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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己亥春末，未满四十八岁的龚自珍，忽然辞职离京，关于这一出乎意料的举动，吴昌绶先生解释为“先生官京师，冷署闲曹，俸入本薄，性既豪迈，嗜奇好客，境遂大困”，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又有些说不通，如果真的是因为生活困顿的问题，前几次有外放做官的机会，他早就可以抓住，为何要等到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龚自珍的这个决定，不过是愤懑长期郁结于胸的必然结果。 清代是考据学盛行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读书人想要荣华富贵，想要平步青云，就必须多读书，成为博学多才之人，他们读书的方式也非常特殊：埋头在书房之中，拿着各种各样的书籍版本进行对比，以便还原出古籍最初的样貌。 钱穆在近三百年学术史里面道出了清代考据最主要的原因，“朝廷以雷霆万钧之力，严压横摧于上，出口差分寸，既得奇货，习于积威·····精神意气，一注于古经籍，本非得已，而习焉忘之，既亦不悟其所以然”。 龚自珍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读书环境里面，如果他循规蹈矩，以他的才华与才气，本可以飞黄腾达，但是冥冥之中仿佛“天将降大任”于他，让他冲破了乾嘉考据的藩篱，开启了经纶济世的风气。 龚自珍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和父亲都是科举出身的，无论他喜欢不喜欢，科举之路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在他十一岁的时候，他就随父亲来到了京师，一直到他二十一岁，整整十年，他将京城士大夫的风气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他才华横溢，京城的官吏求他作诗，他也不吝惜笔墨，多次为人执笔。他的外祖父——著名的文字学家段玉裁见了他的诗，在赞赏的同时，流露出了担忧，劝说龚自珍：诗文对于治经典有害处，诗歌越工整，害处越大（有害于治经史之性情，为之愈工，去道且逾远）。 少年的心性最心猿意马，不论嘴上怎么答应，内心早已经不在掌握之中了。龚自珍尽管答应了外祖父的要求，并且拜师程易田，内心早已经把章学诚作为老师了。 章学诚反对清代的学术氛围，受他的影响，龚自珍在思想上也就异于当时之人，一反当时媚古的习气，而留心社会关怀。嘉庆、道光之时，距离康乾盛世的结束不到三十余年，很多人正沉醉盛世之中，只有龚自珍观察到当时的社会已经病了，于是写文章告诫时人，结果人们把他当做疯子看待。 一个超过时代的人必然会被当做异类，而后人哀悼他，怀念他，而正是这些大肆哀悼与怀念的人同时又极度排斥同时代的思想超前者，初看仿佛是笑话，冷静之后，发觉这一现象的背后一阵悲凉。 他就算是在排斥当时的学术环境，还是要硬着头皮参加科举。 嘉庆二十三年中浙江乡试。 嘉庆二十四年会试不中。 嘉庆二十五年会试又不中。 他自负其才，写下了“东抹西涂迫半生，中年何故避声名？才流百辈无餐饭，忽动慈悲不与争”这样孤傲的诗句。 直到道光九年，龚自珍已经三十九岁，才中会试。朝廷考察他可以当个县太爷，他却辞而不受，继续当他的内阁中书，虽然是闲差，他依旧可以留在京城，如果有机会上疏，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八年后，他四十七岁了，在一场名为“京察”的考试之中脱颖而出，名列一等。在皇帝亲自视察的时候，他因为声音格外洪亮，受到了道光皇帝的嘉奖，又有了外放的机会，他同样放弃了。 至于放弃的原因，正是他本人的抱负，想要为国家医治病痛。 龚自珍或许有些一根筋，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尽管他是出生于官宦之家，但是家中并不富有，而且祖父和父亲两代都是勤恳做官，并没有很大的势力，他放弃所有可能升官发财的机会，为的就是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 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和他齐名的魏源。