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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是战国时代的散文大家,也是一位有名的雄辩家.其门人公子都对他说：“外人皆称夫子好辩。”孟子回答：“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十批判书》）中说：“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各有千秋。”孟子的雄辩才能，犀利的笔锋，由此可见一斑。 孟子的论辩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循循善诱，因势利导。 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当时政治上诸侯纷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各诸侯国国君都野心勃勃，追求“莅中国而抚四夷”的霸主地位。他们崇尚的是“霸道”。而孟子宣扬的是王道仁政学说。在这种情况下，要对这些崇尚霸道的君王讲王道，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孟子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善于察言观色，抓住对方的心理，循循善诱，因势利导。这一点在《庄暴见孟子》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孟子一见到齐王就问：“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齐王变了脸色，并称自己喜好的不是先王的音乐，而是世俗之乐。可见谈话的开始有些“话不投机”。齐王变了脸色，当然是“惭其好之不正”（朱熹《孟子集注》），为自己不喜欢先王之乐而爱好世俗之乐而羞愧。大家知道，儒家是主张先王之乐而反对世俗之乐的。齐王无异于把自己与孟子的立场对立起来了。可见说话的气氛很紧张。然而孟子却提出了“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的观点。可以说是出其不意，观点新颖。“好乐”与国家的治理紧密相关，“今之乐”等同于“古之乐”，这让齐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最重要的是迎合了齐王的心理，从而改善了谈话的气氛。所以齐王忍不住问：“可得闻与？”然而孟子接下来并没有谈“今之乐”与“古之乐”的异同在哪里。而是巧妙地转换话题，再以谈“快乐”，诱使齐王在思想上走上孟子的思想轨道，从而牢牢地掌握谈话的主动权。既然齐王同意了独乐不若与人同乐，与少数人同乐不若与多数人同乐，自然而然就把齐王引入到自己想谈的领域——仁政。 孟子就是这样牵着对方的鼻子，巧妙地转换话题，循循善诱，因势利导。 二、层层深入，逻辑严密。 这一特点我们以《齐桓晋文之事》为例来谈。孟子围绕“保民而王”这一中心论点，层次清晰，层层深入地展开论述： 第一步：引导齐宣王抛开“霸道”而谈“王道”。 第二步：引导齐宣王认识到自身有“不忍之心”。抓住齐宣王“以羊易牛”的事加以阐发。并且认为齐宣王已经有了保民的基本条件，具备了实施“王道”的基础。 第三步：剖析齐宣王的“仁心”未及于民，未成王道，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并且进一步说明实行王道并不难，最基本的就是“推恩”，“推恩足以保四海”。 第四步：孟子先以“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列举了霸道的危害。从而让齐宣王说出自己的“大欲”。并且指出：“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求鱼也。”彻底打破齐宣王的幻想。然后以邹楚之战为喻说明“小不可以敌大，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的道理，以使齐宣王彻底放弃霸道。再以“天下归心”的美好前景来说明行王道必胜于天下。 第五步：阐明施行王道的具体措施。“制民之产”、“谨庠序之教”，只要做到了这两点，老百姓就会归附，犹水之归于大海。 以上五步分析，层层深入，环环相扣，水到渠成，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保民而王，莫之能御” 三、取譬设喻，形象生动。 孟子论辩善于运用比喻。《孟子》全书共261章，其中有93章用了159个比喻。 如《齐桓晋文之事》中用“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挟泰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来说明“不为”和“不能”的区别。 用“缘木求鱼”来指出齐宣王企图以武力称霸天下是多么的可笑。 在《孟子见梁襄王》中同样以生动的比喻来说明不嗜杀人，行仁政所能够产生的巨大效果。“禾苗雨露”一喻中，孟子以禾苗比喻老百姓，以雨露比喻君恩，生动地表明君恩对老百姓的重要性，以及实行仁政的好处。“水之就下”一喻更是表明实行仁政，老百姓就自然而然归附。 对此，汉代的赵歧《孟子题词》说：“孟子长于比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可谓说到点子上了。 四、运用对比来揭示矛盾，阐发观点。 例如：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孟子·公孙丑下》）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告子上》）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孟子·告子下》） 此外，孟子在论辩过程中还经常运用排比、反复等修辞手法，笔锋犀利，气势磅礴，雄辩有力，都体现了孟子高超的论辩艺术，在此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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