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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说疫情，跟大家聊聊其他有趣的话题。世界很大，值得探究的事情很多。 本月早些时候有一个消息，估计被绝多数人忽略了。 3月3日，阿根廷向维森塔尔中心（Wiesenthal Center，二战后成立的国际犹太人权组织，专门致力于清算纳粹）移交了一份12,000名纳粹相关名单，震惊世人。 这些前纳粹人员早在30年代就活跃于阿根廷，还在瑞士信贷银行的休眠账户中仍保存有大量财产。 
这份名单为什么出现在阿根廷？ 远在南美的阿根廷，怎么会和纳粹扯上关系？为什么各种影视作品，只要跟二战以后追捕纳粹相关的，多半都要把地点放在阿根廷？ 说来也很简单：二战后有大量纳粹分子逃往阿根廷，受到阿根廷的政府庇护。 有一个数字可以一窥究竟。据2012年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指出，从巴西与智利两国披露出的资料来看，二战后大约有9000名纳粹分子逃到了南美，其中过半人员潜逃到了阿根廷。 那为什么阿根廷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接纳这些人呢？ 01 阿根廷总统的纳粹情缘阿根廷接纳纳粹分子，分析起来可以千头万绪。不过也可以简单回答一二。 首先是移民传统所引发的情感。 阿根廷是一个移民国家，欧洲白人移民占据多数。根据《剑桥拉丁美洲史》的记载，仅在1870年到1914年间，就有近600万欧洲移民涌入阿根廷，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三个国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 可以想象，一个到处都是德国后代、意大利后代、西班牙后代的国家，不管政治立场如何，对于德国、意大利，有着天然的血缘上的亲近。二战中纳粹战败，在阿根廷眼里，是兄弟遭难，伸出援手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可以理解。我们后代隔了数十年看二战，基本以「正义/邪恶」这样的结构来看待同盟国/轴心国，但在二战前后，阿根廷显然还是更以亲疏远近为标准。 另一方面，从纳粹的角度看，落魄之际，钻到兄弟国家去避难，亦属人之常情。 其次，二战时期的阿根廷历任总统中，90%都是亲纳粹者。 从二战爆发前夕到二战结束，阿根廷的历任总统中，几乎都亲纳粹，只有一位例外。 二战前，从1930年到1938年，阿根廷整个国家都处在亲纳粹的军方统治之下。1930年，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军人出生的乌里布鲁（José Félix Uriburu，1930-1932年任总统）上台。乌里布鲁和他的继任者胡斯托（Agustín Pedro Justo，1932-1938年任总统）都是十足的亲纳粹者。 所以我们会看到，早在30年代，阿根廷遍布纳粹党，他们活跃于此，二战期间，尽管阿根廷名义上属于中立国，但来自国内纳粹势力的影响，使得实际上阿根廷立场更偏向于轴心国。 唯一的例外，是1930年之后的第三个总统奥尔蒂斯（Roberto María Ortiz，1938-1942年任总统）。相较于他的前任们，奥尔蒂斯对纳粹态度鲜明，反对到底。在世界政治格局上，这位总统鲜明的站到英美这边。 
于是，奥尔蒂斯在任期间，成立了一个反纳粹的特别委员会，对阿根廷境内的纳粹分子进行清算，特别委员经过调查，统计了一个纳粹分子的名单。 尽管奥尔蒂斯反对纳粹，但因为当时阿根廷军方强烈反对，奥尔蒂斯领导的阿根廷没能加入盟军，对德宣战。 可惜的是，受健康问题影响，奥尔蒂斯从1940年开始退居幕后，总统职权由当时的副总统卡斯蒂略（Castillo，1942-1943年为正式总统）代为行使。 卡斯蒂略任上还没多大作为，不到一年就被军事政变推翻，军人劳森上位。 新的军政府上台后，将奥尔蒂斯成立的特别委员会的调查结果销毁。所幸当时仍有一份名单副本，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12，000人的纳粹名单尚存于世，在这个月公布于天下。否则，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录又少了一份证据。 劳森的上位并不符合军方的预期。对于德国，劳森表现出的敌视态度比较彻底，他跟奥尔蒂斯一样，希望阿根廷结束中立状态，加入盟军阵营，但军方的立场是继续维持中立。 最终，得不到军方支持的劳森在就任后便匆匆辞职，从1943年6月4日-7日，仅执政三天。 拉米雷斯（Ramírez，1943-1944年2月任总统）接任了总统一职。 作为军方推选出的代理人，拉米雷斯在前期对德国亲善依旧。不过，这种态度引发盟军的强烈不满，在英美两国发起的经济制裁下，阿根廷国内出现了经济危机，倍感压力的拉米雷斯不得不在1944年宣布与德国断交。 拉米雷斯的「个人」行为引发国内军方的不满，在军方的操弄下，阿根廷迎来了新一任总统法雷利（Farrell，1944-1946年6月任总统）。 