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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读书一目两三行，初次接触觉得非常聪明，但是接触久了却发现后劲不足，韧性乏力，这种人往往小时候成绩优秀，长大后却成了伤仲永，最后碌碌无为。 有的人乍一看觉得是个笨蛋，不仅反应慢，而且一样东西要重复很多遍才能记住，但是这种人常常能啃硬骨头，办事也能持之以恒，最终却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毫无疑问，曾国藩属于第二种人，他的天资并不好，记忆力也很一般，一般聪明人能过目不忘的事情，他却要反反复复弄个好多遍才记住。但是他能吃苦，不走捷径，别人在玩的时候他在读书，别人在享受的时候他在思考。他深知自己的不足，所以他很虚心，很实在，不求一口吃个大胖子，只求每天进步一点点，遇事思前想后，凡事不搞得彻底明白不会轻易下结论。 无论是他组建湘军，筛选将领和士兵，他都专门挑老实人，因为老实人话不多，而且能干活，能吃苦，所以湘军没那么多歪心思，能兢兢业业训练，能老老实实打仗，所以曾国藩能带领湘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也因为谨记祖父的教诲，他才能够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虽有盖世之功，封侯拜相，却自裁湘军，急流勇退，无论做到多大官，曾国藩都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位置，也能听取长辈们的劝谏。 虽然是个理学家，但是他经世致用，不清高，接地气，既能遵守自己立下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也能和光同尘，遵守官场的潜规则，最终内圣外王。 在理学大家中，只有曾国藩能以明智的态度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因为他看洋人，同样不戴有色眼镜，当时的士大夫多认为外国人是凶蛮诈狠的蛮夷，因此对他们不必讲诚信，曾国藩却主张，要真诚地对待外国人，因为外国人也是人。 以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就是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正是因为这种与众不同的笨拙，才造就了他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 天资并不好 曾国藩的天资并不好，在他湖南老家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是有一天曾国藩在家读书，一个小偷准备等他把一篇文章背完睡觉后再偷东西，可是左等右等，曾国藩不知道背了多少遍还是没记住，小偷气得跳出来大叫一声：就这种笨蛋，还读什么书？！ 虽然是个笑话，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曾国藩一家人都不是读书的料，他爹曾麟书笨的可以，考了十七次秀才，一直到了四十三岁，才勉强过关，曾国藩几个兄弟，都是历经十年寒窗苦读，却没有一个人中举，曾国藩本人呢，也是从十四岁开始考试，一直考到第七次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还是个倒数第二。纵观和他同时代的其他名臣呢，左宗棠十四岁参加湘阴考试，名列第一，李鸿章也是十七岁就中秀才。 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总是批评他才短，“于兵机每苦钝滞”，学生李鸿章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曾国藩也知道自己读书，做事很慢，别人一目两三行，自己一行都看不下来。 虽然天资并不出众，但是曾国藩却非常有大智慧，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 他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当天平军横扫天下时，全国都手足无措，是他提出要另辟蹊径，新练就一支精神面貌、战斗力都大大提升的湘军，当从皇帝到满朝文武都急于求成，不知如何平定太平军时，是他提出了“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战略，也就是先夺取武昌，控制长江中游，然后再攻下九江、安庆，最后夺取天京也就是南京。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战略，清朝就是依靠这个战略，夺取了最后的胜利。 曾国藩是一个非常善于审时度势的人，自古功臣，像他这样善于把握进退的不多，平定太平天国后，他的功名如日中天，他却极度冷静，在大盛中察觉大衰的先机，毅然上疏请求辞去节制四省的大权，并采取果断手段，裁撤自己的权利之本——湘军，他一生出将入相，像他这样能功成身退的人并不多见。 曾国藩一生精通官场韬略，如同太极高手，将各种难题化解于无形之中。曾国荃久攻南京不下之际，朝廷命令李鸿章协助攻打，李鸿章一方面不想夺了曾家兄弟的首功，向曾家邀功买好，另一方面又想把抗旨之责推给曾氏，因此私下到处解释，搞了很多小动作。 而曾国藩的对策是回复给皇帝一道辞气卑约的奏折，坚决请派李鸿章前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相比之下，李鸿章的小算盘一目了然，曾国藩的手段平淡无奇，却高于李鸿章数倍。 仅仅通过上述几件事，就说明曾国藩的精明已经是到达最高层次，实在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用笨办法，取大成功 以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就是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正是因为这种与众不同的笨拙，才造就了他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 天资一般的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完全是靠他父亲给他灌输的笨办法：不读完这一本书，不准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今天的学业，不准睡觉。