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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苏轼岭表处穷殊异：愈贬潮州，披述艰辛，戚戚怨嗟。卵巢之忧，丘首之叹时见于诗，韩愈执于情者也。执于情，故入而不出，往不知返。晨趋丹陛，惟知有君；夕贬南荒，心存魏阙。故孤臣危泣，哀感君父，图异日之鹏举也。韩愈执于儒者矣。苏轼居惠，安土忘怀，随缘自适，深于哀乐而不滞，罹于忧患能自遣，入而能出，往而知返，尊儒而不执于儒者矣。据于儒依于道逃于禅，其苏轼之谓与欠 ？然轼终不改尊儒之初衷焉。愈求哀君父，有所待焉；轼潇散度日，以观变焉。故愈之与轼，处穷虽异，归儒则一矣。 夫还谪处穷渊源久矣。上古即有“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书·益稷》）之传说，《荀子·大略》亦记载云：“绝人以块，反绝以环。”杨琼注；“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与之环则还，与之块则绝。”秦汉而降，迁谪正式载之于律令矣。从此，晨趋丹陛，夕贬蛮荒遂为文人士大夫共同厄运，史不绝书。所谓“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也。岭南远离京师，地处瘴疫，尤绝少生还者，如苏轼所言：“问翁大瘐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赠岭上老人》）〈1〉故唐以后，岭南遂为重罪窜身之地。文人士大夫怀瑾握玉而又“朝天无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面此尴尬而姿态各异：或愤悱积于中，哀怨形于外，“虽九死犹未悔”；或是孤臣危涕，血下沾巾，含酸茹叹，销落烟沉；或是暂敛锋芒，陈情款款，处穷恋阙，以图再起；或是处患不戚，“安士忘怀”，“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在平生”（苏轼《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起衰振溺、文为天下宗者韩愈和学际天人、横放杰出者苏轼，居然异代“同病”，俱辰属磨蝎，不免逐臣之厄。如苏轼所言：“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亦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东坡志林·退之平生多得谤誉》）更巧合者，二人都以重罪之身，流徙岭南，韩子七月疫乡，东坡三年瘴海。朝友蛮夷，暮群魑魅者亦同矣。韩子贬潮，“年方五十，发白齿落……死亡无日”（《潮州刺史谢上表》）；苏轼窜惠，年届花甲，老境凄凉，以垂暮之年而居南荒之隅，二人处穷无不同也。然处穷之技，二人则异：韩愈属前所述处穷恋阙，以俟再起者；东坡属安土忘怀、安时处顺者。韩苏所为展华夏文人传统人格之两境界焉：前者执着于生命，眷恋于人生，汲汲于仕途，恋阙之中时存参与精神；后者顺忧君国，穷善其身，展士君子“据于儒依于道逃于禅”之人生理念也。拙文以韩苏寓潮寓惠之作，试加比较论述，论之不中腠理者，讫方家正之。 （一）
韩愈一生三下岭南。童年随兄会播迁韶岭；贞元十九载（803）因上书朝廷请减赋税，触怒德宗，被贬阳山；元和十四载上表排佛，上讲宪宗，远窜潮州。两次惩处，尤以贬潮为重。韩愈自知罪重，以为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死亡无日矣。故忧患感伤之心，“恋阙”“忆家”之情取代冒死谏佛之刚毅气。贬潮前后，判若两人。即如阳山贬后，犹存慷慨磊落之气，如由阳山赴江陵，途中赋《岳阳楼别窦司直》诗云：“愈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可谓心雄万夫，气凌霄汉。然审其赴潮途中及寓潮期间诗文诸什，戚戚怨嗟，哀怜卑下，“极形容之苦”（2）。不类先时之“狂妄”。