按照军方的预期，法雷利在任职前期对德国表示亲善，但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盟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诺曼底登陆、法国光复，所有人都看得见，轴心国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因此，阿根廷必须得改变态度了。 在美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与英美等国对阿根廷的外交孤立政策下，法雷利代表阿根廷于1945年3月（德国投降前的一个多月）结束中立状态，不得已对德宣战。 02 庇隆的情感与经济考量二战虽然结束了，但二战的遗留问题还在，如何对待纳粹残党，就成了战后阿根廷政府需要面对的了。 这个问题，落到了新总统胡安·庇隆（Juan Perón）身上。 1946年，庇隆接替法雷利的总统职位。实际上，庇隆曾参与了1943年的那次军事政变，战后曾向德国秘密出售了近一万本阿根廷空白护照，用意不言自明。 庇隆在思想与情感上倾向于纳粹与德国，在政治与经济考量上也比较看重纳粹残党所拥有的财富与技术，他一直希望把阿根廷打造为世界强国，由此还诞生了「庇隆主义」。 庇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接收纳粹分子，主要还是出于当时的一些情感与经济考量。 首先是思想情感上的考虑。 虽然纳粹如今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在20世纪30与40年代，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极端思想确实有不少吹捧与信奉者，庇隆就是其中之一。 
庇隆是一名意大利裔阿根廷人，早年曾在意大利军中服役。年轻的庇隆接触到法西斯主义，思想上受到一些影响，对于意大利最大的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Mussolini），庇隆也曾表现出敬意。 二战时，弥漫在欧洲上空的反犹主义，庇隆也颇为赞许。他在任期内，就推行过反犹政策，只不过他的手段相对温和，没有参与屠杀，只是拒绝犹太人进入阿根廷逃难而已。 尽管德国在二战中战败了，但在庇隆眼中，纽伦堡审判只是一场由战胜国搞出来的闹剧，是一件无耻且不幸的事情。况且，庇隆认为这些纳粹残党说不定还大有用处。 包括庇隆在内的政治家们都很清楚，二战虽然结束，但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迅速成型，新的世界大战似乎随时可能爆发，到那时，这些纳粹将领或技术人员将有大用武之地。 庇隆政府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极有可能在1948年爆发，于是庇隆想要利用纳粹残党的势力，在新的世界大战中占据优势，甚至迈入超级大国的行列。 此外，庇隆也有着经济上的考量。 一是庇隆看上了纳粹残党所拥有的巨额财产，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充实阿根廷的裤包。 纳粹的财产多来自对犹太人的剥夺，就如在文章开头讲到的，犹太人的相关组织至今还在追查这些财产，并要求瑞士的银行将它们归还赔偿给犹太受难者。 二是在二战结束之前，阿根廷本国经济对德国市场依赖比较严重，没法一下子切断与德国的关系。 阿根廷是一个农牧产品出口大国，国内经济发展与出口业联系紧密。二战爆发前，阿根廷最大的出口市场是欧洲，其中又以英、德两国为最。 不过，由于阿、英两国就马岛（现为英国控制）的归属存在争端，两国贸易受到了影响，所以德国在经济层面对阿根廷的吸引力要比英国来得强。此外，阿根廷国内工业基础薄弱，需要从德国进口大量工业设备与成品，所以阿根廷对德国的经济依赖进一步加深。 所以，二战时期，阿根廷虽然明面上保持中立，但暗中仍与纳粹德国维持着亲善关系。站在经济的角度上来看，一方面，德国在欧洲占据了大片领土，变相为阿根廷开拓了市场；另一方面，大西洋上的盟军运输船屡屡遭到德潜艇的攻击，与德国保持友好的阿根廷，则能使本国商船避免攻击。 我们甚至可以说，阿根廷在战争中大发了横财。 不过，庇隆的这些战后考量似乎大都落了空，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未爆发，取而代之的是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1955年，庇隆在军事政变中被赶下了台，取而代之的洛纳迪（Lonardi）及之后的阿兰布鲁（Aramburu）总统，整体上都对纳粹残党采取了庇护的政策。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历史的漫长使纳粹残党几乎完全消逝，不再具有任何影响力，毕竟就连冷战都结束了，这时阿根廷才逐渐公布一些当年潜藏在阿根廷境内的纳粹档案。 直至今日，历史的回声回荡，纳粹问题的余波仍不时荡漾在阿根廷的土地上。 