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9年6月，清末旗人当中有名的才子端方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督是封疆大吏之首，地位非同寻常，这次调动看上去是平调，实际上不异于升迁。 端方走马上任，一步步向朝廷权力核心靠近，再努努力，当个军机大臣几乎触手可及。春风得意的端老四怎么都不会想到，在直督的位置上屁股还没捂热乎，就被稀里糊涂赶下台了。
1909年11月13日，慈禧太后的梓宫入葬菩陀峪定东陵。清廷为这场奉安大典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场隆重庄严。作为直隶总督，端方肩负“山陵大差”，责任重大。 巳刻，梓宫抬入隆恩殿时，天津福升照相馆的尹绍耕等人躲在墙角架起照相机拍照。此举被王公百官发现，引发一阵小小的骚动。 淮军第一镇兵勇立即将这一伙人拿获。
经审讯，尹绍耕本无进入奉安现场的资格，买通了端方的差弁刘寿山，由刘带路擅闯禁地。主持安保事宜的肃亲王善耆问清了缘由，将尹绍耕等人交端方发落。 事情不复杂，大典的顺利进行并未受到影响。拍摄奉安大典的照相馆不止福升一家，外国摄影师更多，只是福升对拍摄地点的选择不太合宜，有偷拍之嫌。 按理说，端方拟定罪名将涉事人员惩罚一下，再给肃亲王写个报告，就算了结了。在肃亲王和直隶总督眼里，这件事就是不起眼的小插曲，何必深究呢？ 不承想，端方在这件小事上栽了大跟头。所谓“大事糊涂、小事小心”，不是没有道理。
在封建时代，宫廷礼仪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对于违忤行为，如果没人拿来做文章，也就轻易出溜过去了；如果有人蓄意煽风点火，小错也能引发大震动。 11月20日，同样在奉安大典上担任执事的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李鸿章之孙）悄悄出手了，他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痛斥端方“大不敬”。 他指出的端方罪状有三： 第一，“当梓宫奉安之时，为臣子者，抢地呼天，攀号莫及，而乃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惟不敬，实系全无心肝。” 第二，“初三日（11月15日）举行迁奠礼，焚化冠服时，该督乘舆横冲神路而过。” 第三，“又于风水墙内借行树为电杆”，“马上传递，未为不便，何必借行树为电杆，致蹈人臣不敬之诛。” 李国杰不动声色向端方捅刀子，此举包藏私心。他意在扳倒端方，而非维持纲纪。
端方与李国杰的老丈人杨崇伊素不相能。端方是改革派，杨崇伊是顽固派，二人政见南辕北辙。杨以浙江候补道在苏州丁忧期间，曾与人因争妾大打出手，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参了他一本，被慈禧太后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李国杰此时出手，怀有为老丈人报仇的心思。另一方面，端方与袁世凯是儿女亲家，而当时摄政王载沣处处防范袁世凯，且把老袁赶回河南老家。在此当口扳倒端方，他自认为助了摄政王一臂之力，必能得到青睐。
李国杰的奏折送入宫中，众多大臣不以为然。据《申报》报道：“各军机大臣以此次端方之罪为仆从所误，不无可原，曾面请朝廷加恩。” 这时候，隆裕太后的态度起了决定作用。她不顾大臣的意见，有严惩端方之意。她想借此树立自己的权威，向慈禧太后看齐，掌握朝廷生杀大权。 朝堂之上另一位关键人物——摄政王，持什么态度呢？其实，他根本不想惩处端方，他当初拍板任命端方为直隶总督，怎么会借故使绊子呢？
摄政王不认为身为旗人的端方，因与袁世凯有姻亲关系就坐歪了屁股。他对此人是充分信任的。 但是，载沣是个没主见的王爷，“内畏隆裕，外畏福晋”，他无意争锋，屈从了隆裕的态度。 等各种小算盘打好了，摄政王批示，将李国杰所陈奏之事，交吏部拿出个处理方案。 3天后，吏部建议：端方革职。朝廷予以采纳，当即发了上谕，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把端方赶回家。 参与办理奉安大典的宗室王公、朝廷大臣、直隶大小员弁都得到了赏赐或提拔，唯独端方黯然落马。
上谕下发后，报纸记载了摄政王的叹息：“摄政王语以端方办事颇有才略，朝廷素所深知。惟此事乃纪纲所系，不能不照部议革职，故亦深为惋惜云。” 相比于摄政王的不满与无奈，当时的民间舆论就没那么客气了。《申报》直接评论说：“朝廷举措之不测也如是夫！”《大公报》则说：“自光学发明而后有照相机之作用，自电学发明而后有电线杆之设布，我国之有此等机械犹在近数十年，故关于此等犯罪律例上无明文也。今直督端方竟因此而蒙不敬之罪，殊出人意料。” 端方并非昏官、庸官，屡任疆寄都有施展，属于实干派。他离任直督之际，从天津进京，有头有脸的人物特在火车站搭棚恭送，“商学各界在车站送行者不下数千人，皆有依依不舍之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