故此招“不善处穷”之讥。如金王若虚所云；“韩退之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于文字，世多讥之。”（《滹南遗老集》卷二十九）〈3〉俞文豹《吹剑录》亦曰；“韩公潮州之行，豪气铄尽，谢表披诉艰辛，其有凄惨可怜之状。”〈4〉甚而，以文公之传灯自居者欧阳修亦不无挪揄：“每见前世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遭蹙蹙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与尹师鲁第一书》）〈5〉“庸人”之说，虽不兔苛求古人，然悲苦之词夹杂“恋阙”思乡之情及追悔之意确为此时韩愈诗文创作之基调。韩愈以“正月十四日，蒙思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驰上道，经涉岭海，水陆万里”（《潮州刺史谢上表》）至三月二十五日抵达潮州，跋涉约70天，出蓝关，入商洛，次邓州，进韶州，渡泷水，由秦入楚，由楚入粤，备尝艰辛。前途之凶险，横死之忧戚，时寓其诗。如行至关内，适云横秦岭，雪拥蓝关，前途茫茫，万念俱灰，面嘱侄孙，收骨瘴江：“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行至商洛武关，适逢蕃囚南徙。堂堂朝廷命吏居然而生弗如之感：“嗟尔戎人莫惨然，湖南地近保生全。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武关西送配流吐藩》）。藩因地近犹能生全，而己罪重地远，恐无生还之机矣。离京师渐远，悲苦之音渐重。如其《次邓州界》诗云；“潮阳南去倍长沙，恋阙那堪又忆家。心讶愁来惟贮火，眼知别后自添花。”汉之贾谊被贬长沙太傅，犹且抑郁而死，而“吾”潮阳之贬，地之僻远倍长沙，后果可知矣。不祥之感，恋阙之意，充塞于胸。《食曲河驿》、《过南阳》诸什，公既有感于别亲戚，弃图史，且有愧于“下负朋义重，上孤朝命荣”，尤忧患于“秦商邈既远，湖海浩将经。熟忍生以感，吾其寄余龄”，凄伤忧愤，反省悲观杂然相陈。 回复  2楼2013-10-23 14:16
正因苏轼能齐得失，忘祸患，穷达如一，超然物外，穷愁颠越，无不自得，故其寓惠诗文与韩愈寓潮诸作大异其趣。韩愈笔下之潮州，恶溪瘴毒，海气昏昏，不可久居。而苏轼笔下之惠州，山川秀美，土地丰腴，民风淳朴，可作终老之计。如：“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江月五首》），“海山葱茏气佳哉，二江会处朱楼开”（《寓居合江楼》），“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弟新”（《食荔枝二首》），“东风摇波舞净绿，初日泫露酣娇黄”（《游博罗香积寺》），“郁攸火山烈，蹙沸汤泉注”（《咏汤泉》）……山月之清辉，江河之佳气，物产之丰硕，土地之丰腴，汤泉之温暖，无不令其惬意称心，致有终老林泉，久居南荒之想：“醉饱高眠真事业，此生有味在三余”（《二月十九日，携白酒、鲈鱼过詹使君，食槐叶冷陶》），“以彼无限景，离我有限年”（《和陶归田居六首》），“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迁居》）。诗人尤为惠州朴至民风所染，初到惠州，辄感惠人之好客；“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史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近此翁。苏轼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男女老少相携路首，犬羊鸡鸭竞识其家，酒香扑鼻，未饮先醉矣，人情如此。管宁当无迁志矣。居惠三年轼与父老乡亲饮酒常乐：“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不饮酒，杀尽西村鸡”（《西新桥》）与民同乐，欧阳醉翁之乐不过此耳。诗人笔下，饮食起居全无瘴乡可骇之事。