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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竟然这样读唐诗

 星河岁月 2020-03-19
出现问题的地方绝非难度极大的词语、句子等,恰恰是一些看上去简单的、常见的词句。因为正是这些常见常用的词句,包括已经日常化了的典故,皆寄寓着中国人共同的审美情感、情趣,一点便知,会心一笑,外人实难感知。

有时候看汉学家解诗,会让人产生莫可名状的喜感。莫砺锋先生曾撰专文,指出美国宇文所安关于唐诗研究中存在令人难以接受的“读法”,包括对字句的误读、对诗意的曲解等。如卢照邻《早度分水岭》“徒费周王粟,空弹汉吏冠”,宇文氏把“新沐者必弹冠”即入仕做官,理解成了“去官”之意,意思全反了;又如杜甫《江汉》“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把一个熟典“老马识途”的主角,当成了“年老的官员”;再如杜甫《戏为六绝句》“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将嗤点庾信流传赋的浅薄“今人”,曲解为后生可能会超过古人(《唐宋诗歌论集》)。

无独有偶,近几年因着犀利批评当代文学而产生了较大影响的顾彬,原系研究中国古典诗歌起家,其煌煌著作《中国诗歌史》2013年已翻译成中文出版,内中亦不乏与宇文氏相近的“读法”。试举几例。白居易《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顾彬释“倾国”为“使国家的存在成了问题”。其实,“倾国”并不是一个生僻词,在汉语中它与倾城相连来形容绝色女子,作为一个典故,也非僻典,《汉书》描述李夫人“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为人所熟知;同诗“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释“马前死”为杨玉环“并非死于马蹄下”,马蹄与军前,其意义差距岂可以道里计。再如李煜《虞美人》“小楼昨夜又东风”,释“东风”是“从南京刮来的风”。大概著者以为此时李煜身在开封,风便从南京吹来,依了如此想象路径,又焉知风不是从扬州、苏州、合肥等地吹来呢?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这是一组名篇,其中三十一首“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系各种选本中选得较多的诗篇,顾彬释最后一句意思,“年龄最小的则被安排去学农活”,未免有点煞风景,不仅童趣全无,诗中的老农反而涉嫌雇用童工。李清照《醉花阴》“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也是一个千古名句,“消魂”一词却被解为:“这个双音词所指不仅仅是内心沮丧,其实它所代表的是在死亡那一瞬间出现的、灵魂与肉体的分离。”

正如莫砺锋先生所言,如此的“读法”确实令人难以接受;有意思的是,出现问题的地方绝非难度极大的词语、句子等,恰恰是一些看上去简单的、常见的词句。因为正是这些常见常用的词句,包括已经日常化了的典故,皆寄寓着中国人共同的审美情感、情趣,一点便知,会心一笑,外人实难感知。没有哪一个中国读者会将“消魂”与死亡联系起来,也没有人会从“倾国”一词联想到动摇国家,而汉学家们往往在看似简单的地方用力过猛了。

与此相关的,就是鲁迅早就指出的有些“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常得出“性”的结果。鲁迅所举的例子,乃日本人安冈秀夫《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安冈氏说中国人嗜笋,且想象其挺然翘然的姿势,可证这是一个好色的民族(《马上支日记》)。这种“想得太深,感得太敏”的思维模式,在《中国诗歌史》一书中亦有所体现。如李贺《南园十三首》其一“花枝草蔓眼中开,小白长红越女腮。可怜日暮嫣香落,嫁与春风不用媒”,清人王琦注此诗意“眼中方见花开,瞬息日暮,旋见其落,以见容华易谢之意”(《李贺诗集注》),实际上没什么特别难懂的地方。顾彬则解为以鲜花和草茎比喻女性的脸庞,用一个迫不及待的男性求爱者比喻春风,并引用了他本国两位同行关于结尾两句的观点:一个以为显示了“由于爱而自我毁灭的行为”,另一位则认为春风实施了单方面的暴力行为——“花落象征强奸”。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顾彬解释说,这个东风“也是男人要在女人那里呆下去的路径。如果在这条路上得不到满足,就连这个女人也会在其本性和可能性方面受到限制”。

想得太深、感得太敏的另一个结果,往往是死于句下,看上去新奇的读法、阐释,多与诗的本义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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