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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在总结和评价历史时，常常会用到的一句话是：统治阶级利用迷信思想来蛊惑人民，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统治者自己清楚地知道那是迷信，而且自己是不信那一套的；迷信只是他们实现或维持统治的一种工具。 但在我国历史上，有那么一个时期，统治者与民众都因为迷信而和平地取代了拥有211年历史的西汉王朝，建立了新朝政权；在获得政权之后，统治者更是因为疯狂的迷信，导致这个新政权只存在了短短十四年，就被后起的东汉势力推翻了。 承'符命'之利，和平代汉不少读者已经知道了，这个政权就是由王莽在初始元年（公元8年）建立的新朝政权。 王莽出身于当时的外戚王家，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早年因为丧父被姑母王政君收养在宫中，师从当时的名儒陈参学习《礼经》。王家可能是历史上仅有的'七侯之家'，先有弟兄二人被封侯，接着其余的兄弟五人被同日封侯，一时传为美谈。 出身如此显赫的王莽，并没有像他的叔伯兄弟以及当时其他的豪族子弟们那样骄奢淫逸、不可一世，反而向来谦和恭谨、恪守儒道，严格按照儒家的价值观念行事，成为当时聚敛成风的豪门大族中的一抹明丽的亮色。 影视剧中年轻时的王莽形象 几十年下来，无论谁当皇帝，也无论掌权的外戚是不是王家，王莽个人在民间及官场的声望都是扶摇直上： 汉成帝时，他就以简朴和孝亲而闻名，而且官越大越勤俭，在浊世之中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汉哀帝时，担任大司马的王莽和丞相孔光一起向皇帝建议限田、限奴婢，朝廷虽然没有落实，王莽却因此声名大噪；当他被排挤出中央朝廷，竟有数以百计的官员上书为其鸣冤，王莽由此从外戚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了儒生的领袖；他回到京城，成了安汉公和皇帝的岳丈，因为不接受汉平帝赏赐的土地，又有四十多万人上书要求皇帝加赏于他。 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号召力！ 汉平帝去世后，年仅两岁的孺子婴被立为新皇帝，太皇太后王政君下诏命王莽'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王莽像周公一样摄政了。 外戚的身份，经学的背景，素来恭俭的言行，加上当时已经深入人心的儒家价值观念，似乎都集中于一个指向，那就是应当把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西汉王朝的命运，交付于集德、才、望于一身的王莽身上。《尚书大传》中关于周公曾经一度摄政称王，也就是自己登基，等周成王长大后再将政权和王位一并归还的记载，为王莽取代幼帝而立提供了绝好的经学依据。 同时，王莽摄政期间，各种祥瑞也纷纷涌现，请求王莽改朝换代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一个叫哀章的人，根据《尚书·周书·金滕》中周公'请以身代'的典故，径直打造了一个装有符命的金匮呈送给王莽。符命上说，王莽是真天子。
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登基，改国号为'新'。这是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少有的通过符命和禅让实现和平改朝换代的记录。王莽也由此开启了他在'新朝'名义下的'复（ZUO）古（SI）'之路。 受'迷信'之祸，'复古'至死曾经有不少学者认为，王莽之所以能够顺利上位，主要原因是他长期以来完全以儒家标准行事的言行迷惑了包括他的姑母王政君，乃至他的儿子们在内的所有人，'匿情求名'、'王莽谦恭未篡时'便是人们对他公认的评价。 这种说法其实忽略了汉代自从汉武帝以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背景，那就是'表彰六经、独尊儒术'的施行，使得儒家以仁、礼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本身就具有外戚身份的王莽，因为其在尊贵的身份背景下依然以儒者的标准行事，恪守和实践儒家的价值，与当时纨绔子弟普遍奢靡的风气相比，就显得极为与众不同； 此外，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是，天人感应学说通过董仲舒的加工进入了儒家系统。虽然其初衷是为了与君权神授理论一起形成对皇权的有效限制，但在西汉后期，随着社会和民生的凋敝，已经变异成了诸如谶纬之学'再受命'、符命这样在民间广为流传且获得了巨大市场的迷信观念。 正因如此，王莽称帝之前的种种作为，即使是假的、装出来的，也使他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认可和鼎力支持。反之，如果没有上述两种思想背景所形成的集体心理，王莽的言行哪怕再真诚十倍，恐怕也难以如此轻易地就取汉而代之。民间社会迷信谶纬，迷信符命；王莽迷信经书，所有政策的制定必以明确的经书为依据。虽然国号为'新'，但新朝的一切改革措施无不以复古为标准。 话说回来，王莽继位之后的'复古'改制，不但证明了他之前行为的真实性，也把这个通过和平手段'接手'过来的社会折腾的比从前还不如，并终于把自己的'天命'和'国祚'一起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王莽是怎么'折腾'的呢？ 比如政治改革，王莽就以《周礼》为依据，将中央与地方的官职名称都改为与《周礼》所述相一致。