什么技巧啊，捷径啊，他都不知道，只知道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正是因为这种笨拙的学习方法，在他身上培养起超乎常人的吃苦、勤奋和踏实精神。 这种下苦功夫读书的经历给了曾国藩独特的启示，他发现笨拙有笨拙的好处，因为笨拙的人没有骄傲的资本，所以一般也比较虚心，笨拙的人从小受挫折，所以抗打击能力也比一般人强，笨拙的人不懂取巧，遇到问题也只能硬钻过去，因为不留死角。 相反，那些有小聪明的人不愿意下苦功夫，遇到困难绕着走，因此基础也打的松松垮垮，所以，笨拙虽然看起来很慢，但实际上最快，因为基础打得扎实，所以能厚积薄发，虽然曾国藩考了九年秀才，但后来一旦开窍，路就越来越顺，中了秀才第二年，他就中了举人，四年后，又高中进士，而那些早早考上秀才的同学，却连一个举人也中不了。他总结自身经验时说，这些都得益于他基础打得扎实。 既然天性钝拙，那他就发挥钝拙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总是用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集腋成裘，积沙成塔，水滴石穿，讲的是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就像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表面上简单笨拙，实际上却大气厚重，所向披靡。 君子不走捷径，不图虚名，锱铢积累，艰难前进，君子成功也许比别人晚，但是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这是曾国藩一生的真实写照，他一生的成功，得益于笨拙精神。 他创建湘军，选拔将领，专挑不善言辞的“乡气”之人，因为这些人淳朴敦厚，没有浮滑之气，他甚至讨厌那些善说话的人，他招士兵，也专门挑那种朴实少心窍的山民，因此湘军的作风与绿营八旗军完全不同，彻底根绝了兵痞的油滑之气。 曾国藩打仗也是依靠笨拙精神，曾国藩一生善于打笨战，愚战，不善于打巧战，他打战不求奇谋，只求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一生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战，他花很大的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粮草的准备，战斗的部署，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算透了，才下打仗的决心。 湘军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打仗基本不主动出击，而是诱使敌人来先攻他，后发制人，太平军虽然骁勇，但是碰到湘军毫无办法，所以湘军除了开始几次失手外，后面几乎没有大的蹉跎，正是因为如此。 湘军主动攻城，也是采用最笨的办法，就像巨蟒把人缠住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城市活活困死，他们攻城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年，两年，每天的任务就是不停地挖壕沟，安庆、九江、天京都是这样打下来的，等战争结束，城外的地貌都彻底被湘军改变了。 曾国藩一生待人接物更是以诚为本，以拙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情愿别人占自己的便宜，也不愿意自己占别人的便宜，别人以巧以伪欺骗他，他却仍然以诚以拙相待。曾国藩说到做到，左宗棠一生不服曾国藩，觉得既生瑜何生亮，开始挖苦，后来以怨报德，曾国藩却始终未还一手。 李鸿章作为他的弟子，也经常耍心眼，逞私心，曾国藩却因爱李之才，始终不改对李鸿章的关心、爱护、包容和提携，李鸿章因此终身感激涕零，到晚年更开口不离“我老师”三个字，正是因为这种质朴的为人处世方式，曾国藩一生朋友极多，麾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得道多助，最终平定太平天国，立下盖世之功。 思维缜密，实事求是 当然，曾国藩最有意义的“笨拙”，还是他的思维方式，正是扎实彻底的思维方式，使曾国藩避免了几千年来中国式思维的局限和弱点。中国式思维重体悟、善类比却轻逻辑，那些才子、文人的思维经常天马行空，不循规矩，任意跳跃，因此很容易跳过真理与谬误之间那一点小小的距离。 中国式思维最大弱点是喜欢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一切，却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在这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总想大而化之，以一言而括万物，总想找到一个窍门，一下子把握全部宇宙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儒家学说就认为，如果一个人做好道德修炼，则处理世间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显然是非理性的。 而西方思维最大特别就是重视实证，重视逻辑，重视差别，西方人从量化分析事务间的不同之处入手，沿着“现象——差别——差别的扩大——精确量化——创新”的思维路径前进，因此能发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维，建立起严密的学术体系。 曾国藩的思维方式与西方思维方式不谋而合，这种思维方式因其“笨拙踏实”，在中国人中达到了少有的严密程度。曾国藩每遇到一件事，都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去看，反复琢磨，细细分析，而正反两个方面，他还要细分，把正面再分两面，分析它的正反，同理负也有正反两面，他把这件事中包含的每一个因素都研究到位，不使有一点含混不清之处，这样分析下去，对这件事物就会分析的特别透彻。 