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为什么不抄中国的作业？

在抗疫这件事上，德国在目前阶段还不大可能抄中国的作业，其原因无外乎有两个：一是不想抄；二是抄不了。不想抄的原因主要是认知不同；抄不了的原因主要是制度、民众和技术不同。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马普刑法学人”

欧洲的疫情发展太快。意大利的局势一再恶化，欧盟国家悉数沦陷。德国的确诊人数已经达到3675人，死亡8人。我们这个只有23万人口的小城弗莱堡（Freiburg）与旁边有着26万人口的高黑森林（Hochschwarzwald），截止到昨天下午14点，已经有70人确诊（比前一天增加了33人）。昨天，我们所在的巴符州政府终于决定让全州内的所有幼儿园与中小学从3月17日开始停课，一直延续到4月20日。 

当今世界的局势，可以借用毛主席的话来描述（调侃语气）：“敌人一天天地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新闻里说，中国的抗疫专家组已经携带人道救援物资，飞往意大利了。2019年，吴京已经在电影里拯救了地球一次；这才不到一年，难道真要中国来拯救世界了？ 

在防控疫情上，我国启动了战争模式，全民动员，严防死守。全国人民宅在家里，坚决要把病毒“闷死”。50天下来，许多地方的新增病例已经清零了。在这次灾难中，官方认可的病亡人数达到3194，仅在武汉一地就有3075人。除了病亡者，还有更多的重症患者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多少个家庭痛不欲生，又有多少个家庭忧心如焚。不仅如此，防控措施还带了严重的次生灾难，多少个非新冠病人因为被放置一旁而病情恶化，甚至病亡；多少个小微企业破产，多少个企业职工与个体经营者失业，陷入绝境；又有多少个武汉人流落他乡，处境窘迫。我国在抗疫中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但是人民群众中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整体来看，世界各国的抗疫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模式，一类是欧美模式。就目前来看，中国模式成效显著。除了遭受重创的意大利外，德国等欧美国家一直以来都很淡定，似乎直到现在才意识到局势的严峻性，以后也许会有更多的紧急措施出台。

海外中文媒体前几日发表了对于德国华人陆蒙吉教授的采访报道。这位陆先生很了不起，是德国艾森（Essen）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的教授，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和中科院病毒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有着长期的合作交流。他在采访中说：“‘坚决打赢这场战役’是个良好的愿望，但这不具备科学根据。”他是真正的专业人士，所以我们必须重视他的观点，但是与此同时，我也觉得他对疫情的判断过于乐观了，比如他说：“德国医疗体系的力量很强，已经为防控做好了准备”；“德国医疗力量完全可以救治重症病人。”据报道，德国能将2.5万至5万床位转变为隔离病房用于救治重症病人。陆教授的观点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病患者的人数必须要在一定的可控范围内。但是如果重症病人的数量超过这个数字呢？如果医护人员因为大面积传染而不得不撤出火线呢？

为写作此文，笔者采访到了在德国弗莱堡大学及其附属医院工作的生物学研究人员张莹博士。他说：“全员隔离是人类应对大规模疫情最后的选择，是过去几千年人类在没有科学指导下应对疫情的模式。德国并不否定中国模式，更不反对中国模式。实际上，建立方舱医院这种做法也不是中国首创，而是防疫上的可选项。因为病毒学的发展水平和公共卫生防疫手段已经今非昔比，所以我们不必一上来就用最终极的手段，而是应当根据疫情的发展动态进行调节，在尽量保障社会运行和有效进行防疫之间找到平衡点。这对政府公信力和执政能力要求很高。”我想，张博士的见解代表了德国医学界的主流观点。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人以血的代价为全世界赢得了两个月的空档期，你们欧美人为什么不珍惜？还有人甚至疑问：中国有现成的作业，你们为什么不抄？

结合以上两位专家的观点，我个人认为，在抗疫这件事上，德国在目前阶段还不大可能抄中国的作业，其原因无外乎有两个：一是不想抄；二是抄不了。不想抄的原因主要是认知不同；抄不了的原因主要是制度、民众和技术不同。具体来说：

其一，认知方面。德国倾向于认为：1，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强，但致命性并不高，而且攻击对象多为老年人与久病者。2，疫情的传播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德国的大部分病患者都不太严重，没有中国初期那么严重。3，病毒不大可能被消灭，将来很有可能与人类长期共存。4，就算是现在阻断了病毒，将来只要一放松，病毒还会继续传播，没完没了。5，抗疫也需要进行成本核算，“不顾一切”的果断措施会带来严重的次生灾害，得不偿失。6，在保障基本民生的前提下，陆续开闸放毒进来，在严格保护老年人的同时，让一批年轻人感染病毒使其产生抗体；当民众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产生抗体后，便可阻挡下来病毒的传播，病毒便会逐渐消亡。这里的第六点最为重要，因为它表明了德国不是要夺取一个短期的胜利，而是在下一盘大棋。千万不要把德国政府的战略理解成不作为。 

其二，制度方面。1，德国实行联邦制，防疫主要是各州的事情，联邦的权力有限，而且也缺乏一个绝对的领导核心。2，德国实行多党制，执政党的政策容易受到在野党的掣肘。3，防疫也得严格依法进行，比如政府不得为了防止病毒传播而公布感染者的个人信息（比如其居住在哪栋楼哪个房间）。4，德国也没有像中国这样的社区联防联控组织参与防疫，并协助政府进行严格监督。

其三，民众方面。德国民众普通认为自由应当高于安全，所以严重限制公民自由的措施容易招致民众的反对。除非大面积地死人，比如成千上万地死人，否则德国民众不会轻易放弃自由。相比之下，中国的民众就非常配合，这一点对于防疫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也是难得可贵的。 

其四，技术方面。1，德国缺乏中国这样强大的监控系统，政府无法及时准确地发现民众的流动情况，也就无法及时准确地识别感染者。2，德国在网络技术的应用方面也落后于中国，德国民众很难完全通过网络途径进行教学和娱乐等活动。3，德国没有如中国般发达的物流系统，民众总还是需要出门购物的。 

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抗疫方面表现出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效果也非常明显。在保障公共安全方面，必须给中国政府点赞。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即便是在防疫议题上，德国也在贯彻我们刑法学界念兹在兹的“最后手段”原则，这种做法也不无道理。看来，对于德国而言，中国的作业也不是随便可以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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