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威远《余氏家（族）谱》存疑释解（连载一）前言 我四川威远余氏家族的谱记文本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丢失散落，虽族人存有零散章页，但完整的谱册我辈族人均未亲眼所见，只知先世为蒙古族，祖出于成吉思汗裔后。 时代进入二十一世纪，终于找到了我四川威远《余氏家谱》藏于国家上海图书馆的唯一谱本，本人于二○○五年五月将藏于该馆的我《家谱》四卷已复制待编成第五册以后,再将其统一印制成册分送我辈诸宗支。 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余氏家谱》是我辈曾祖父余天仲公于中华民国三年即一九一三年续修刻印的，《家谱》记序的最后一人是我的伯父余映典公，（映典公居长与我父余骥龙还有叔父余德星是嫡亲三兄弟），已逝于一九五八年，族中上辈最后一人即我父余骥龙公也于二○○五年逝去，我辈兄长多已是逾七十龄的古稀之人，我辈弟等也已近六十岁花甲之年；自天仲公续修四卷“严陵谱”（天仲公为本“谱”定之名称，“严陵谱”为前谱之续，前“谱”称为“敬宗谱”，在过去的年代“敬宗谱”，供于敬宗祠堂，而严陵谱供于五福祠堂，两祠堂均毁于上世纪的政治性社会运动中）。之后，又过去了近百年，余氏族人最少已有四代人没有记入谱记世系之中，续修第五卷就成了我辈应该了却的事情。 续修“五卷”的内容由四部分组成： 《余氏家谱》第四卷所戴先人各支后代尽可能完善的排序记述； 我长辈传文辑写； 《余氏家谱》五卷序文撰写； 《余氏家谱》存疑释解； 前三项工作由族内各兄、弟、姐、妹执笔完成，最后这项工作由我来完成。 存疑释解分作十三个章节叙述如下： 一、关于我余氏的民族所属，始祖何宗的看法： 此问题的提出原因是我余氏谱籍失落多年，在对后代的教育传知方面无法尽其详实，使后辈人中对《家谱》之事轻而视之（等同于故事传说），不以为然，后来虽找到了“原谱”，而谱记内容与史籍记载并不贴切，主要的存疑之处始于数百年前，后世的族人没有进行释解（先人并不认为有释解必要）工作而留于今，必竟先人的思维认识不同于后人；先人绝不怀疑祖先，而后人却敢于怀疑一切，我辈做为前、后衔接之人，即要相信先人，也要让后人知道为什么要相信和必须相信的理由，并必须向他们提供不惑的依据。 近年来在互联网上见到中国西南（四川、云南、贵州等）所谓铁改余姓宗支众多，并有云南省麻栗坡余姓数百人依据本姓族谱向当地政府要求恢复原属民族称谓，改“汉”为“蒙古”获准，从而引起了网上讨论，并延续了几年之久，直到我动笔之时仍然陆续有新议。另有一些人（主要是姓余的，也有其他姓氏的人），在余氏改回原属蒙古族称后，他们成立了一个“中国西南铁改余氏研究所”，并召开了所谓“西南铁改余各宗支代表会议”，拟定了宗旨，发表了研究成果，更主要的是这个“余氏研究所”要代表所谓的余氏“正统”，还要编制印刷发行所谓的“西南余氏总谱”，这样的举动就召至了不在“参会成员”之列的，不在“总谱”编辑之内而人数更为众多的、也同是余姓，也同样拥有“旧事传记”人们的不满。另一方面，他们在发表有关余氏先人谱记论述方面没有解决“谱”记中的疑，误，错，讹等问题，就发表了硬性结论，这就导致非议，引起了争论。 在二○○四年和二○○五年间各种议论达到了热烈的程度，各种文章、观点、意见、信息纷纷现于网上，见于报刊之端。我观览之后产生两点感悟： 首先，所有网上反映出的须要释解的问题，基本上带有余姓宗支共性的特点，这就是说如果不搞清这些问题，自己一宗一支的后人也必会受其影响，生迷惑。要对后人负责，这些存疑的问题就必须得到解释； 其次，我见到几位有一定学术界身份的学者，也参与其中发表文章，其阐发的观点，意见并不正确甚至荒谬，这就使我有了参研的动因，因为我不能让这些学者的观点、意见影响我的族后人。 从那时起，至今动笔撰文时已过去三年，我自信地认为，关于我《余氏家谱》中存疑的释解，现在可以向族人做以释述交待了。 我余氏后辈子孙必须知晓他（她）自己的由来史。 根据我《谱》（指我威远余氏“严陵谱”），而《余氏家（族）谱》指同族的“家谱”，（如“荣谱”“犍为谱”等，下同）所载，证明余氏族、祖同源的谱本。凡是我族余氏，都持此一致认知，如果持异议，或另有姓氏渊源必不是同族同宗，亦无参谈“谱”事的意义，无争议的必要。 谱祖距今已五百多年，在这段历史期间我族人经历了无数的战乱、动荡乃至毁灭复生的劫难。《余氏家（族）谱》也同族人一样经历了修、复、失、续的过程，正是因为这段历史过程灾难频繁，所以才产生了诸多的疑误（以后的叙述正是为了理清这些疑误），但是有一点绝对不能持疑，那就是所有《余谱》均载明：祖先是蒙古人，孛亦察儿铁木真血统世系，直至南平王铁木健的血缘传承，这是族源始祖的最初记载，祖辈定称为“受氏考”。 在任何一个家族的谱记档册中，这是绝对不能持疑的本源，后辈子孙必须铭记！ 现实的我余姓应以何民族所属的问题，应该先看一看历史的由来过程；《家谱》以前的时代，属于蒙古元朝，我余氏先人当然是蒙古人，可由蒙古的、中国的，相关外国的历史文献，书籍证明我祖先人是蒙古人（比如成吉思汗）；在有了《余氏家（族）谱》之后，即由《家（族）谱》记述内容证明其《谱》载内的族人是蒙古人的后裔，我想必然是蒙古人；那么现今我余氏族人即然有《谱》为依据证明自己的族属历史，但却不知于何时归属了其他民族。 四川威远《余氏家（族）谱》存疑释解(连载二) （二）承前启后的谱记始祖铁木健；
