将被后来者所补充或替代，所以在这方面必须毫无保留的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的一切有益临床实践，并将之转化成中医学自身的一部分，这是中医药历史发展的经验，也是也是循证医学所提倡和推荐的。争取尽快实现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在技术层面的融会贯通，在文化层面求大同存小异，形成合力，以更好的贡献“健康中国2030”。 “三分法” 任何一门学科要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必须明确自身的优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百余年来与现代医学的共存、交融发展过程中，我认为有必要对中医尤其在技术层面上进行分类，将其分为不自觉领先于现代医学的部分、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需要重新认识或加以摒弃的部分等三个部分，即“三分法”。“三分法”的目的在于扬弃，即明确哪些是需要继承的精华，哪些是需要舍弃的糟粕，哪些是现代科学技术还无法辨识的；当然，在此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那些既没有证实也没有证伪部分，即对于“需要重新认识或加以摒弃的部分”要慎重对待，因为这部分内容虽然不能被证实，但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伪，所以需要原汁原味加以保存；但已经被证伪的部分则需要进行摈弃。 “三个融合” 医学目的的一致性决定了医学发展的趋同性，其最后的走向可能是形成一种不分古今和中西，而主要以疗效水平为评价标准并具有一定文化属性的全新医学，而在中国这个新医学的母体无疑应该是中医学。在此，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疗效的说服力巨大，但医学无疑也会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不同文化甚至可以决定不同医疗手段在临床的应用与否，哪怕都是临床证明有效的手段。基于此，我们提出“三个融合”理念。“三个融合”是对未来新医学实现路径的一种构想，其一是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之间的融合，建立一种基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之上的中国传统医学新体系，即“大中医”；其二是世界各民族传统医学之间的融合，建立一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之上的世界传统医学新体系；其三是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融合，利用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的技术、理论与方法挖掘和阐释传统医学的精华，丰富现代医学的内涵，提高现代医学的发展水平。此三种融合之间并无发展先后的关系，而是一种同向并行的关系。 “六个阶段” 所谓“六个阶段”，是根据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历程和每阶段所具有的特征，提出的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的“六阶段论”，阐述了从中医学在中国大地的最初产生，到实现中医学在中国的全疆域高水平发展乃至在周边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伟大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揭示了中国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既不是土生土长的，更不是舶来品，而是扎根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启迪下，在相关地域原初医疗经验和用药习惯的基础上，经过中（汉）医学的激荡发蒙而产生的，中（汉）医参与构成诸多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源头，并持续影响其发展至今。 中国传统医学架构图（选自董竞成主编《中国传统医学比较研究》） 个人简介 董竞成：二级教授，博导，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上海市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国家“双一流”及上海市高峰学科-中西医结合学科带头人，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临床医学院中西医结合系（临床）主任，华山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世界卫生组织复旦大学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主任。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负责人，教育部高等学校中西医结合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岐黄学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建设负责人，世界华人医师协会理事，世界华人中医医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兼呼吸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促会中医分会副会长，《传统与现代医学》（英文版）杂志主编。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肺病、肿瘤、老年病的诊治及相关基础研究，也从事中药新药的开发，以及多个民族传统医学比较研究和中国传统医学整体架构的研究。发表论文240余篇（其中SCl文章90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6项，专利及软件著作权6项，主编专著多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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