韩愈初食腥臊，惊恐万状，咀吞汗骈。而苏轼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初食槟榔，他“吸津得微甘，著齿随亦苦”（《食槟榔》）；小行菜圃，觉“芥蓝如菌蕈，脆美牙颊响”（《雨后行菜圃》）；闲时或与友“绛囊悬荔枝，雪纷剖槟榔”（《薏苡》），或独自“钓鱼丰乐桥，采杞逍遥堂”（《残腊独出二首》）；初食荔枝，不禁为此“尤物”而倾倒，深感不虚此行：“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万物生海隅。……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芦菔味辛，他却以为等同何曾席上之鸡豚：“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撷菜》）。
（二）
韩愈潮州之贬，如临深谷，如履薄冰，故其卵巢之忧、瘴厉之叹、落寞之音，自陈之意，时见于诗文，甚有哀苦万状者，故招后人之讥评，重责者讥之“畏死”食生，有失节概，轻讥者谓之“不善处穷”，怪其能挺立决绝于生死之关头，而倘然不能自持于落寞悲凉之际，终为白圭之玷也。物议纷纷，诚不知韩者。余以为，“畏死”之说，不合愈之实际甚矣，恐亦厚诬古人也。韩愈一向以翼圣教、继道统而自居，所谓“生平企仁义，所学皆孔周”（《赠翰林三学士》），乃其一生之写真者矣。唐自安史乱后，藩镇恃强跋扈于外，阉宦倚宠骄横于内，佛老猖披，儒学陵替，国势凭陵，社会动荡。于是韩愈抗颜而作，抑强藩，斥阉竖，忤权贵，排佛氏，几致杀身，尤挺立不挠，其品行节概，光风霁月矣。
元和十年六月，藩镇为抗中央平判淮蔡，平卢节度使李师道阴使刺客杀死主战宰臣武元衡，伤主战御史中丞裴度，举国震恐。朝廷诸贤以“苟不用兵为贵，议多与裴丞相异。唯公（韩愈）以为盗杀宰相而遂息兵，其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力主用兵。元和十二年秋，“上命裴丞相为淮西节度使以招讨之，丞相请公以行”，（李翱《韩公行状》），公为行军司马，参与军事。献计献策，佐裴丞平定淮西。又，穆宗长庆二年（822），镇州兵乱，杀田弘正，立王廷凑，诏命深州刺史牛元翼节度深冀军讨之。十月，牛为王所围，朝议纷纷。时宰因恶愈直，阴图以愈赴镇州宣谕，息事则可罢兵，兵变则可借刀除之。
或谓：既无畏死，何有穷戚之诉，悦君之辞。余以为，披诉艰辛，夸述圣德，此乃人之常情，亦人之真情焉，亦有款曲也。愈上疏谏佛，深知闯下大祸，几于不免杀身。排佛本身虽未错，愈亦不认错，但谏表确有言辞不敬且太直处，故其“哀矜悔艾”，在于“狂妄戆愚，不识礼度，言涉不敬”。所谓戆愚，即愚忠刚直；所谓不敬，言辞太剀直，如表中所云“宋齐梁陈元魏己下，事佛渐瑾，年代尤促”，本以史诫之，而宪宗误为以死咒之。以为言辞乖刺，狂妄乃尔，固不可赦。虽远窜韩愈八千，但余怒未消，韩愈稍不慎，仍有杀身之祸。宪宗本为专断之主，追杀逐臣乃其故伎。《新唐书》卷168《王叔文传》载：“太子已监国，贬渝州司户参军，明年，诛死。”足可鉴也。当此专横之主又重之以盛怒之下，如悻悻然、口出怨艾，必死无疑。即使飘飘然，潇洒如苏轼，亦自贾祸矣。君不见，苏轼潇洒居惠，与世无争，不亦有章享之谗，海南之贬乎！故不争不怨，求哀君父，或为求生之上策也。故韩愈穷居贬所，备述艰辛，铺陈圣德，情哀词迫，宜谅其苦心也。韩愈求生也，非贪生也，不可不辨。 回复 3楼2013-10-23 14:16 贪生者，畏死求全，苟延残喘，瞻首顾尾也；求生者，委屈求全，暂免祸患，以图再起也。古者家国同构，君臣一如父子，臣之于君，子之于父，诚惶诚恐，“忧惶惭悸，以求翼护，不为失节也。故清人储欣评韩愈处穷云：“人臣依恋阙廷，自是爱君，非徒为禄位计也。且以远窜之苦入告天子，此也呼天呼父母之意，岂云摇尾名怜乎？”（《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卷八）〈14〉又云“臣子得罪君父，悻悻然自以为是，不复思愆恋阙，非纯臣也。看韩、苏贬谪后，是何等忠悃？”（同上）〈15〉韩愈戚戚寓潮与苏轼潇洒居惠，处穷虽异，忠悃则一，储欣确具慧眼。