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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戴蒙德教授一开始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并没有下太多功夫，他学的是生理学，但花了很多时间跑到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看鸟。在看鸟之余，他也和当地的土著交上了朋友。一位名叫耶利的当地族人问他：为什么你们白人能生产出那么多的东西，而我们新几内亚人却不行？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却让戴蒙德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这一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之中，他称之为“耶利问题”。25年之后，戴蒙德教授出版了《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引起极大的轰动。 《枪炮、病菌与钢铁》，【美】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68.00元 正是因为戴蒙德是自然科学出身，他才能跳出历史学的陷阱，用更宽广的视野审视人类的命运。社会科学家更关注近代以来的历史，但戴蒙德把镜头的焦距拉到了数百万年以前。 戴蒙德认为，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是农业革命。但为什么有的人群先进入农业社会，有的后进入农业社会？他的回答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或者说，是由运气决定的。地球上约有20万种植物，其中只有几千种是可以食用的，而只有几百种是可以人工种植的。在56种最大、最有营养的种子中，有32种都集中生长在了西亚的新月沃地和地中海区域，此外，亚洲东部有6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4种，北美洲4种，中美洲5种，澳大利亚和南美各2种。正是因为这样地理上的好运气，原始农业才最早出现在新月沃地，并逐渐扩散到欧亚大陆。 动物的驯化同样具有偶然性。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能够被驯化。戴蒙德将其总结为“安娜·卡列尼娜原则”：能被驯化的动物都满足了相同的条件，不能被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同。家畜一般都是大型草食动物比如羊、马、牛，人类之所以没有去驯化狮子灰熊，不仅是因为这些动物性情凶猛，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太不划算。养一头狮子，还需要再养10头羊喂它，对于当时农业社会的人来说简直无法想象。戴蒙德甚至细致地观察到，人类之所以没有驯化豹子却驯化了狼（狗的祖先就是狼），原因是豹子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做爱。还有些动物比如猩猩或者大象倒是吃素，而且肉也多，可它们的问题是生长周期太长了，谁会花费15年的时间来等待猩猩或者大象的成年？按照“安娜·卡列尼娜原则”，能够被驯化的“候选”动物大约只有148种，而最终被人类驯化的只有区区14种，其中13种都在欧亚大陆，美洲只有1种。 农业革命带来了传染病。只有当人类定居下来，人口的数量超过一定限度之后，才能引发传染病。人类的很多传染病是来自于动物，比如天花和麻疹来源于牛，而流感则是猪传染给人的。一个社会里的常见病，对另一个社会而言可能就是致命的瘟疫。戴蒙德谈到，欧洲殖民者之所以能够征服美洲，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先进，而是因为他们携带的病毒。14世纪初西班牙人踏上美洲时，所用的“火绳枪”在射击一次之后必须重新填充火药，土著人的弓箭能够轻松地秒杀这种笨枪。但是，当那些经历了一场场疾病肆虐而存活下来的欧洲人闯入美洲纯净、简单、脆弱的生态系统时，灾难开始了。由于缺乏圈养家畜的经历，美洲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许多由动物带给人类的病菌，开始大面积地死亡。1518-1526年天花流行，1530-1531年爆发麻疹，1546年斑疹伤寒、1558-1559年流感，最终有95%的美洲土著人死于白人带来的疾病。戴蒙德在书中不无感慨地说：“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可以传染给敌人最肮脏的细菌的一方”。 枪炮、病菌和钢铁。重要的不是枪炮，而是病菌。病菌来自农业革命，是农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副产品”。但福祸相依，病菌又帮助西方人征服了很多殖民地。一步领先，步步领先，正是因为欧亚大陆首先跨入了农业社会，才有了足够的物质和技术积累，最终完成了工业革命。西方世界之所以兴起，不是因为西方的人种更加优秀，甚至也不完全是因为西方科技更发达、制度更完美，追根溯源，是因为地理这种极其偶然的因素。戴蒙德相信自己在新几内亚的朋友们一点也不比欧洲人更笨，甚至在某些方面更聪明一些。因此，他在本书一开篇就写到：“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总体来说，戴蒙德教授对于人类起源和自然演变的描述大气磅礴，又充满了有趣的细节。但是到了大航海殖民时代之后，各种文明激烈对撞，没有哪一个社会再能够龟缩在自己土地上自我进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变迁的力量不可能再由一种逻辑主导。各个社会之间相互碰撞、交流，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因此，戴蒙德教授的观点确实有那么一点“地理决定论”的宿命色彩，这可能是阅读此书最大的遗憾。但他提供了社会科学所忽视的重要线索，跟随他探寻人类命运的足迹，我们仿佛经历了一次奇幻漂流，似真似假，如梦如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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