南必后出自蒙古最显赫的弘吉刺部，最高贵的特薛禅宗支脉下，与先皇后是亲姑侄（按《史集》记证血缘关系，此时的世祖忽必烈是六十八岁，根据当时蒙古习俗南必后的年龄不会超过十七岁（十六岁是当时蒙古的女嫁年龄，参照成吉思汗后孛儿贴嫁时的年龄），我认为世祖忽必烈在这个时间册立一个小姑娘为继正皇后，必须有不可或议的理由，这个理由无论对臣属百官，王公贵族，或宗室诸王都是必须赞同的，参照先皇后察必的册封是与太子真金同一时间；而真金册封为皇太子并监国的一个月之后察必由皇妃晋册为皇后。因为册立继正后不单是皇帝的家事，而是牵动着各大宗族集团利益的国事。由此引起的各种明争暗斗是不可想像的。但南必皇后生出了世祖忽必烈的嫡幼子之后，（这是具有唯一性的理由）一切争议就全失去了意义。这就是南必被册立为皇后的原因（比较察必后的册立与真金立为皇太子亦在同一时间，可证其同因）。 皇子出生使母亲成了皇后，册立皇后的隆重礼仪（见《元史》·“册皇后礼”）除了举国欢庆之外还使当时蒙古帝国所属的其他汗国必须礼贺，并载入各汗国的史籍（如，《史集》中的记述即是伊尔汗国的记载），和留在了世祖以后的社会记忆中，使她和她的儿子成为难以删除的历史人物（不是不想删除），而不得不精而又简地保留在了史籍中（后文详叙）。由此我认为我祖铁木健公出生年即是至元十九年（即，1282年）的年末（因南必册为继正后是至元二十年正月初的第一个吉日，所以铁木健的出生日应是这个年初第一个吉日前，即1282年末）；我余氏《谱》载：铁木健第九子（根九公）即我威远《余氏家谱》始祖余德兴公，（改余过程后述）生于元惠宗十年（惠宗即元顺帝，他在位三十八年使用了三个年号“元统”“至元”和“至正”），顺帝十年即，至正二年（1340年）。这时铁木健公（生于1282年）五十八岁，（见余天仲撰《余氏家谱》上海图书馆藏本一卷）。“谱”一卷还记载了“铁木健公四十无子”的迭事篇，据此可推知我余氏根九公以外的八位男性先人的出生年代均在1322年至1342年的二十年之内。此时距离元朝放弃汉地政权（1368年）还有二十八年，“家谱”记述铁木健公逝于一场战事过程中，但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具体后述）； 如果按最早在湖北和江西境域攻略的红巾军的记述，是至正十一年一至正十三年（1351-1353）以此视做先祖铁木健生活年代下限，那么铁木健公的寿数大约为69~70岁之间（详细证述见第六章节）。 （2）先祖铁木健即是世祖忽必烈的嫡幼子，怎么又成为元成宗铁木耳的堂弟? 我《余氏家谱》记述是：“铁木耳弟”，我余氏更早的《敬宗谱》残页记述：“铁木耳封其堂弟……”，因为我曾祖续修《家谱》的准备时期是清朝同治初年间，但余氏《敬宗谱》的年代是明代（《家谱》载明由当时的“县志”证实，我不知清朝至民国初年的“县志”是否还存在），所以我取用“铁木耳堂弟”更合于后证（因为元成宗铁木耳没有弟）。 这是所有以铁木健为序载述族源和始祖的，余姓各宗支“谱”记存疑 中最重要的关键所在；也是诸如学者札齐斯钦否定铁木健存在的基础论据所在；是所有否认我《族谱》记述族源始祖所属真实性的制论依据所在。 所以要解决答案问题，必须持有无法二论的证据！ 世祖忽必烈有多少儿子？为什么即是皇子又不属皇子之排序？ （《元史》宗室世系表和诸王表）中记述世祖子是十人；另注铁蔑赤一人系南必所生，但没有列入排序； （《史集》忽必烈合罕纪世系表）中记述世祖子是十二人（铁蔑赤的排序是第十一位，明确记述南必所生但没有名字）； 《元史》计数与《史集》的计数本无差误，因为《史集》记述一位皇子死于幼年，《元史》未记所述夭折的皇子。那还有一位皇子，铁蔑赤在《史集》中他被排在了第十一位，但在《元史》中却被格出了皇子排序；在《史集》中著者拉施德坦白明确地说：“合罕（忽必烈）与她（南必）生有一子，名字不知。”（《元史》·后妃列传·南必）记述：“南必……生有一子名铁蔑赤。” 这就出现了一个不合逻辑的结论，那就是：铁蔑赤的血统传承是嫡皇幼子（《史集》和《元史》后妃列传证实），但是《元史》“世系表”和“诸王表”所代表国家正统观点的史籍并不承认其皇子身份，用现代话说就是铁蔑赤不具备嫡皇子的伦理身份。结论是我祖铁木健（铁蔑赤）的血统身份与伦理身份不一致。 首先看血统身份，如果说血统有问题，那么就只有一个解释，铁蔑赤血统另有他属，这个疑问可由《史集》给予确证，因涉及皇室世系均出自“脱卜赤延”（即所谓专记述皇室血缘关系和家事的密藏金册），《元史》中也没有否定其血统另属的记述，“血统”疑问排除。 那么就只有“伦理”因素了。在元朝时，什么样的事情能使一个人的伦理身份发生改变？ （3）答案的出路 在元朝历史上存在悖于儒家礼教规范的蒙古传统草原旧习俗记载，比如当皇帝的兄长，可以把弟弟立封为皇太子，这即是改变自然人伦理身份的实例，但是这种类似，没有关于铁蔑赤的文献记载。 再就是南必后在世祖逝后的归宿身份，能够导致铁蔑赤伦理身份改变；但在《元史》或其他中国文献中找不到。在《元史》中铁蔑赤的名字只出现一次，南必皇后的名字在《元史》中“后妃表”一次，“列传”一次，“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年受册封时一次，一共三次。所以自铁木健以后的历代先人是根本不可能找到解开答案的史料，包括我的曾祖父余天仲公。因为那个时代的先人们根本不知道有《史集》这部书的存在。这部书传入中国已是近代。 