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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虚拟了与大人物的访谈形式，他们的回答全部来源于真实的记录。从他们的态度中，或许我们可以发现，向死而生，活着是痛苦掺杂着快感的时光，值得人去为之奋斗和享受，乃至陶醉和贪恋。生命是美的，苦难中的人体会得更深。 你巨大的勇气来自哪里？什么支撑着你，让你继续活下去？ 索尔仁尼琴：二战快结束的时候，我因写信批评斯大林而被捕。我的第一间牢房是我的“情人”，在那里我才开始了解自己的内在生命，倾听灵魂的声音，最后找到上帝。在蹲监狱和做苦力的双重煎熬下，祸不单行，我得了腹腔癌。但真是“祸兮福之所倚”，在手术做完的后半夜，我和躺在另一张病床的一位基督徒囚犯进行了对我一生来说最关键的交谈。虽然黑暗中我们看不清对方的脸，但那位基督徒详细讲述了他的人生。在那个漆黑的夜晚，我不仅听清了那洋溢着福音的声音，而且那些话语，像光，照亮了我心中的黑暗；像盐，给了我后来试图治疗人类心灵腐烂的永恒药方。 你害怕死吗？ 索尔仁尼琴：不，我不再害怕死亡。小的时候，我父亲的早亡对我产生了一些阴影。他27岁就走了。在我所有的文学梦想实现之前，我害怕死亡。但在30岁至40岁期间，我对死亡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变得非常坦然。我认为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存在的最后终结。 在你遭受苦难和流离的时候，是什么在支撑着你？ 曼德拉：童年时，我学会了用弹弓把飞鸟从天空打落；如何采集野生蜂蜜、水果和可食根类；如何直接从牛的乳房吸取热而甜的牛奶；如何在又清又凉的河中游泳；如何用线和一头磨尖的铁丝钓鱼。那是一个甜蜜的、无忧无虑的世界。监狱没有毁掉我，我获准种植一片小花园，全心投入，种出蔬菜，供应厨房。监狱还让我懂得控制自己——在号子里，一个囚犯几乎控制不了任何事，除了控制自己。永远难忘的是16岁带给我的勇气——那一年，我在部民的众目睽睽之下接受了割礼，这是我人生勇气的第一课。我的心里虽然仍然有痛，但这一次使我懂得勇敢并不是毫无恐惧，我们可以选择反应方式。 你被投入“死亡岛”，那些日子是如何度过的？那里像是一座可怕的地狱。 曼德拉：我们下飞机踏上罗本岛的那天，天气阴暗，凛冽的冬风透过单薄的囚衣打在我们身上。迎接我们这群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几名非国大成员的，是一帮荷枪实弹的狱警。我们旋即被押上囚车，送到一幢独立的石造旧建筑物前。狱警命令我们脱光衣服，然后他给我们每人一套卡其布的新囚衣。然而，种族隔离的条例甚至体现在囚服上。除了印度人凯西拿到长裤之外，我们每人都给的是短裤。我穿上短裤，但我发誓：我穿着它的日子不会很长。拿着刚发的3条薄得几乎透亮的毯子，跟在白人看守后面，我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尽头的单间牢房。牢房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N.曼德拉，466／64，表示我是这个岛上1964年以来接收的第466名囚犯。牢房里霉湿气味扑鼻，且十分狭小，只有三步长、两米宽，躺下时双脚会碰到墙壁，头则顶着另一面墙，是名副其实的“牢笼”。然而，地狱也是有两面性的，人性本善，我和白人看守詹姆斯?格列高里结下了深厚情谊。我出狱时，写给他一封信：“20年来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今天结束了。但是我会永远记住你，谨向你和你全家致以我最诚挚的问候，并请接受我最深厚的友情。” 格瓦拉从小就是个坚强的孩子吗？ 格瓦拉的父亲：1930年5月的一个早晨，寒风呼啸，我的妻子塞莉亚带着我们的小埃内斯托（格瓦拉）去游泳。中午，我去俱乐部找他们，预备和他们一同去吃午饭，这时我发现，孩子穿着一身湿漉漉的游泳衣，冻得直哆嗦。塞莉亚却还一个劲地在游泳。她不是个有经验的母亲，基本没有意识到如今已是冬天，天气变化对这样一个柔弱的孩子来说，该有多危险。从此格瓦拉便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不过，他的坚强从小就可以看出来，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经常利用假期在拉丁美洲环游。1950年暑假时，他游历了阿根廷北部的12个省，走过了4000多公里。格瓦拉还在秘鲁的一个麻风病人村做了几个月的义工。1952年9月，格瓦拉乘飞机回到了阿根廷，我们全家都去机场迎接他。他在日记中写道：“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 现在很多年轻人把你看做精神偶像，你对此怎么看？ 切·格瓦拉：我的绰号你可知道？是“切”。因为贝隆政府当时在阿根廷实行独裁统治，母亲担忧我被征用做军医，让我逃离阿根廷。 1953年12月24日那天，我到了危地马拉。在危地马拉，我竟得到了一个出名的绰号“切”（Che）。“Che”是西班牙语的感叹词，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域被普遍运用，是人打招呼和表现惊奇的常用语，类似汉语中的“喂”“哦”，这点燃了我的激情。后来，我也曾写信给我的孩子，我对他们说，你们应当对世界上任何非正义的事情永远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这句话我或许也应该送给所有的年轻人。 人皆有死，你怎样看待死亡？ 史铁生：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我发现，在医院里一般人都怕提死这个问题。有一次我遇见一个诗人，我说到这个问题，他说你别说。我说，你连死的问题都没想过，你写什么诗呀。我觉得，天国这事儿一定要在过程里，否则就成地狱了，到那儿整个就是一个傻子。 你理解的乐观应该是怎样的？ 史铁生：我常说这样的话，人的思想不妨先锋一点，人的行为不妨保守一点。在写作上，我不排斥悲观主义，也不排斥怀疑主义。但在生活中，你既然选择了活着，干吗要痛苦地活着呢？不过，傻乐可不成啊！傻乐不算是乐观！ 贾平凹说“病是小死，死是大病”，你认同他这个说法吗？ 史铁生：这话说得对，应该是这样。也许有人一生不病，但没有人是不死的。可是人对死的看法却完全不一样。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是觉得，不知死，焉知生？北京有句骂人的话，叫“你不知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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