03 纳粹的逃亡路线与「余生」数千名纳粹残党潜入阿根廷，他们隐姓埋名地生活，或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度过自己背负罪孽的余生；或被以色列特工追查到，最终没逃脱掉审判与惩罚。 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在1960年代出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记录纳粹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受审判的过程，并在书中提出一个引发深远影响的概念「the banality of evil」（通常被译为「平庸之恶」，但也有人认为应当翻译为「恶之平庸」）。 艾希曼就是那批在战后潜逃到阿根廷的纳粹分子。 是啊，他在1961年才受到审判，在此之前去了哪呢？ 这一点常常被人忽略。 艾希曼在阿根廷默默待了十几年，直到以色列的特工追查到阿根廷，把他逮捕到耶路撒冷，他才在1961年接受审判，最终处以绞刑。 
说起来，纳粹失败了，阿根廷也表现出接纳与庇护的意愿，对于这些纳粹分子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逃亡到阿根廷了。 当时的他们策划了一个叫「老鼠通道」（Ratlines）的秘密逃亡路线。 老鼠通道的建立也颇有历史渊源，它最初并不是用来逃跑的。老鼠通道早先是罗马教廷为了向南美传教，以及向南美输送宗教移民所开辟出的便捷通道，只不过这些通道被纳粹分子利用，成为逃往阿根廷及南美其他国家的重要路线。  如上图所示，老鼠通道主要有两条，都是以德国为起点： （1）一条向西南进发，途径西班牙后跨海到达阿根廷； （2）另一条直接南下，途径意大利、梵蒂冈后进入地中海，沿水路进入大西洋并抵达阿根廷。 
意大利本就是轴心国成员，西班牙和梵蒂冈在二战中虽名义上保持中立，但实际上都是亲纳粹的，这两条老鼠通道之所以畅通无阻，也少不了这些国家的暗中帮助。 阿根廷在当时不仅派出大量人员前往欧洲进行「救援」，阿根廷移民局还降低了欧洲地区亲纳粹国家人员的入境门槛。以意大利为例，有不少纳粹分子在罗马红十字会取得「合法」护照，之后可以以旅游的名义顺风顺水地办理阿根廷入境手续。 就这样，不少纳粹分子「光明正大」地来到了阿根廷。 讽刺的是，这些被冠以老鼠之名的通道，到最后甚至还催生出完整的产业链条，毕竟这些纳粹分子除了所犯下的罪行外，最不缺的就是财产。 潜逃后的纳粹分子大多低调地融入进当地的百姓生活，德国社区就是他们的不错选择。他们或通过从欧洲带来的大量财富，或在当地谋份正常的职业，比如供职于开办在阿根廷的德国公司，也往往能过上平静的普通生活。 这些人当中，还包括素有「死亡天使」之称的纳粹残党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他也在阿根廷藏匿了十年时间，1979年在巴西意外溺水而死，通过对尸体的DNA检测，人们才获知他的身份。 这些逃到阿根廷的纳粹分子，大多数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这听起来多少有些讽刺。 可是，他们曾犯下的罪孽无可饶恕。 而且，战争的遗留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潜逃的战犯、被迫害的犹太人后裔、阿根廷未被解密的档案等等。 以赔偿来说，1998年，瑞士两家银行与世界犹太人大会签订协议，同意赔偿犹太受害者12.5亿美元，原因是瑞士银行保有大量二战中犹太遇难者的休眠账户，可这一赔偿行动直至2013年才结束。 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战争分子都会离开人世，不知以色列今日的继续追踪对那些在战争中受害的人们能有多大的补益与价值，毕竟幸存者也都会离开人世。 这种结局是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尤其是在二战中与纳粹结下血海深仇的犹太民族，所以以色列始终在不留余力地对纳粹潜逃人员进行抓捕审。 在汉娜·阿伦特写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近60年后，2018年，电影《最终行动》在美国上映，影片还原了摩萨德特工在阿根廷抓捕艾希曼的这段历史。 
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并没有结束，就像那些会永远以此为题材的作品一样，除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最终行动》，还有《谍债》《追凶30年》《纳粹追凶》，以及亚马逊在2020年2月刚刚推出的新剧《纳粹猎人》，等等。 记录是为了避免忘却，人类虽然曾经残暴、曾经凶恶，但人类终究以警惕、不宽恕的立场，对历史上的这些罪恶反思、清算。 一个都不放过。 是的，一个都不放过。追捕「老鼠通道」的纳粹余孽，不仅仅是犹太人无法忘怀的复仇，同时也是人类的共同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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