世祖忽必烈逝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这时南必后二十九岁（按我前述推算）根据当时蒙古人的习俗（绝对不要参杂 “从一而终”、守节”、“守孝”之类的礼教规范，这些规则会起作用，但不是在这时，而是在后世先人汉代后的时代，后文再叙）没有人能妨碍她重新选择归宿的意志，关于南必后的归宿从属更正确的说，即是个人问题，又涉及重大的集团政治利益（我不是史学专研者，除涉于家族谱述的求证之外不做深入研探），只这样讲，南必是世祖继位人的支持者，如果她不支持，结果另论②；她是真金妃阔阔真的同盟，《元史——列传》说她专权“预政”其实她的能量难以估量，她们同是一个宗支（《元史》关于她的世系交待不清，所以不知在家族内南必与阔阔真的血缘辈分关系，但年龄上阔阔真大过南必很多），从后来的情况看，南必的从属归宿是早设计好的（根据理由后叙）。 注②：先皇去世，必须经先皇后主持“呼里勒台”大会，在世祖时元朝纲纪是完善的，南必皇后的政治力量是不能忽视的，《史集》二卷 铁木儿合罕纪中能看出，她与阔阔真（真金妃）为一党。 为使我辈后人对这一节的问题不感生硬，再举几例，排除道德范畴方面的障碍： 圣祖成吉思汗已经建立了蒙古帝国之后，他看出母亲柯额伦想嫁人，成吉思汗同意她嫁给了蒙力克，并称蒙古力克为父亲（见《史集》二卷一册·成吉思汗记）； 托雷逝后，其兄窝阔台让自己的儿子贵由娶托雷妻棱鲁黑塔妮（即让侄子娶婶母），表面是婚嫁，实则出于政治力量的权衡。托雷是幼子，按蒙古法定习俗，幼子继家业，所以成吉思汗的九万五千军队归托雷所有，还包括成吉思汗的四大斡尔朵，以及斡尔朵所属的领地（兀鲁思）人员（怯薛侍卫，工匠等各职役仆），托雷妻婉拒，窝阔台仍然强硬索要了二千军队（在军队首领的反对下），如果窝阔台不是在此事后的当年死掉，托雷妻嫁贵由的结局是注定的；窝阔台死后五年六个月，其子贵由继位，托雷妻的危机又浮现，于是有了联合术赤长子拔都，使贵由在继位一年半之后死在与拔都会见的途中（是托雷妻通知拔都停止前行，而贵由延长了前行的路途和时间，贵由即死，有书证是拖雷妻派人所为）。这个婚嫁是为了巨大的政治利益和军事实力，但婚嫁本身没有道德礼法障碍（见《史集》窝阔台合罕记和贵由合罕记·二卷一册）； 接上述，贵由死后，托雷的长子蒙哥继位自此蒙古帝国的汗位由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托雷的家产（即成吉思汗的遗产在内），由幼弟阿里不哥继承，其中包括托雷的妃子（即阿里不哥的庶母），由阿里不哥继娶，并生有一位公主（见《史集》二卷一册·忽必烈合罕记）。 以上三例全出于《史集》二卷所述，为行文顺畅采用表述方式，所以不逐节逐段引证。这样的事例书中还有很多，不必多引，目的就是扫除后叙的道德障碍。 最终的答案锁定在南必后身上。我认为南必皇后不是牺牲品，她是完全有能力安排自己事务的。 （4）世祖逝后，铁蔑赤和南必浮现； 《元史》至元二十年南必受册封后至世祖去逝，都不再有关于南必和铁蔑赤的记述，但是（《史集》二卷铁木耳合罕纪）有记述说：在铁木耳当选为世祖继承人登上皇位的大呼里勒台会上南必参加了，还带着她的公主（应是皇子，她没生公主）。 首先是南必健在，并且还没有退出政治历史舞台。在《元史》里也记述了这次大呼里勒台大会，应参会人员与《史集》记述基本一致，但只字没提南必，这就显得有点刻意了；再则，《元史》和《史集》都记载南必只生有一子，哪里又增一女？这问题由《史集》的汉译著提供了一个佐证，在《史集》各抄本中不知什么原因，皇子和公主的性别属性经常发生错误，是波斯语种这个词汇不分性别，还是个别名词男女通用（比如皇子和公主），或者这两种情形同时存在；在《史集》二卷339页上写着：“……他是一位王子。”同一页的汉译注释说：“……她是一位公主。” 那很显然南必所带在身边的公主，就是铁蔑赤。这位“公主”还有一个名字叫别烈克臣（明显是谐音），那么肯定又是铁蔑赤的另一个异译（也证明这个名字是成书后又补入书中的，而且不是拉施德时代，因为只此一处有名字，其余各处并未填入。汉译二卷和原著三卷之间相距二十多年的时间差距。）。 札齐斯钦先生断言铁蔑赤幼年死去，证据出自何处我不知道，但我现在已证明，我祖铁木健参加了元成宗的继位呼里勒台大会。 同时证明了在世祖逝后，南必和铁蔑赤都健在安好，这就有了继续求证的历史空间。 上述载于《史集》文中荒唐的错误，首先不是汉译的错误，也不是俄译本的错误，甚至不是现存的所有底本的错误，（因为所有现存《史集》的十一种底本都是这样抄的），更不可能是拉施德本人当初撰写时的错误，因现存世的所有底本，没有一本是原本。错误应该发生在多语种相互转译转抄时，现在的抄本应是错误已形成后转抄的。原因是抄译者不相信他们认为属荒谬的事实，在书写更正中却造成了真正事实上的错误。 （6）佐证 本来这一章已可以结束，但为了后叙清晰，现将几个可做为上述结论佐证的史文叙述如下： 在上述内容中奥鲁赤浮现，这位七皇子封西平王，比其他的皇兄、皇弟而言，不算十分显赫，在世祖忽必烈朝三十四年中，共有五次记述，封王记述算一次，领军攻建都（今四川昌都，当时属土蕃）一次，受偿一次，受斥一次，至元二十五年领军北还是最后一次，共计五次。从至元二十五年至父亲三十一年去逝，都没有记述，但是他所居领地《元史》没有明确记述，通过相邻诸王领地区域判断，其领地界域：北面与安西王、晋王阿难达领地的武威、临姚以南，西面接察合台汗国，南面是土蕃即西藏，青海当时大部属土蕃，部分属阿难达，东面接四川省，但松蕃属土蕃，根据《史集》载，奥鲁赤的封地是土蕃，如果这样看，他的领地实在太大。成宗铁木耳时，他的王位已由一个儿子承袭，在他的这块领地上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海都、都哇造反，战争都在他的领地边上进行。 