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李陵败降新争论：兵败责任是谁？真降了吗？断绝归汉心谁造成的？

李陵是西汉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这位将门虎子善骑射,身手不凡。年轻时即为侍中建章监,多次率轻骑出击匈奴,屡立战功,颇得汉武帝的赏识,不久被擢升为骑都尉。天汉二年(公元前九十九年),李陵自告奋勇率兵卒五千,出击匈奴,不幸兵败投降。对于李陵的变节投降,历来受到谴责和唾骂。但近来有的学者提出新的观点,认为对李陵不应全盘否定,就是对他投降一事,也应具体分析,分清责任,于是引出了热烈的争鸣。

兵败的主要责任在谁？

提出新观点的学者认为,李陵兵败的原因在汉武帝,是汉武帝一手造成的。当李陵率领军队从酒泉出发,进击匈奴,到达浚稽将军队驻扎下来后,考虑到这一带地形复杂,为了及时取得后援,他即把路径的山川地形绘制成图,派快马送回长安;在与匈奴军队遭遇后,他又及时将战况报告给汉武帝,以便汉武帝调兵遣将指挥全局。但是直到李陵与匈奴血战十余日,辗转千里,汉武帝却一直不发兵相救。致使李军在众寡悬殊的险恶境况下,奋力死战,终于“矢尽道穷”。

另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在李陵率军出征时,汉武帝同时派疆弩都尉路博德带领一支军队在半路负责接应,路以谎言蒙骗了汉武帝,没有发过一兵一卒,造成李陵孤军深入的局面。事后,汉武帝却网开一面,没有对路博德的严重渎职进行必要的追究。

另一种意见却认为,李陵兵败是他个人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轻敌,同是《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汉武帝本意只是派遣李陵统帅辎重部队,配合他人与匈奴交战,李却执意要求:

“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

于是汉武帝轻信了李的豪言壮语,同意了他的请求。对此,李本人也感觉到了,在他兵败临降时,深觉对不起汉武帝,不无感叹地说:“无面目报陛下!”。更况且,兵败不能作为投降的借口。我国古代的文天祥、史可法,近代的陈玉成等,都是在兵败被俘的情况下,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就是与李陵同时代的苏武,由一个使变成了囚徒后,受尽了种种威胁利诱和折磨,仍坚决不肯“屈节辱命”。

是真投降还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持新观点的学者认为,李陵投降匈奴是出于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他“身在曹营心在汉”,随时准备等待时机重返汉廷。还在李陵兵败被困、走投无路时,他手下的一位军吏曾这样规劝道:

“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之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

李陵于是动了心;当年司马迁得到李陵降敌的消息时,就冒死反复向汉武帝陈述:李陵

“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

还说他一贯表现很好,

“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有国士之风”,

是不会轻易真心降敌的;当李陵表面上投降匈奴后,他和困居在那里的苏武之间,还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并对宁死不降匈奴的苏武一再表示崇敬,尊称他为“义士”。在苏武生活十分困厄时,李又令自己的妻子送去几十头羊,使苏武获得了继续生存的条件。

不同意见的论者认为,说李陵的投降是权宜之计,这是难以成立的。

首先,司马迁确曾在汉武帝面前为李陵说情,但正像他本人承认的那样,他和李陵虽“俱居门下”,但“素非相善也”。司马迁并不真正了解李陵,他只是凭感觉确认李陵的投降是“权宜之计”,靠不住得很；

其次,李陵投降后,曾奉单于之命,到北海上置酒作乐劝苏武投降,甚至赤裸裸地说:

“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

如果李陵不是死心塌地地投靠匈奴,他绝不会如此卖力地出马劝降,更不会使用这种语言。

断绝归汉心是被逼出来的吗？

有人认为,李陵最后绝了归汉的念头,彻底投降匈奴,是被汉武帝逼出来的。李陵兵败一年后,汉武帝对自己当年没有派兵救援李陵的过失有所悔悟,便派公孙敖率军进击匈奴,以迎回李陵。贪生怕死的公孙敖未曾与匈奴交锋就撤了回来,并无端编造了谗害李陵的谎言。喜怒无常的汉武帝,不作调查,轻信谗言,下令诛杀了李陵的全家。对此李陵十分气愤,他对汉朝的使者说:

“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

在送别苏武的一次酒宴上,李陵唱了一首令人心裂的歌：

“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赜,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表明了对逼他断绝归汉后路的汉武帝的愤恨。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汉武帝生性残忍,特别是在他的后期,求仙信神,封禅出巡,动辄株连族灭臣下,使朝堂上下人人自危,民怨沸腾。李陵断然采取背离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对传统忠君思想的反叛。

不同意见的学者却认为,李陵身为汉将,对汉法是熟知的,投降匈奴就意味着抛弃了家族,犯下灭门之罪。汉武帝杀他的全家,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与他久留匈奴之地、彻底叛降没有必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