曾国藩认为，自古以来，认识就有精有粗，行动就有实与不实，所以他说，好的人才应该多条理而少大言，也就是说多一些逻辑，少一些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 曾国藩知道自己天分并不高，主要是做事比较爱钻研，曾国藩一生经历万难千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了精确到位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之后，还要总结经验，作为下一次的参考，曾国藩的精明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笨拙之上，这样的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 因为笨到极致就是聪明，聪明到极致就是笨，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我们大部分人也并不比他更笨，他只是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更无情鞭策自己的大脑，智慧越苦越明，这是他的亲身体会。 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一个是太容易下结论，另一个是太容易听信别人的结论，曾国藩却不是这样，因为笨，曾国藩在一切知识面前都非常谦虚，不敢稍有成见，不敢戴有色眼镜去读书，因为笨，曾国藩不想省力，不想借用别人的脑子，每本书都要认认真真，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所以他一生视野广阔，无书不读，无学不窥。 理学家有很多的学术洁癖，他们以诸子百家的学说为邪僻之说，不屑一顾，而曾国藩却是一个杂家。他一生书无所不读，尤好诸子之书，且甘之如饴。老子的简约博大，庄子的心灵自由，墨子的雄心苦力，法家的坐言立行，都给了他极大的启发。 除了书本之外，曾国藩还从自身生长的土地中汲取了大量的知识，曾国藩虽然是三榜进士出身，却始终对他那个没有读过书的祖父敬服不已，在家中经常引用祖父的话来教育子弟，这位终生没有出过湘乡县的乡下老人确实有一些来自泥土的不凡见解，曾国藩劝弟弟曾国荃在官场上不得逞一时之快时说：“星冈公教人常言，晓得下塘，须晓得上岸，又云，怕临老打扫脚棍。望弟平平和和作一二年，送阿兄上岸后，再行轰轰烈烈去做，至嘱至嘱”。 曾国藩平生凡事算出三步以外，特别是功成之后，能迅速解散湘军，妥善解除了功高震主之忧，就与祖父这种凡事要有长远打算的教导有关。可以说，曾国藩像一只敏锐的雷达，收集分析着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从中筛选出有用的成分。 因为笨拙，曾国藩是谦虚的，平实的，曾国藩说：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 他十分瞧不起那些随便讥评古人的轻薄之人，同时又是因为笨拙，凡事习惯亲身实践，这又使他有资本放言高论，直率的批评古人。通过大量实践，他发现，迷信古书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以书生从戎之后，曾国藩对中国历代传下来的兵书战策十分推崇，曾经苦读恶补，然而随着实战经验越来越多，他发现这些古书大多是玄而又玄的骗人玩意。 一天，曾国藩与幕僚、将领谈论军中阵法，发现“虽同见同闻同局中人，而人人言殊，不足凭信”遂由此悟出史书记载为什么不可信，“古来史传之不足凭信，亦是矣也”。 曾国藩是一名理学家，理学的正面意义在于它教会想要面对这个艰难世界的人，必须具有的刚毅，清洁，坚决，彻底。同时它也有巨大的副作用，比如守旧，固执，荒陋，不切实际。 因为笨拙，脚踏实地，曾国藩一方面获得了理学修养的巨大益处，另一方面却避免了许多理学家的毛病，理学家往往是保守主义者，但实事求是的实践精神，却给了曾国藩突破藩篱，否定古人，开辟新知的勇气。 正是因为他不迷先王之道，而是敢于以自我更之，自我创之的态度变通其中的“袭误者”、“未及者”所以他能成为洋务运动的创始人。在近代中国，推动西学的几件大事都与曾国藩有密切关系：创办安庆军械所和江南制造总局、幼童留美、在上海机器局添设翻译局、《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出版，他都是主要决策人。 西学入中国之际，一般士大夫视若仇敌，以他的好朋友倭仁为首的理学家更是仇洋的中坚，曾国藩却坦率的指出倭仁“才薄识短”，在理学大家中，只有曾国藩能以明智的态度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因为他看洋人，同样不戴有色眼镜，当时的士大夫多认为外国人是凶蛮诈狠的蛮夷，因此对他们不必讲诚信，曾国藩却主张，要真诚地对待外国人，因为外国人也是人，有着与中国人一样的心理结构。 理学家在中国礼仪之争中态度尤其激烈，他们无论如何放不下天朝上国的虚骄自大，坚决要求外国人见皇上必须三跪九叩，为此不惜一战，曾国藩却主张与外国平等相处，在对外关系上他主张舍去虚仪，重视实利。这个见解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实在是高明至极，在今天仍然有其实际功效。 与众不同的笨拙精神，成就了曾国藩的浑厚、开阔，无所不包，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思维保持着流动，敏锐，积极的状态，他在广大神秘的世界面前是谦虚的，老实的，他不预设什么，也不禁止什么，更不妄断什么，只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他善于从庸常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汲取智慧，善于从他所接触的一切精神资源中探寻有用的东西。他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相互滋养，因此，他才具有大眼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 完 前情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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