结果，名称变了，职责乱了，上下级关系也不清楚了，给官员发俸禄也不知该如何发了； 不但官名要改，很多不合古制的地名也要改，铺天盖地、汹涌而来的改名不但消耗巨大，而且使原先本来还算顺畅的官僚体系几乎停摆，官员只能自谋其利。 货币方面，以取消货币，回归三代的淳朴状态为最终目的，王莽前后多次改革币制，其换算的复杂程度今天依然令人咋舌；昨天的五铢钱本来用得好好的，今天突然就不给流通了，一会是钱，一会用布，没多久又换成了贝，一会又被告知要用龟或银。在这种一心向古、完全不顾及现实的无休止的折腾下，货币和商业体系也几近崩溃，民众的生活反而不如以前方便，繁琐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莽货币之大布黄千 土地方面，新朝力推以周代井田制为蓝本的王田制，本想按照经书中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将土地国有化之后，将其分给无地的农民，以限制当时极为普遍的土地兼并。这项政策，成功地让地主阶级成了王莽政权的反对者。 再比如，为了实现平等，减少奴婢数量，王莽还进行了奴婢制度的改革，宣布私人可以拥有奴婢，但禁止买卖。这听上去是好事，仿佛提高了奴婢的社会地位，但实际上却堵塞了那些本来就生计艰难，不得不靠出卖自己来获得一点点微薄收入的人们的生路，在执行中也是各种遇阻。 新莽铜诏版：王莽统一度量衡的诏书 王莽执着地相信，只要按照经书上的指导，恢复过去的典章制度，西汉末期的那些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社会也会在他的主持下迎来一番前所未有的和美景象。但他又像是一个来自外太空、置身于现实之外的圣者，在严重缺乏现实感的条件下，单纯地以经书为尺度，想要将书中描述的理想社会图景变为实实在在的现实。 他以为，只要按照经书所揭示的，把现实里的一切都改成经书中对应的样子，现实社会就能实现经书所呈现出来的理想景象，却严重忽视了一个问题，即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落差，并不是一厢情愿地复古就能抹去的。这种只设定起点和终点，不考虑二者之间的具体实现路径的跳跃性思维，实际操作的结果就是社会的全面混乱和崩溃。
于是，王莽新朝的改制，出现了一个在其他朝代很难见到的吊诡现象：平素对立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为了共同反对王莽的政权，居然在短时期内联合起来了。曾经受到万众景仰的圣人王莽，现在成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甚至官僚阶级共同的敌人。据《汉书》记载，在反对王莽的诸多农民起义中，有不少领导者，竟然都是家财万贯的地主。 闹剧结束，迷信继续在闹哄哄的反对声中，王莽被他的反对者们杀了。在王莽身后，符命与谶纬依然在民间流行，只是这时候的主题，已经由'王莽是真天子'变成了'复高祖之业'，以及算命先生们口中流传的'刘秀要当皇帝'。 没过多久，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刘秀，在刘邦建汉之后的第228年称帝，依据的便是适时出现的、彰显他与代表大汉的火德关系的赤伏符。那个赤伏符说：
刘秀称帝那年，正好28岁。这是王莽之后，再次借助符命而显得顺理成章的政权。当时人心思汉的集体心理对于刘姓宗室出身的刘秀政权，无疑也是认可的，刘秀自己信不信，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今人谈到王莽和他的新朝政权时，或者鄙夷不屑，或者扼腕叹息。前者认为王莽恣意以国家为试验场，终究是难成大业的腐儒，或者说白白浪费了如此好的机会和如此高的地位；后者则以为如果政策能够宽和一些，中庸一些，假以时日，儒家经典中所描述的理想社会必定会在人间实现，只是天命抛弃了王莽。 笔者以为，那是我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十四年。儒家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再也没有像那十四年那样拥有如此巨大的政治资源和完整的皇权支持，来改造濒临崩溃的现实社会，从实现理想的可能性的维度来说，这是儒家距离自己理想最近的十四年，皇权只是以王莽为代表的儒生集团用来实现儒家理想的工具；
但另一方面，那又是距离现实最为遥远、或者说最缺乏现实感的十四年，因为历史上似乎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皇帝，敢于如此任性地置社会实际情况于不顾，而完全纯粹且真诚地以某家某派的'理想社会'为信仰，并不分子丑寅卯地追之逐之。 儒家固然有其一贯的社会理想，但其强调更多的，或者说在儒家理论当中分量最大的，却一直都是在'以民为本'的框架下，在上位者对普通民众生存情况的实际关怀。 王莽在其执政前期，以散财等具体行为获得了民间好的名声，也获得了他所在的豪门大户之外，小地主和平民甚至当时的流民群体的支持。但对复古改制的现实操作路径的设计，却忽视了本来最应当被关注的底层民众的具体生存状况，并最终导致了'复古'这座空中楼阁的幻灭。就实现理想的现实性维度而言，这又是儒家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基础，距离自己理想最为遥远的十四年。 整整两千年过去了，对先人的苛责或取笑或同情，都应成为我们对自己生命历程中的有效参考。否则，在对先人的笑声中重蹈他们的覆辙，那可真是贻笑各方了。 参考阅读： 《汉书·王莽传》；杨照《写给大家的中国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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