魏源的科举名次并不比龚自珍强，但是为人“脚踏实地”，魏源成为封疆大吏的幕僚之后，在其势力的庇荫下倒卖食盐专卖许可证，一句摆脱了寒门，跻身于富人阶级。同时，魏源还在南京、扬州等地大肆的购入房产，龚自珍想做的话，肯定会比他做得更好。 那么为什么龚自珍不这么做呢？ 龚自珍是一个诗人，对他而言，浪漫的天性让他对物质生活追求的很少。读过龚自珍诗歌的人，都会发现他诗歌之中有一股子傲气，但是生活之中的龚自珍却是谦虚谨慎，待人一律平等，只要是和对方交谈，不论对方是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都能够谈笑风生，不会因为地位的不同而改变自己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在等级制度森严的传统官僚社会，给人一种浮夸的表现，并且有了“龚呆子”的外号。 龚自珍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京城，他的一腔热血始终在胸中燃烧，最后彻底扑灭他胸中之火的人是林则徐。道光十八年戊戌年冬天，林则徐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解决鸦片问题。对于世界变化如此敏锐的龚自珍当然知道只是实现自己报复的机会，于是在给林则徐送行的时候，用文章表达了自己想跟随林则徐到广东的愿望，可是林则徐委婉的拒绝了：“先生陈述高论，一看就是眼光长远极具才华的人，但是东南一带的事情，一切还不好说。” 不知道当鸦片战争起时，林则徐会不会后悔自己当初没能够听信龚自珍的话呢？ 自古以来，夸夸其谈而且自认怀才不遇者甚多，这类人中真正能够做成事情的寥寥无几。那么龚自珍是否只是夸夸其谈呢？ 我们来看下他的相关建议以及相关时态的发展就会得出结论。就拿龚自珍送别林则徐的写的文章来说，龚自珍提出了十条建议：三项决定性意见、三项参考性意见、三项驳斥反对派意见和一项归结性意见。 三项决定性意见是：防止白银外流、吸食鸦片处以极刑、以武力做后盾。 三项参考性意见是：实行国内贸易保护、限制洋人活动范围、积极筹备武器。 三项驳斥反对派意见：货币改革、关税减少、武力征伐。 总结性建议：平稳银价，充实物力，稳定人心。 龚自珍的建议有其时代的局限，但是确实很有意见都对以后事态发展进行了预估。林则徐没有接受不要紧，龚自珍终于死心了，无论战争多么激烈，他都没有明显的表露过自己内心想法，因为早已经麻木了。 如果说上述建议还有可以商榷之处，那么《西域置行省议》可以说运筹帷幄之中了。 十九世纪初年，殖民主义向东扩张的压力首先来自于内陆。沙俄和英国在中亚争夺控制权，所用方法无非是挑动各民族上层统治者的独立情绪，从而造成中国西北西南边疆不断地武装冲突。尽管乾隆时期看似表面平静，实际上内部早已经暗流涌动，到了嘉庆期间更是愈演愈烈，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在这时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从康熙到乾隆，西北广袤的土地重归中国版图，而且和中原地区的交流日益密切，龚自珍认为西域问题不应该采取元明的措施，应对新情况应该有新的方法。他建议在西域设置行省，并且在中原向西域遗民，达到西域财政自给自足的目的，并且不再依赖中原对西域兵力和后勤的补充，更好地维护西域的和平。 当然，他的建议没有被采取，而是被搁置了。 等到左宗棠收复西北之后，李鸿章后知后觉的阅读了《西域置行省议》，惊叹于龚自珍的天才预见，可是龚自珍这个时候已经去世四十几年了。 一次次的希望换来一次次的失望，龚自珍终于在京师待不下去了，于是在己亥年离开了京师，并在途中写下了三百一十五首己亥杂诗，每一首诗都是胸中的愤懑的发泄。
他拼尽一生想要完成的事情，最终没能完成，公元1841年，龚自珍突然暴毙身亡，时年五十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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