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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 济宁始祖文化区域因介于传统认可的中原与东夷的交合地带，故在历史认可上有两大不同的基本观点，有学者认为济宁属于东夷地区，与华夏祖源应具有一定的区隔；另一种观点认为东夷本身就是华夏的组成部分，并且极有可能是华夏的原生族群或主流族群。要辨析这一问题，就必须考证华夏、东夷、南蛮、西羌、北狄的概念出于何时？关于原始文明时期有没有这种区隔称谓？首先要看划定原始文明的历史阶段如何界定，我们所讲的始祖文化就是指有传说记载的以三皇五帝为核心的英雄时代。 关于传说时代的历史定位问题，从种种迹象上表明，当属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对于史前的传说人物，经过数千年的人文打造，都具有了功绩人格化的基本内涵。特别是三皇五帝中，每个人物所代表的是一个时代人文创造的集合体，因此，我们应该将他们看作是一个时代、一个氏族。伏羲、神农、黄帝的神话传说中都有人神感应的虚拟故事，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故事的荒唐就一笑了之，它恰恰说明了那个时代，是一个人们刚刚脱离了知母而不知父的母系氏族的时代。因此，将其定位为父系氏族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时期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争议。炎帝、黄帝、蚩尤逐鹿中原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进入父系社会的鼎盛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少昊、颛顼和帝喾。尧、舜时期为父系社会的晚期，即父系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这样定位，大抵符合近现代历史学者的普遍认可。 中国的人文历史开端，按传统说法是以伏羲为人文初祖、以三皇五帝为代表人物、以华夏文明为主轴的父权制社会。因此，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从父系氏族社会开始的。那么，研究原始文明史，就必须重点研究中国的父系氏族社会，它是由母系氏族社会转变而生，向有阶级的文明社会过渡而来。抓住了父系氏族社会的源流，也就抓住了中华远古文明形成的关键环节和基础。 中国父系氏族社会最初形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毫无疑问的，这已被众多的历史学者所公认。黄河中下游地区本身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定位，华夏始祖文化所标定的记忆符号应该是这个区域父系氏族社会形成、发展，以及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基本脉络。 人类历史的发展演变，必定会有一定的历史痕迹遗留下来，随着史前考古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探索成果的不断扩大，为我们研究史前文明提供了大量的客观依据和资料。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大的类型看，基本归纳为三个大类别：一是仰韶文化，二是大汶口文化，三是龙山文化。 根据这三类文化所表现出的文化内涵和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结果看，仰韶文化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大汶口文化早期与仰韶文化基本并行，亦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属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主要是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结构和墓葬形制的发展演变得出的结论；龙山文化则属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及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 当传说时代定位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确定以后，其与新石器时代遗址所标定时期的对应关系也就不难明确了。能够证实父系氏族社会的文化遗存是龙山文化，这一文化类型涵盖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与史学研究的基本结论即中国父系氏族社会最初形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父系氏族社会形成和发展，或者说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是从哪个区域开始并带动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域父系文明的全面确立呢？具有这种过渡时期性质的文化遗存，只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是毫无争议的，除此之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无可争议的同类文化遗存与之相媲，这也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多年来被教科书认定为填补考古文化中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时期空白的基本意义所在。因此说，传说时代早期所标定的记忆符号应该是起源于大汶口文化区域。当然，也有个别学者试图将仰韶文化论证为父系氏族社会时期，但从仰韶文化特别是墓葬形式上看，无论如何都看不出父权因素的存在，并且考古学界的基本结论是以基本事实为依据的。 这样说来，如果将伏羲时期定位为父系氏族社会开端，将炎帝、蚩尤、黄帝定位为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时期，将少昊、颛顼、帝喾定位为黄河中下游父系氏族社会鼎盛时期，将尧、舜、禹定位为父系氏族晚期没有太多争议的话，那么与之相匹配的考古文化就只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文化了。因此说，用确认为母系氏族社会遗存的仰韶文化去论证属于父系氏族社会的黄帝、炎帝显然是时代错乱的，用纯父系氏族社会及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龙山文化去标定父系氏族社会开端的伏羲也是时代错乱的。以确认时代为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大汶口文化来标定父系氏族社会开端的伏羲文化，以龙山文化来认定颛顼、尧、舜等古帝王，才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济宁地处大汶口文化的核心地带，泰安大汶口、泗水尹家城、曲阜西夏侯、兖州王因、邹城野店、滕州岗上村等大汶口文化的典型遗址，亦以济宁曲阜为中心（见大汶口文化典型遗址分布图）。这是确认济宁地区在黄河中下游一带最早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的铁证。 中国史前的传说时代，零散记载于古代文献中，内容不可谓不丰，然而，抵牾百出，矛盾重重，人物的多郡望、多版本是基本特征。从众多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与济宁地区的普遍联系是无论如何也割不断的。文献资料的碎片对接显示，传说中的绝大多数人物都与济宁有着直接的联系。济宁曲阜是父系文明的草创和统治中心，众多的文献考证得知，太昊伏羲氏最早在曲阜建都大庭（也作寿丘、穷桑、空桑、平阳等），其后炎帝、蚩尤、黄帝、少昊、颛顼相继。经过炎黄蚩尤逐鹿中原，其势力扩展到河南东部，颛顼迁都帝丘以后，社会统治中心西移豫东一带。以后随着氏族的扩展和迁徙，很多地方都留有史前人物的传说和痕迹。但史前史中有关的传说人物，特别是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史前英雄，无一不与济宁有着密切的联系，此一现象他处无一能与此相匹，加之曲阜及其附近地区众多与传说人物有关的遗址遗迹，不难断定：曲阜是父系氏族时期的原始统治中心。 随着当今经济社会的发展，各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逐渐转变为一种文化力的较量，挖掘各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内涵，打造优良的投资环境，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平台效应已成为热门话题，许多地区均依据各自不同的文献记载去挖掘和打造文化底蕴的内涵，以期拉抬区域的经济竞争力。于是，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创建热潮，许多地方论证争夺某一皇一帝之郡望，其文化创建之心态可嘉，然无论如何，历史的真实性是唯一的。在古代文献记载中，上古所谓三皇五帝，无一不与济宁及其周围地区有着密切联系，或许某个文献记载有所偏差，或者某个遗址遗迹传有扭曲，但无论如何，史前文明与济宁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应该是无可置疑的。许多地方均证其地为某一皇一帝之郡望，其孤立相征，不与他皇他帝相联系，既无所承，又无所启。在古时生产力低下的原始文明状态下，日常行走于千里甚至数千里之间是不可能的。姑且不论其真实性有几多，但就原始时期以四渎定版图既可见端详。《史记·殷本纪》引《汤诰》云：“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古代的“江”在济、淮之间，即指“泗”。将济水以南、黄河以东、淮水以北定为原始文明之中心，那么汶泗流域的济宁恰好位于中间部位，也恰好与大汶口文化区域相一致。 选自《始祖文化济宁探源》彭庆涛 彭求实 著 编辑：张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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