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仇英《竹院品古图》（局部），绢本设色，41.1×31.8cm，明 所谓“宾主设礼，非茶不交”。 以茶待客， 是历代中国人社交的首选。 喝着茶的中国人， 进一步是繁器重礼的大唐权贵， 退一步则是隐遁散叶间的明清道僧。 茶画的兴起， 既是经济繁荣的物质表征， 亦体现了文人雅士闲情逸致的格物情怀。 它将水墨与茶情茶意完美结合， 再现了历朝的茶饮风尚， 更以此记录了我国茶文化的历史变迁。 观茶画， 仿佛能听到那茶水涓涓作响， 嗅到那沸腾的氤氲茶雾在空气中飘香。  钱慧安《烹茶洗砚图》，纸本设色，62.1×59.2cm，清  茶画之蜕变   仇英《松亭试泉图》，绢本设色，128×61cm，明 所以，当我们将茶美学置于当时的书画环境中便会发现，由于很多人身兼品茶者与创作者的双重身份，这使得与茶相关的文艺创作在当时达到了它的首个巅峰。  赵原《陆羽烹茶图》，纸本设色，27×78cm，元 宋朝将茶事推向巅峰 在宋朝时，茶事已然成为了极富视觉欣赏价值的美学活动，并呈现出“为赏而饮”的特点。无论是冲泡技法还是茶具的使用，与唐朝相比都更胜一筹。  刘松年《补衲图》，绢本设色，141.9×59.8cm，宋 而宋朝皇室的介入正是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当时，宋太宗赵匡胤对茶事报以极大热情，也引得无数官员追捧。其次，宋徽宗赵佶更是在典籍、书画等多个方面，将它推向了美学巅峰。  刘松年《撵茶图》，绢本设色，66.9×44.2cm，宋 而茶画在宋朝大致可分为两个主题——刻画文人墨客的茶宴集会和反映百姓于市井的“斗茶”景象。其中第一类，大致可从赵佶的《文会图》与刘松年的《撵茶图》中窥见一二。  赵佶《文会图》，绢本设色，184.4×123.9cm，宋 元朝逐渐向散茶过渡 到了元代，由于受到马上民族的统治，前朝精致的茶饮工序式微。茶品形态也由此前制作繁复的“龙团凤饼”逐渐向散茶过渡。 项圣谟《琴泉图》，明 这时的文人画家在茶画作品中所表达的志趣也都大致相似——身处民族矛盾的漩涡，且无力抵抗。 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便是赵孟頫与钱选，此二人皆身处宋、元交界之年，且同为“吴兴八俊”，由他们所做的《斗茶图》、《卢仝煮茶图》等都是此时期极具代表性的茶画作品。 明朝饮茶发生了巨大转变 饮茶之事在明朝发生了巨大转变。这时的文人因诸多社会原因，将其赋予了一种精神力量，并希望透过饮茶抒发自己对世界的思考。 “品味各类茶种，将生活志趣寄情茶中”是这一时期文人饮茶的集中特点。 丁云鹏《煮茶图》，纸本设色，140.5×57.8cm，明 沈贞《竹炉山房图》，纸本设色，115.5×35cm，明 文徵明《惠山茶会图》，纸本设色，21.9×67cm，明 《惠山茶会图》便是文徵明独具代表性的茶画之一。它记述了画家与众数好友游历山水、相聚品茗之景。此外，其精工雅致的绘画手法更是将惠山描绘为一派世外桃源般的景象，进而表达出画家对纷扰人生的一种超脱之感。 清朝饮茶成为独立的文化意向 当茶画走到清代，茶已逐渐同松、竹一样，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文化意象，并与其共同反映出文人对高雅意趣的崇尚与向往。 吴昌硕《竹林品茗图》，纸本水墨，清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茶画中以茶具作为画面主体的现象渐长。这一方面是因为清代文人的审美意识逐渐向世俗化倾斜；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十分大胆的构图方式既清雅又趣味十足，深得民众欢心。 现今延续茶事文化 在古代文人的日常生活中，饮茶绝对是展现自身情趣的重要途径。因为经过千百年的积累与沉淀，茶已逐渐与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内核相连，并传递出与传统绘画相契合的品质。 王蒙《春山读书图》，纸本墨笔，132.5×55.5cm，元 其实，茶画中最为“芬芳”的精神内涵，便是饮茶之事与文人生活间天然的默契。二者长久以来相互裨益、相得益彰，已然成为古代文人精神文明的代表符号。 几百年、上千年的普洱茶树都不是人为的栽种，谁也不知道它从何而来。 就那么悄无声息的悄无声息的落地生根、发枝抽叶。 水声配茶香，劳顿的人心得以真正休憩，浮躁尘世也开始平和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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