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混沌地席卷全球,异地、隔离、宅家。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原本的生活秩序,本是同城的情侣变成了异地,平日里用吃喝玩乐维系的“酒肉情侣”也逐渐剥离了遮掩的外衣。 “当周围杂事纷繁,使你难以忍受时,你或许宁可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只觉得你的生命就像一个转盘在持续不断地转着。然后有一天你意识到,你曾经认为是个又平又滑的转盘的生命实际上是一个漩涡。” ——索尔 贝娄 为什么疫情期间有这么多对情侣分手呢? 01 爱也分种类? 有人说,爱是12世纪法国的行吟诗人塑造的社会化产物,是对女性的理想化,是不可言说的欲望的升华。从词源上说,浪漫源于罗曼蒂克文学(Romantisme),描写骑士与贵妇“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爱情。爱情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可能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有如南欧国家的奔放热烈,也有像日本“月色真美”的含蓄写意。但,爱的情绪却是人类共通的。 在亲密关系中,心理学家建立了两种不同的爱的模型:激情之爱(Passionate Love)和陪伴之爱(Companionate Love)。 行吟诗人或许会把“真正”的爱情描写成激情的全部所在,比如纳博科夫在《洛丽塔》中的描写: “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 但实际上,从生理角度来说,长时间全情投入的激情就是不可能的。浪漫的爱情,或者激情(Passionate Love),是一种心境强烈摇摆起伏的状态,是温柔与遐思、焦虑与慰藉、无私与嫉妒并存的混乱状态(Berscheid & Walster,1969)。 图为6个月状态下激情的爱和陪伴的爱的比较,可以发现激情消逝那段“清醒期 ”就是爱意最容易消散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说“激情消退”,会用“老夫老妻”来形容。那究竟什么是“老夫老妻”的状态呢? 陪伴的爱(Companionate Love)是持久的,发展得相当缓慢。它包含着相互依存与喜爱的感受,还有亲密、信任、承诺等元素,是爱情,是亲情,也是依恋。 这种依恋长期下来不但能让双方共同成长,平时还能缓解工作的压力,甚至能减少心脏病的风险(Coan,Schaefer,& Davidson,2006)。伴侣彼此感受到的陪伴的爱越多,他们就越信任彼此,越对对方感到满意。有研究表明,陪伴的爱对男性和女性来说都是一次积极的经历。当人们被要求思考陪伴的爱并确定其重要特征时,他们会统一指定一些积极的情感,例如“信任”、“关怀”、“尊重”、“宽容”、“忠诚”和“友谊”。随着时间的流逝,陪伴的爱甚至会变得越来越强,因为它的发展是基于亲密关系过程的(例如关怀和依恋),而这些过程需要时间才能充分发展(Regan,2000)。 长时间来看,陪伴的爱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更强大 疫情期间长时间的宅家和分离,就像药物上瘾之后,求更高剂量而不得而产生的不如意的情绪,可能加速激情的消磨,这对于尚未充分发展陪伴之爱的情侣来说是一种考验。 02 我们找对象到底是找“互补”的还是“相似”的 “当你意识到了你的潜意识,你把他叫做命运” ——卡尔·荣格 在卡尔·荣格的理论中,阿尼玛(Anima)和阿尼玛斯(Animus)是人们潜意识中,另一性别自我的呈现。阿尼玛斯是女性内心中无意识的男人性格与形象的一面,可以让女人盲目迷恋男人;通常阿尼玛斯有父亲、兄弟的形象,反之亦然。 古希腊神话里说,人本是双头四手四脚 (Androgynous)、男女一体的,直到被宙斯和诸神辟成两半,自此世人都在寻找自己缺失的另一半。 荣格的理论,人们的心理阴影(Shadow,可类比弗洛伊德潜意识的概念)里有阿尼玛(Anima)和阿尼玛斯(Animus)。比如一个特别大男子主义的男性, 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一直扮演着“严父”的角色,很难对周围的人表达自己内心的柔软,在他的潜意识里(比如梦境里)就有可能会变得特别女性化,特别温柔。 03 给单身小伙伴一些相亲的Tips: (1)单纯曝光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人们更容易喜欢上自己见过多次的东西和人,哪怕没有下意识记住这个人的相貌。宝玉“这个妹妹我是见过的”就深得精髓。 (2)拟态(Mimicry):我们潜意识里更容易喜欢模仿我们动作的人,也更容易模仿喜欢的人的动作。前提是没有被对方察觉我们在刻意的模仿。 (3)互动效应(Reciprocal Effect):如果你帮了陌生人的忙,你容易更喜欢Ta。因为我们的大脑不喜欢经历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认知和行为不符合),而当行为已经确定的时候,我们不容易改变行为,更容易改变认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很想让我们相信,我们帮助的人是好人。 Reference: 1. Haidt, J. (2006). The happiness hypothesis: Finding modern truth in ancient wisdom. Basic books. 2. Berscheid, E., & Hatfield-Walster, E. (1969).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Menlo Park, CA: Addison-Wesley. 3. Coan, J. A., Schaefer, H. S., & Davidson, R. J. (2006). Lending a hand: Social regulation of the neural response to threat.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12), 1032-1039. 4. Regan, P. C. (2000). Love relationships. In L. T. Szuchman & F. Muscarella (Eds.),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uman sexuality (pp. 232-282). New York: Wiley. 作者,排版:Anastasia 邵宜家 编辑:Yy.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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