在成宗铁木耳继位大会的辩论拥立时，他没有出席，拉施德记述：“……有奥鲁赤的两个儿子铁木儿不花和也只里不花。”这说明这个时间奥鲁赤还没有来（也可能故意不在此时来）。 再看（《元史》·成宗本纪）记述奥鲁赤来了，不但来了，而且受到丰厚的偿赐，在“成宗本纪”中，奥鲁赤在受偿赐名单中排名第一，所有诸王都在他以下受偿； 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当呼里勒台大会结束，成宗铁木耳回大都时，特别关照奥鲁赤渡过夏天再回领地。这仅是铁木耳继位后短短二个月内的情况，其恩宠程度超越当时所有的诸王。这时南必和铁蔑赤也都在上都，奥鲁赤与两个儿子也全在此，恩宠的原因应该已十分明白。 在成宗铁木儿朝本纪中还有让奥鲁赤来上都渡夏的记载，多次偿赐的记载（看不出什么原因，但就是偿了）。 大德八年又增加岁赐分地于南恩州（《元史》·食货志岁赐录）这种种恩宠在成宗铁木耳朝基本不间断。 虽然在中国的《元史》中把与南必、铁蔑赤有关记述抹得很干净但总会留有抹不掉痕迹。 我祖铁木健（铁蔑赤）的伦理身份是随母南必身份的变化而改变了，但嫡皇子的血统身份没有变，幼子继承家业不能改变（就算拖雷妻嫁贵由成为事实，成吉思汗的家产也不能归贵由，最多只是控制而已），我想当初的嫁娶本身就是政治交易，如果不满足南必的条件要求（就连大臣要见世祖都必须经过南必这一关（见《元史》后妃列传·南必），那么在决定继位人的操作中，南必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这历史就是另一样了。因为铁木耳将其父真金的家产给了甘麻剌（他与甘麻剌的伦理身份进行了长幼置换），包括真金从世祖忽必烈处得到的一万军队，还有成吉思汗的四大斡儿朵也全属甘麻剌，以上财产继承字在《史集》二卷有详细记载，但是其祖父忽必烈的家产却碰都没有碰，一个字的记述都没有。按当时蒙古人法定习俗（这句话是拉施德从脱孛赤延中引用的，见《史集》托雷罕纪），只能由铁蔑赤继承。其证据是世祖的私人军队（怯薛卫军）一万人，在真金封皇太子时已赐给了他，那么也就只有世祖的四大斡儿朵了，这四大斡儿朵的领地位置没有明确记载，但能知道是在哈剌合林的东方（根据是当时世祖南下六盘山伐宋时的屯兵和驻地，四大斡儿朵的驻牧地在《元史》中仍旧载于“兵志”，但也没有具体位置，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四大斡儿朵的岁赐分地，除原有的之外，在成宗大德七年与奥鲁赤所增岁赐分地于同一时间，在江西的宜春、分宜、吉安等各赐一万三千户。这就是说南必继守的大斡几朵和其他做为铁蔑赤应该承接的父产依然在主人治下，说明成宗铁木耳仍然对南必母子恩宠有加；涉及人的史事抹去了，但作用于产业，物权的点滴记述被有意无意地留下，《元史》并未将一切删抹干净（见《元史》岁赐录）。 这些说明（证明）我祖母子不但至元三十一年健在，而且大德七年也健在。 关于《元史》中为什么一定要将南必母子的直接史料抹去的原因，我的看法留到最后的章节叙述。 （7）南必，铁木健生平年代考确 为了后述引证便利，在此将先祖南必母子的生平年代考确，后述中涉及先祖生平年代时，不再作证述； 1.祖母南必生于大元至元二年（1264年），至元十八年（1281）年入宫，至元十九年（1282）年生皇幼子铁木健（铁蔑赤），至元二十年（1284年）被世祖忽必烈册封为继正后；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世祖逝，同年六月协助真金妃阔阔真使成宗铁木耳继位之后淡出权利中心。成宗大德七年（1301年）南必所守的世祖大斡儿朵（宫帐系统）名下，由赐“岁赐分地一万三千户于江西吉安”。逝于英宗至治三年（1322年）根据我《余氏家谱》记述：“铁木健四十无子……母故未下葬……。”这一年先祖铁木健四十之年，进而得知先祖母南必享年五十八岁。《余谱》记：“铁木健母潘（“南”的另译谐音）氏葬于湖北黄卅黄安县五凤岭” 2. 先祖铁木健，生于大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末，成宗大德七年或八年（1301年或1302年）受封南平王，后在辽东“监东路蒙古不花元帅”，英宗于至治三年（1322年）南坡遇刺之后，朝政格局大乱，先祖即在这一时段内借故脱离了监军生涯，从受封即监军计，这个时段长达二十多年。先祖铁木健以母故未葬为由脱离辽东军，来到封地所在的湖广。1351年逝于与“红巾军”早期的战事过程中（见《余氏家谱》轶事之“九子不葬父，一女打荆棺）。” 与母南必，两位夫人“张氏”（“扎”剌斡惕）和“洪氏”（弘吉剌）同葬于黄安五凤岭。 以上求证细节在后述中随涉随述。 在此再述几句：先祖铁木健脱离辽东，我认为是在英宗至治三年（1322年）南坡事件之后（即英宗被刺）；整个世祖创建的元朝皇权有一个特点即――世祖血系于弘吉剌血系的姻亲联合，在英宗之前各帝、后，基本上是以此为联盟，英宗遇刺身亡之后，整个由成吉思汗确定的蒙古部族核心联盟格局被破坏了，英宗以后的继位人的几代短命皇帝，其弄权倚势的皇后都非弘吉剌部出身。元惠宗妥欢帖木儿更是奇怪的被称为非汉系子孙（后述）；由此可见，先祖铁木健的母系是弘吉剌氏，本身取了弘氏妻子，所以在弘吉剌部被隔出皇家皇权中心之后，他返回辽东继续监军的可能性不大了，在此之后的形式日趋险恶，留于封地应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南必皇后，弘吉剌氏，纳陈孙仙童之女也。至元二十年，纳为皇后，继守正宫。