清曾国藩亦以为“求哀君父，不乞援奥，有节概，人固应如此。”（《求斋读书录》卷八）〈16〉陈沆更认为韩子“批鳞冒死者，忠鲠之孝心；恋主怀阙者，巨子之至谊”。〈17〉故此，韩愈冒死犯颜谏佛而至戚戚处穷，非销铄豪勇、一念之差也，委身锋镝之间，不得不藏锋敛锷，思愆恋阙以求全身，以图异日为王前驱也。愈以忍垢图鹏举，轼以无厚游有间，途虽异，归则同：全身者也。古人以为全身保身乃忠孝之举，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捐毁。故韩愈居潮，仅管“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答柳柳州食虾蟆》），但面对潮之“南烹”诸如鲨、蚝、蛤、蒲鱼、章举、马甲柱之类，不得不“甘食比豢豹”，他释之为“猪较务同俗，全身斯为孝。”（同上）南烹百怖丛生，食之保生全身，全身乃孝之需也。此亦足以旁证韩愈处穷何以常戚戚焉。安全需要乃自我实现需要之基也。韩愈以穷愁之词极形容之苦；以“狂妄戆愚”矜悔失言；自承文章，自荐之郊庙；铺张文辞，夸饰圣德；穷思毕精，以赎“不敬”；款款忠悃，申恋阙之意……用心如此，冀生还者也。“得其位方能行其道”，此愈一贯之理念也。唯其生还复位，方能复其辅圣之道也。愈曲折用心，终有获焉：宪宗读其谢表，思其犯颜亦“大是爱我”，有意用之，虽因皇甫铺谗之而量移袁州，但终免鼎镬矣。
如前所述，昌黎疏佛骨，抚镇州，死生且不计，于富贵何有！于死又何畏！求哀君父，欲有所为也，此其用情之专者。昌黎年处弱冠，立志入世。如其所云：“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韩昌黎全集》外集“遗诗”《赠族侄》）“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咤。”“事业窥皋稷，文章蔑曹刘。”（同上，卷2《县斋有怀》）“少年气真狂，有志与春竞。”（同上，卷4《东都遇春》）“自笑平生夸胆气，不离文字鬓毛新。”
挚于情者，必为情所羁，夫愈之谓也。当初面折廷争，冒死诋佛，入于情不返也。终批樱龙颜，远窜南荒。然终无悔为圣明除敝事也。居庙堂之高不邀君宠，处南荒之远而不改济世初衷，用情之执也；身处瘴疠，九死一生，而不忘恋阙，用情之专也；及其返朝，身使卢龙，独闯虎穴，面折叛藩，戆愚如故，用情之憨也。入而不出，往而不返，进也惟君，厄也惟民，处顺不骄，蹈险不顾，愈之执之戆，之憨之愚，无人能及也。此正愈之人格所在也。愈之不能为轼，轼之不能为愈，判然矣。
（三）
愈与武轼虽同处穷，出入则异。昌黎入以忘出，往不知返，终为情絷。拳拳于恋阙而不知自适而不知权变，顺亦忧，退亦忧，顺也忧进，厄也患身，“哀哉思虑深，未见许回棹”（《答柳柳州食虾蟆》）。东坡则不然，入而能出，往而知返，不为情羁，不为物累，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故处顺处厄，无以为念：“盛衰哀乐两须臾，何用多忧心郁纡”（《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集三》），盛衰须臾，肝胆楚越，哀乐不入，宠辱皆忘，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所谓有德者也。轼之非愈，以其知命乐天也。唯其乐天，故能齐祸福，等生死，同穷达也，故能处顺不喜，处变不惊。谪处黄州，“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与赵晦之二首》），远窜惠州，“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与程正辅七十一首》）耳；远流海南，竞发奇想；“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别海南黎民表》）远贬檐地，居然叶落归根，遇赦北归，却成“忽然”远游“他乡”。