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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札记第二则之八 钱钟书论《离骚》（八）“‘独怀乎故宇’” 文/周敏 《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第二则《离骚》，共论述了九个问题，此为《离骚》（八）《独怀乎故宇》。 “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有其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独怀乎故宇！” ——想想九州如此广袤无垠，难道只有这里才有云鬓玉颜？……这世上哪里没有芳草鲜花，你为什么一定要恋着自己的故土？” 屈原生活在战国中后期的楚国，当时七国争雄，其中最强盛的是秦、楚二国。屈原德才兼备，爱国爱民忠君，他希望楚怀王效法尧、舜、汤和周文、武，打破贵贱等级和“世卿世禄”制，实行德政，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他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楚国日益强大，有效地遏制了秦国的吞并企图。但后来楚王昏庸，听信谗言，多次将他流放。屈原虽然屡遭流放，但始终关心朝政，热爱祖国。最后，在秦军攻破楚国郢都那一年的端午日（夏历五月五日），悲愤地自沉汨罗，以身殉了自己的理想。 “独怀乎故宇？” ——为什么宁愿去自沉汨罗也不离开楚国？ 这是屈原的自问，也是无数人的天问！ 司马迁说：“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以屈原经天纬地之才，投奔诸侯国有谁不欢迎而委以重任，何必自沉呢？ 钱钟书也抱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 屈原“去父母之邦，既为物论之所容，又属事势之可行。” “为物论之所容”是说，屈原离开楚国寻找明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合情合理。 韩愈《后廿九日复上书》所谓：“于周不可，则去之鲁，于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而非“天下一君、四海一国”之比。 “属事势之可行”是说，屈原离开楚国寻找明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合俗可行。 “楚材用晋，卫鞅入秦，去国易主，如李斯《书》中之‘客’，春秋战国间数见不鲜；” 春秋战国时期，人才流动是常态。 那时，诸侯割据，中华民族四分五裂，消除分裂和战乱是人心所向。这个时期类似于三国时期之分为魏蜀吴，没有一方是天然正统，谁能够实行统一国家的大任，谁就是历史的功臣。屈原倘若离开楚国，到别国辅佐，致力于实现一统，一样可以成为历史的功臣。 屈原早年辅政楚怀王使楚国民富国强，功勋卓著，名闻天下。以屈原内政外交之全才，离开楚国奔走别国，当不难获得大任。 然而，这一道义上名正，实际上可行的人生之路，屈原为什么没有选择呢？ 屈原《离骚》一诗袒露了他万般痛苦、纠结、艰辛的心路历程。 屈原又何曾没有想到离开楚王呢？ 钱钟书注意到屈原《离骚》写道： “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 ——两颗背道而驰的心怎能合到一起呢， 我要自觉地疏远他远走高飞。 可见，屈原这是想离开楚国这个伤心地啊！ 但屈原行动上却犹豫不决，踯躅不安： 而始则“怀情不发”；至不能“忍与终古”，犹先占之“灵氛”；占而吉，尚“犹豫狐疑”，迟迟其行，再占之“巫咸”；及果“远逝”矣，乃“临睨旧乡”，终“顾而不行”。 ——屈原开始还忍辱负重，企望楚怀王顾念旧情，回心转意，经年得不到任何召回的消息，离楚之心又开始萌动，于是，他曾先请“灵氛”占卜，告知离开楚国吉利，他还是不放心，又去请“巫咸”降神，依然是离开楚国吉利，等到他终于背起行囊离开时，回望故土还是于心不忍，迈不开脚步。 钱钟书十分钦佩屈原此诗行文的跌宕起伏，他说： 我读到“又何怀乎故都”句试着合上书卷，揣测下文大约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行走他乡了，岂料屈原“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并非远走他乡而是与世长辞了。令我爽然若失，复黯然以悲。在屈原心中，“故都”以外虽有世界，却不是自己的世界，背叛自己的国家，不如舍弃自己的生命。屈原眷恋祖国，生死以之，与其做个避世之人，宁可做个被拘系的臣子。乐毅报燕惠王书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即忠臣背离祖国，名声不洁。苏辙有云：“宗国陨而不救兮，夫予舍是安去？……予岂如彼妇兮，夫不仁而出诉？” 即祖国正在沉沦，我怎么能舍他而去。……我岂能像妇女，丈夫不仁就到邻居家去抱怨不休？ 钱钟书乃屈原旷代知己也。把屈原拳拳爱国之心表达得委曲周到，淋漓尽致。 屈原之所以没有选择离开楚国，是因为屈原曾经对楚国用情太深，他的思想和心灵已紧紧地和楚国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尽管楚国的当政者们一再的拒斥、践踏他，他也无以自拔，无法改弦更张。 屈原之所以没有选择离开楚国，是因为他深爱楚国，深爱楚国的黎民百姓，他对楚国君王始终抱有愚忠和幻想，他始终将君、国、民视为三位一体，其实昏君和黎民是背道而驰的。屈原的爱有历史的局限性。 屈原之所以没有选择离开楚国，是因为他把自己身前身后的名声看得高于一切，在楚国大势已去、救国无望时，惟有坚守自己的理想和人格而以身殉国。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注：篇中红字引自《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第二则） 附录：《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第二则《离骚》（八）“独怀乎故宇” （八）“独怀乎故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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