时世祖春秋高，颇预政，相臣常不得见帝，辄因后奏事焉。有子一人，名铁蔑赤。 君主 : 元世祖 孛儿只斤.忽必烈 配偶: 1, 察必皇后 本名: 弘吉剌·察必 职位: 元配皇后，后被追谥为贞懿昭圣顺天睿文光应皇后， 后改谥昭睿顺圣皇 后 在位期间: 1260年---1281年 生元裕宗孛儿只斤·真金。 2, 南必皇后 本名: 弘吉剌·南必 职位: 继室正后 在位期间: 1283年---- ? 年 察必皇后之侄孙女，生孛儿只斤·铁蔑赤。 在忽必烈的晚年，他的个人生活也遭遇了一连串的挫折和不幸。他最钟爱的妻子察必在1281的去世使忽必烈陷入孤独和痛苦之中。察必所生的儿子真金早已被立为皇太子。察必还是忽必烈妻子当中唯一在太庙中立有牌位的女人。在忽必烈统治初期，察必是一位不可或缺的助手。也许是纯粹的巧合，但是不可否认，在她死后，忽必烈个人，乃至整个中国都遭受了一系列的激烈变故。察必或许不能防止这些灾难的发生，但是她也许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遏制忽必烈当时做出的一些稀奇古怪的决定。 南必在察必去世后成为忽必烈的正妻。她是察必的一个远房亲戚。可能是察必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恶化后，亲自选定她做自己的继任者。遗憾的是，我们对她的继任者的了解远不如对她的那么多。据说，在忽必烈日渐衰老的时候，南必曾自己做出重要的政治决定。可能因为对察必和其他亲属去世感到忧伤和失望，忽必烈晚年很少见人，他的朝臣不得不通过南必向他呈送报告，而她则把忽必烈的决定和命令转告给他们。汉文史料显示，忽必烈在病重时，曾允许她以他的名义发布诏令，但他们并没有指出哪些具体决定是由南必做出的。和当时其他许多蒙古皇后和贵族一样，她个人是非常自信的，在政治上是很有影响力的。 关于忽必烈其他妻子的记载很少。传统上，蒙古可汗有四个斡耳朵，忽必烈也不例外。他的第一个妻子帖古伦，在他1260年成为大汗之前就去世了。他的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妻子，察必和南必，同属于第二斡耳朵。察必给他生了四个儿子，南必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察必的儿子真金被选定为忽必烈的继承人，另一个儿子朵儿只，先于他父亲而死。其他两个儿子，忙哥剌和那木罕，都未被选定为继承人。但是，我们看到，忽必烈对他们有足够的信任。忙哥剌被立为安西王(今陕西省)，那木罕则是北安王。忽必烈曾派遣他们参加了几次重要的军事远征。他的其他几个儿子，其中包括脱欢，也承担了重要的军事任务，但是他们也受到了被征服地区文化的影响。例如，忙哥剌的儿子和继承人阿难答，就是在一个穆斯林家庭中被抚养长大的。而且，根据拉施都丁的记载，在他成年以后，他使自己率领的十五万军队中的大多数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对于南必的儿子，我们一无所知。同样，对忽必烈第三和第四斡耳朵的妻子，除了她们生了另外七个儿子外，其他方面的情况我们也是一无所知。 察必无疑是忽必烈最钟爱的妻子，她的去世和皇太子真金在1285年的英年早逝，不仅令忽必烈心碎，而且破坏了他的皇位继承计划。察必的突出地位可以由下列事实证实：在忽必烈所有妻子中，只有她的画像留存了下来，这幅画像是由汉人和蒙古画家联合绘制的。这无疑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忽必烈晚年在决策方面会反复无常，那是因为他对察必的去世感到深深失望。 同样使他感到悲哀的还有他最喜爱的儿子真金的去世。真金是他亲自选定的继承人，他曾精心培养他，以便将来承担大汗和中国皇帝的重任。真金的老师由当时一些最著名的人物担任，他所学习的科目从中国历史到佛教，无所不包，这一切使他完全有能力承担统治帝国的重任。然而他刚过四十岁便去世了，这场变故使忽必烈心灰意冷，并使整个朝廷充满阴郁的气氛。真金的儿子铁穆耳后来被选定为忽必烈的继承人，并于1294年成为中国皇帝，号成宗。 忽必烈的女儿只有两位在历史上被提及过，我们不清楚他到底一共有几个女儿。不过，这一代年轻的蒙古宫廷女性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从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伦开始，一直到察必，蒙古女性都是很强有力的。然而，忽必烈的女儿在政治上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或许她们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而汉文化严禁妇女参政，并极力限制她们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也许忽必烈的女儿根本就对政治缺乏兴趣。不管最后的解释是什么，中国史学家只记载了忽必烈两个女儿的名字。据记载，妙严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成了一位尼姑，住在北京西山的潭柘寺，死后葬在那里。她拜观音菩萨，“日夜热心事佛，虔诚地叩头，以至于石阶上她的额印和脚印清晰可见”。她的画像曾悬挂于这所寺庙的殿堂上，一本印刷于1935年的北京指南说，当时她的画像还原封不动地挂在那里。