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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旗屯垦双城堡

 残云伴鹤归 2020-03-16

编者注:松额里先生对双城堡的满族历史非常有研究,已经发了松额里先生有关双城堡满族历史的文章有:

2月18日发文章《哈尔滨双城满族的历史》,

2月19日发文章《京旗回屯双城堡始末》,

2月20日发文章《双城堡有左中右三屯》,

2月21日发文章《富俊将军建立双城堡》,

2月22日发文章《富俊修改八旗屯垦双城章程》,

今天发第六部分。

二,京旗回屯

在东北旗丁垦荒九万垧的基础上,道光元年(1821)正月,清政府正式下令移驻京旗,具体办法是“酌议自道光四年(1824)”为开始,每年移驻京旗二百户,分为四起送屯。

该处预于道光二年(1822)伐木筑室,按户给与房间地亩,牛具,盘费等项。

按最初规划,九万垧垦地可容纳京旗三千户,可实际前往人数远未达到。

与乾隆朝按旗摊派不同的是,此次移驻采取自愿报名原则。令“八旗满洲蒙古都统,副都统等各晓谕所属旗人,使知迁移之乐。愿移驻者各报明本旗,届期资送,授产力田,以原生理。不得以桀骜不驯之人充数,致扰淳风。各该旗仍将报名之户咨报户部,每届年终,先行具奏一次”。

然而,令朝廷始料未及的是,当年情愿移驻双城堡屯垦者仅二十八户。

为此,朝廷不得不再次行文各旗,“如有续愿移驻者,随时造册咨部,道光二年(1822)年终再行汇奏”。

直到道光三年(1823)十二月愿往者才共有五十三户,并于道光四年(1824)正式移驻双城堡。

道光五年(1825)移驻的是七十六户,共二百四十三名口。这次移驻分为两起,每起三十八户,头起由黑龙江将军禄成,二起由宁古塔副都统和福分弹压。途中有镶黄旗闲散富尔恭阿妻朱氏携带三岁幼子老寿潜行逃走,又行低吉林所属之赫尔苏站时,有镶白旗闲散德常因患病不能行走,留养该站延医调治,后医治无效病故。

由于只身不准算户,因此,这两户均被送回。这样,出发时为七十六户,实际到达双城堡只有七十四户,这就符合了《吉林通志》中七十四户的记载,但在后来的档案中又写七十七户,实录中也为七十七户,原因待查。

最初两年移驻的人数均不足原定的二百户,究其原因,实因富俊原定章程内有只身不准算户的规定。

虽然道光二年(1822)富俊曾奏请于“闲散中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若果有父母,兄弟,叔侄,或有孀母,伯母,婶母情愿同来,有三口以上者均可算户,不必拘定娶有妻室之人”。

但朝廷并未立即批准,认为离移驻尚有两年时间,不必预为筹及。待到道光五年(1825)发现“人情不甚踊跃”,且有些愿往京旗因系只身不与报名,不免与调剂穷苦旗人本意相左。因此,英和等人奏请,嗣后“凡满洲,蒙古只身闲散有愿移驻者,亦一体准其移驻,其父子均系只身算作一户,胞兄弟均照旧全分给与,至另户只身闲散每人作为一户,地亩,治装以及本旗公帮银两均减半给与,临行时合给四套车一辆,每两户到屯后,应如何令给住房,分给器具之处,令该将军妥为安置”。

不过由于富俊考虑到“只身闲散一人,到屯易至游荡,且每户应得房间,牛具等件亦难减半,分而为二”。

遂决定仍照道光二年(1822)的提议办理,将只身闲散有父母,子女,叔伯兄弟,叔伯父母同往者两三人以上为一户。

改变了报名方式后,道光六年(1826),共一百八十九户报名喽当年由于住房,牛条及车辆等难以赶办,遂将“户只二口,现有钱粮养身者四十一户,归入道光七年(1827)移驻办理”。

这样,道光六年(1826)的具体移驻人数为一百四十八人,分为四起从京出发,第一起京旗共四十户,其中有马甲赛沙布因临行时不肯上车,当经本旗扣除,其余三十九户于正月二十一日自京起程,至二十九日护送出关。第二起京旗共三十户,于正月二十三日自京起程,至二月初一日护送出关,第三起京旗共四十二户,内有马甲凌宝一名,在京扣除,另换吉伦一户。又正蓝旗满洲闲散承桂一户更换富隆阿一户,正蓝旗蒙古步甲富恩阿一户在京逃避,只四十一户于正月二十五自京起程,途中又有镶白旗满洲马甲公额布之妻阎氏,镶白旗满洲领催恒文之子吉伦病故,其余旗户于二月初三护送出关,第三起旗户原册内开,镶黄旗蒙古护军石泰名下子二名,并载次子存德宝于六年(1826)正月初六日病故,因查存德宝尚在,病故系第三子,册内开载舛错。第四起京旗共三十二户,于正月二十七日自京起程,二月初四日行至临榆县地方,有正红旗满洲荣升生女一口。这样,道光六年(1826)实到户数为一百四十二户。

由于这一年报名人数接近二百人,给朝廷一个信心,决定以后不必拘定二百人之数,按实际报名人数移驻。

但道光七年(1827)的人数又少了,只有九十户,道光八年(1828)二十七户。由于京旗报名不甚踊跃,这一年的十月十九日,富俊奏请“八旗满洲每旗各有八十余左领,每年抓阄二十个左领,每左领下将五十岁以内有妻室之闲散或父子兄弟二口以上之户开出,都统等当堂抓阄一户,二十个左领二十户,八旗共一百六十户,蒙古八旗每旗抓阄五个左领,每左领下按照满洲办法抓阄一户,共五户,八旗共四十户,全满洲共二百户,如有情愿告往者,该左领下即可不必另制户口,有夫妻两口即算一户,计各左领下三年开始轮派一户……如此拟订,每年前往二百户,十余年,即足三千户”。

但后来事实证明,这条建议并未被朝廷采纳。究其原因本人认为主要还是朝廷对八旗的人身束缚越来越小,无法采取如乾隆朝的那种按旗摊派的强制性手段来迁移京旗。

而且,朝廷也预料到,即使勉强为之,其结果仍是逃亡。

与其如此,不如不移。所以道光九年(1829),当博启图等奏请将双城堡原定移驻京旗人数三千户,改为移驻一千户时,朝廷立即批准。

此后移驻京旗更是寥寥可数,道光十年(1830)愿往者仅五户,人数太少,只得次年凑足十余户一并移驻,之后历年都有移来者,但人数甚少。

据咸丰年间的统计数字,先后移驻到堡的京旗共六百九十八户,比博启图计划的一千户少三百零二户,与原定的三千户更是相差甚远,随着后期逃丁的人数,其实最后的人数更少。

(完)

作者松额里

满族文化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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