更可称者，借廉州龙眼自况自解：“蛮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污”（《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枝》），远处海隅犹龙眼之生南国而免贵妃之污，远离是非之地，不幸中之大幸矣！“渐悟”之彻，“内省”之功，非常人可达者。处厄穷不为戚戚之辞，处逆境不作穷酸之态，诚为吾国思想史上稀有之“快乐天才”（林语堂《苏东坡传》）也。 回复 4楼2013-10-23 14:17 苏轼乃正统儒士，素以天下为己任，“奋厉有当世志”，弱冠之年即高中进士，连上《进策》廿五，《进论》廿五，纵论天下，雄辩滔滔，自以为“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尝言：“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石灰》）。凤翔任上，欲“千金买战马，百宝装刀环。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黄州之贬，犹“未忘为国家虑也”（《与滕达道书》）。流徙惠州，犹不忘民瘼，“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荔支叹》）。身为涸辙之鲋，犹“忠臣体国，知无不为”（《答李琮书》），“报国之心，死而后已”（《杭州召还乞郡状》）。在朝在野，惟国是忧，放翁称其“不以一生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放翁是跋·跋东坡帖》），信然。公上朝议事，务陈安国之策；入境问农，必解倒悬之忧；带罪僻壤，甘跻小民之伍。公忠体国、忧勤如此，何无为之有？故致君尧舜，一佐明主，有所作为，苏轼之本心、之自然也。随遇而安，惟适是从者，违其本心，反其自然也。
苏轼终其一生，蹈危履险，岭海之贬，得免一死，仗其安命随缘，安土忘怀，韬光陷晦也。故《宋史》云：“轼稍自韬，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处顺伸其志，处逆韬其光，士君子显性、隐性二重人格也。苏辙《祭亡兄端明文》曰：“义气外强，道心内全；百折不摧，如有待然。”苏轼亦云：“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贾谊论》）。又云：“平生学道，专以待外物之变”（《与滕达道六十八首》）。所谓“取者远”，“义气外强”者，其显性人格也；“有所待”、“有所忍”者，隐性人格也。苏轼以为干大事者不逞匹夫之勇，忍小忿故能就大谋也。张良受辱于圯上老人，“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轼以为“大勇”也（《留侯论》）。高祖胜，能忍也，项藉败，不善忍也（同上）。故大丈夫“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晁错论》）也。今日之忍，异日之用也。韩愈处穷戚戚，求哀君父，以忍待变，终复其用，故苏轼不贬一词，且誉以勇冠三军也；贾谊不善处穷，“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苏轼贬其“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贾谊论》）。故苏轼处穷“唯以时自娱为上策”（《与王庆源书》），安土忘怀，实以忍而全身，以忍待变者也。冀有所为焉。故韩苏处穷，殊途同归。韩愈处穷披诉艰辛，哀感君父，以顺勤王，以诚匡君者也；苏轼处穷暂泯荣辱，压抑本心，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者也。忍之途不同，归于儒者则一焉。苏轼穷居岭海，随缘自适，物我两忘，身心皆空，虽暂免于执着之苦，然终不掩其治世之心焉。韩愈有待焉，苏轼亦有待焉。庄生尝言逍遥游者，无己无功无名也，无待也。苏轼处穷恋阙，有为有待，何逍遥之有？故轼终不入庄禅者流也，故轼之安土忘怀同于愈之处穷戚戚者，出入虽异，恋阙归儒则一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