忽都鲁揭里迷失是忽必烈的另一个女儿，她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正如前文所述，她父亲用她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把她嫁给了高丽国王，这场婚姻加强了元廷和它的高丽属国的联合。对忽必烈女儿的其他故事我们知之不多，但是可以肯定，她们无法和忽必烈同时代以及以前的那些自信且富有个性的其他女性相比。 个人的不幸加上国内外决策的失败，使忽必烈感到沉重的压力，也使他越来越转向穷奢极欲，寻求安慰和满足。宫廷宴会变得越来越奢华。宴会菜肴是以肉食为主的蒙古菜。为了使忽必烈感到舒心，日常饭食也是精心制作且相当奢侈。煮羊肉和烤全羊是两道必上的菜，再加上其他肥腻食物作为肉食的补充。一顿典型的膳食可能包括烤羊羔肉、鸡蛋、藏红花拌生菜、烤薄饼、糖茶、忽迷思(马奶酒)以及一种用小米做成的啤酒等。宴会饮食自然更加精致。蒙古人从不在乎暴饮暴食，特别在正式场合更是这样。暴饮暴食成了一种习惯而不是例外。蒙古可汗历来都酗酒，而此时忽必烈也养成了这种恶习。他暴饮忽迷思和葡萄酒，使他更无法解决面对的政治危机。 他的饮食习惯也造成了健康问题。在他最后十年的生活中，他一直被肥胖病和由此带来的其他疾病所困扰。1280年刘贯道为他画的像已经显露出他的肥胖体态，但在13世纪80年代末，他的饮食习惯真正使他陷入了麻烦。他胖得不成样子，并开始遭受痛风和其他疾病的折磨。他的酗酒习惯更加重了他的身体疾病。马可·波罗是曾亲眼目睹蒙古宫廷无节制宴饮场面的人之一。忽必烈和其他许多蒙古人一样，无法节制他的酗酒习惯，特别是当他被悲痛和衰老控制的时候，更是如此。他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治疗他的病症，从东南亚的药物和医生到高丽巫师，什么都用过了，但是都没有解决问题，而他暴食暴饮的习惯依然如故。 衰老、倦怠、失望和酗酒无度终于敲响了他的丧钟。汉文资料显示，早在1294年以前，他就极为沮丧消沉。他甚至拒绝接见那些按惯例来向大汗拜年的人们。他的军中老友伯颜到元廷拜访他，希望使他振作起来，但是没有成功。忽必烈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在他八十岁那年的2月18日，他死在他宫中的紫檀殿。亲王和高官纷纷来到元廷表示哀悼，向忽必烈的孙子和继承人铁穆耳即后来的成宗问安。蒙古汗廷接着召开了忽里台选举继承人，但它实际上只不过认可了忽必烈的选择而已。忽里台开始逐渐被中国式的选立皇位继承人的方法所取代，再次显示出忽必烈逐渐适应汉族习惯的努力。 忽必烈驾崩几天之后，一辆肃穆庄严的带篷大车开始向肯特山进发，忽必烈将葬在那里。他的确切埋葬地点未见记录，而且至今仍未发现。资料也未详细说明他的墓地的情况。这位亚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甚至没有留下一座宏伟庄严的陵墓。在当年的4月，他的孙子确曾要求有关官员为忽必烈确定一个适当的庙号，选择适当的地点设置祭坛。他们为已故皇帝在大都以南七里的地方修造了一个祭坛，并为他上庙号“世祖”( 后妃一） 某铁改余族谱记载“祖籍豫章......” 豫章，古郡名，唐才子王勃在其《滕王阁序》写道：“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所谓豫章郡，即今江西省， 这也是广义而言的豫章概念。狭义而言，豫章指今南昌地区一带。 族诗 " 庐陵岸上分携手，凤锦桥边插柳桠。" 庐陵，今江西吉安市的古称，位于江西省中部。是古代著名的“江南望郡”和“文章节义之邦”。 楹 联 （一） 光前须显十进士；裕后还期五尚书。 （二） 祖籍江西入楚湖五凤地灵居二品； 公迁蜀省名南郡九人设策达三台。 迁移路线： 江西——湖北——四川 四川威远《余氏家（族）谱》存疑释解(连载三)（四）关于“……铁木耳封其堂弟为南平王……”的释述； 这是重要性仅次于铁木健（铁蔑赤）伦理身份存疑的另一疑问，是一些对我余氏祖族源属持否定态度的人，直接否定《族谱》所载真实性的最锐利书证，因为史书上白纸黑字钉写着：“南平王秃剌”和“南平王秃鲁”，而不是余姓“谱”祖铁木健，所以这一存疑对比于上述存疑而言，更具备直接否定力度。 为此，这一章节的叙文会显的繁锁些，但却是必要的。 在《元史》记述中出现两个冠以“南平王”的人，一个名秃剌，见于“诸王表”；一个名秃鲁，见于“世祖本纪”。从“本纪”、“诸王表”的内容和时间上看两者是同一人，受封都是至元九年二月，赏赐的金银牌符都是各五面，证明又是不同汉字标音的同一人名。 在“世系表”中确有一个名秃剌的人，封越王，后被杀，此人是察合台系后人，与上述秃剌（鲁）不是一个人（见《元史》·列传 秃剌）。 秃鲁（以下均用此名，因为还译作“脱克蔑”，待后叙），此人是太宗窝阔台的四世孙，父亲是禾忽，贵由的妾所生，所以是庶生宗支。 秃鲁于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被世祖封为南平王，以此为分界，分别考察前后事。 （1）至元九年（1272年）前，秃鲁家族状况。 窝阔台死后，贵由继汗位（元朝建制前，蒙古最高权位称汗位），由前一章所述过的原因，贵由死在与拔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儿子）相会的途中，此时继位仅一年五个月，自此汗位空悬达五年半之久，后来得到汗位的是托雷的长子蒙哥，这也是蒙古帝国可汗由窝阔台系转到了托雷系（窝阔台让贵由娶托雷妻以控制成吉思汗遗留的巨大资源作为防范措施，因死于设谋的当年而未逞）。贵由的妻斡兀立·海迷失和她亲生的二个儿子忽察和脑忽，策划夺回汗位，行动不周密而败露，贵由妻被杀，（其子忽察脑忽自杀《细说元朝》黎东方先生的说法）诛杀极为惨烈。 忽察自杀，脑忽与禾忽被蒙哥发往征南宋军中作战（这是《史集》贵由合罕纪）拉施德的说法。当蒙哥逝后，忽必烈继汗位的当年，其幼弟阿里不哥也同时自立为汗，于是由此引发锦延了近五十年的宗族内战。脑忽、禾忽这兄弟二人全部站在了阿里不哥一边。中统四年（1259年），阿里不哥投降后，这两人（脑忽、禾忽）发配到“突厥斯坦”，也就是置于伊尔汗国旭烈兀汗的看管之下，远离窝阔台汗国。 这一段叙述是综合（《史集》二卷贵由合罕纪和《元史》·世祖本纪）的表述，不能整章节引摘，可按出处读原著章节。在上述的历史时段没有提到禾忽的儿子秃鲁，但是他没有随其父被发配中亚，而是留在了世祖控制的中国区域。 （2）至元九年（1272年）后，秃鲁的情况 “在元朝时，王爵的继承主要凭皇帝的诏令而定。……犯罪者已削爵夺印，或因谋反争位，或因慢功失律。其被削夺者的子侄往往还能得爵位，这即是一种安抚手段，也是重新确定该宗支首领的方式。”（见《中国通史》1001页）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赐封秃鲁为南平王，后来他参加了征伐中国建都（今昌都）的作战，受西平王奥鲁赤辖控。有功，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受到偿赐（见《元史》世祖本纪167页）。自中统四年（1259年）由阿里不哥引起的宗王战乱第一波次平熄至至元十三年（1276年）乃颜·昔里吉反叛元朝，实际上在此时期战乱一直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战场不在元朝境内，而在当时的察合台汗国和伊尔汗国境内进行（见《史集》忽必烈合罕纪章节）。忽必烈已予知海都和八刺图谋不轨的举动，于至元十二年一月下诏追缴海都和八剌（察合台的孙子）的三十四面金银牌符（见《元史》世祖本纪）海都于次年终于将战火烧到了元朝境内，而秃鲁也在受到奖偿之后与海都在同一年不见了踪影，他当时所在的位置是今天四川甘肃交接处，是距离窝阔台领地最近的位置所在，因秃鲁与海都是窝阔台系诸王，在窝阔台系与忽必烈系冲突时，他们的全部利益是一致的，他和海都等参加征宋战争，其实是做为人质参战，时机成熟脱离忽必烈控制是必然的。他们有自己的法定领地“窝阔台汗国”。 自至元十二年（1275年）至铁木耳朝大德六年（1300年）的二十八年里《史集》和《元史》都没有关于南平王秃鲁的事迹记述。大德五年（1299年海都发动了针对成宗铁木耳的最大进攻，倾巢东攻，“窝阔台汗后人及察合台汗后人从者四十王！”（转引《细说元朝》152页）海都也在受伤后死于这一年。大德六年（1300年）海都的继承人察八儿和笃哇（察合台系后王）主动洽降，正式与成宗铁木耳达成和解是在大德八年（1302年），近五十年的宗族内战暂告第二波次结束。但窝阔台系的子孙又掀起了他们内部的纷争《史集》中记述了秃鲁的最后信息：“贵由汗的第三个儿子为禾忽，他为一个妃子所生，他有一个儿子名为脱克蔑。脱克蔑有个儿子名字也叫脱克蔑。现在他正在与海都的儿子察八儿争夺王国（汗国洽当）。”（见《史集》二卷208页） 拉施德写上述这段话时，已是大德八年以后很久的事，这里所说的“脱克蔑虽然因父子同名，也可以称秃鲁，但绝不可能是三十年前借世祖偿赐宠信之机消形匿迹的“南平王” 秃鲁，而是他的儿子。 在研读《元史》所述察八儿洽降一节，再看《史集》关于“脱克蔑”（ 秃鲁儿子）在与元朝停战后，自家（脱克蔑与察八儿都是察合台直系后王）争夺战立即暴发一事看，秃鲁势力的存在是促使察八儿主动洽降的动因，也可见在至元九年以后至大德八年的近三十年时段里，秃鲁为他的儿子奠定了深厚的实力基础使他的儿子能公开与海都子孙争锋（在《元史》和《史集》一致认为海都是除世祖忽必烈之外，汗系子孙中最有能力的人），足见秃鲁经营的苦心。 从拉施德书写上段话的语气看，秃鲁（指南平王）已不在历史舞台上，但我不能断言此人这时已不在人世（因为没有书证不能宣告一个历史人物死亡的时间）但可以断言，此人与元朝皇族政权已断绝了关系，他是蒙哥时代的人，蒙哥（长世祖六岁，见《元史》三卷1页）的弟弟忽必烈以八十岁高龄已经逝去九年（以大德八年计），此人活着的可能肯定小于死去的机会。 秃鲁以有罪宗王子弟的身份，随其父参加蒙古征伐南宋的战争，至元九年受封为持银印龟纽等级（五等）南平王，至元十二年逃离驻地回到窝阔台汗国，可以说他自始至终参与了海都与元朝政权的军事对立，也就是说自他回到窝阔台系阵营起，就放弃了在元朝政权的所有利益，成为了元朝政权的敌人，所以在元朝文档中仅有一个至元九年记录。 （3）元朝皇家的南平王不只有一位； 在（《元史》诸王表）中，除这名窝阔台脉下的秃鲁占有“南平王”位之外，还有一位南平王；这位南平王的级别高于前一位，他持镀金驼纽印，按这个等级而论，是授与初封皇子的，这位南平王在“诸王表”中的排序格位被安排在了西平王奥鲁赤格位顺下，二个人的王爵格位相同且相邻，只是南平王的格内是空白，没有填写名字（注释记有奥鲁赤名上有墨钉，即是说曾打算有所举措，是否也该抹去，不得而知）。 （《元史》诸王表）明确记载了存在两位不同等级的南平王这一事实，《史集》提供了南平王秃鲁的生平结论，也就排除了秃鲁作为南平王的唯一性（也排除了这位秃鲁晋升高等级的可能），这就是元朝的历史为另一位南平王保留了证明他存在的空间。那些“奉命”也好，“被逼”也好，或“自愿”也罢，非要将所涉史事记述删抹干净，看来想彻除遗痕实在不易。 我族先人早在五百多年前的最早谱本中，就写下了：“……铁木耳封其堂弟为南平王……。”这时与元朝时代相去不远；汉蒙战争还在继续。正是我“族谱”记事填补了这个“诸王表”内名字的空白，其不可辩驳的真实性，同那些做为《元史》基础依据的碑刻、墓铭一样，《谱》本记述内容的本身就是史实。 （4）我祖铁木健封王时间的相关佐证； 在上章节我的研考使历史文献的一个空白与我家族史记互为证补，我自认为是完美的锲合例证。在这一节我将较大空间的情节集中，目的是对我祖封南平王的时间，以及为后叙事况增加佐证。 成宗大德八年（1301年）铁木健公这年是二十岁，理应实授王位，奥鲁赤的江南岁赐分地一万三千户，和南必皇后所守大斡儿朵岁赐地一万三千户，全是大德七年增赐，这些不会是偶然，如前所述，世祖忽必烈的财产（四大斡儿朵所述人户等）只能由嫡幼子继承，那么不断连续增加对所属部的偿赐说明主人在皇族中仍然保持着响应的活动和身份。因为受赐的人物（大斡儿朵对应南必皇后）和地点与南平王都有关系，时间的一致，说明其动因（封王）的一致。 （《元史》·食货志岁赐录）还载有一个世祖侧妃于大德八年回到第三斡儿朵领地，成宗又在江西吉安增赐了一万三千户的岁赐。说明元朝对南平王铁木健的活动正常存在（因为世祖第三斡儿朵是铁木健继承的家业，增加人员随着增加供应待遇），也证明在江西确有铁木健所继承的家业；《家谱》中还有记载说南平王的封地食邑湖南，在《青神谱》序（我“谱”有转录，具体以后叙述）中也记述有湖北荆州，麻城的地名，这些不是后人增加的，应该说是残余记录再整理后的文句，看似矛盾实则有关联。 以上这些摘引，我想说两个问题，第一是南平王的封王时间，应该是在他二十岁（按黎东方先生在《细说元朝》中引证成吉思汗大札撒中的规定，男子二十岁成丁服军役，皇家男子封王的年龄应与之类同）时，这个时间按我前述推算应是大德七年（以上与南平王相关的事都发生在这一年）。 南平王的封地应该是《家谱》所记述的所有地区，以及我《家谱》未记，但其他宗支“谱”记的江西，吉安等地，因为这些地方全是铁木健法定家业所在地。 通过成宗铁木耳封铁木健镀金印南平王，但与前银印南平王称谓相同，但“渡金印南平王”高出“银印南平王”两个等级一事，我认为顺理成章的解释是：铁木耳（成宗）将空悬的南平王号赐封给了铁木健，并根据铁木健（铁蔑赤）的身份（即使是伦理身份），按皇子的初封等级将银印“王”改为镀金印“王”，“诸王表”上的王爵格位记录，就标示了这样的事况。 南平王称谓（王号）即封属铁木健，那么原属该王位下的领地（封地）也必然属铁木健王位下，并且后晋两个等级与之相应的领地（封地）也必须划归铁木健，这不是杜撰，而是我余《家谱》中关于不同地点的“封地”、“食邑”“墓葬地”“入蜀出发地”的不同记述，真正是以“书证”资格，证明了上述史实。按我《家谱》所载有地域名称的，即有，湖北（黄州、黄冈、麻城、孝感、荆州），湖南（具体地名未记），（《元史》兵志）记述元世祖四大斡儿朵有驻牧地，但地在何处未记；四大斡儿朵的领地（兀鲁思）是世祖私产，《元史》上没有明确记述地点所在，应该在哈剌合林以东，开平府、上都以北地区。我的看法是世祖忽必烈第一次征宋时，屯兵驻防是在此地；退兵后，还是驻在这里（指这个区域），继汗位仍然在这里（开平），再次征宋时依旧在此，所以我认为世祖四大斡儿朵应在此地域（叙说这些是为后述“出走入蜀”目的留下根据）。关于江西的岁赐地（分地），我《家谱》没有记述，但这是法定（元朝）必须属我祖的，仅就大斡儿朵而言，是我祖铁木健母亲所守机构的财产，分给“九子一女”中的哪位子弟是先祖的事，不一定我“谱”笔笔有终。 关于南平王的证考即此，但在最后的章节，我会对关于南必母子“书不记，史不载”的原因作一个综合评述
（新元史）卷一百十二·列传第九 ○定宗诸子 △忽察 脑忽 禾忽 秃鲁 宪宗诸子班秃 阿速台 玉龙答失 撒里蛮彻彻秃 昔里吉 兀鲁思不花 晃火帖木儿 定宗三子：长忽察，次脑忽，次禾忽。 忽察，以定宗长子觊觎父位，而众望不属。及拔都等定议，立宪宗，忽察心不能平，谋作乱。宪宗即位，大会诸王，忽察与弟脑忽、从兄失烈门，藏兵车中，载以至。事觉，讯鞫得实，忽察、脑忽免死，定置于和林西失剌豁罗罕之地。忽察子完者也不干。脑忽无子。 禾忽，袭定宗大名路岁赐，故时称大名王，其分地在叶密立，亦定宗潜邸之分地。阿里不哥僭号，胁禾忽从之，然禾忽实欲东觐世祖。中统三年，徙于忽只儿之地，与察合台后王阿鲁忽，合兵拒阿里不哥。未几，还叶密立。阿里不哥兵至，又徙于孛劣撒里，辗转至不剌城，留妻孥辎重于彻彻里泽剌山。阿里不哥将哈剌不花来袭，禾忽与阿鲁忽合兵败之，斩哈刺不花，函其首告捷。四年春，阿里不哥兵复至，禾忽与阿鳍忽拒战于浑八升城，失利。阿里不哥以粮尽引还，遂与禾忽、阿鲁忽议和。五年，与诸王八剌同时赐帛六万匹。海都叛，禾忽附之，为丞相安童所袭，尽失其辎重。 子秃鲁，至元九年从皇子西平王奥都赤征建都蛮，封南平王，赐龟纽银印，仍赐金、银符各五，及所部有功者三十五人银钞定，卫士人各马三匹，从者一匹。明年，换驼纽鋈金银印，命镇守六盘山。及闻其父禾忽已附海都，即于十四年冬举兵反。安西王遣巩昌总帅汪惟正等西讨，败秃鲁于武川，获之。 一，余学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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