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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中，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中的“国家”都来源于拉丁文Status。Status的本义是立场、状况、条件或身份。 西方文字中，表示“中国”一词的China、Cina等词汇，大致来源于夏、商时期，那时南迁至西亚和南亚一带的印欧人族群与迁徙至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国家的壮、泰（傣）、老（僚）等南方古民族的先祖直接接触，由于这些南方古民族称稻田为“那”，梵文Cina实为对他们语词或自称的音译，其语义原本为“犁田”，可以理解为“耕种稻田的人”，再转化出Sina、China、La Cina等。至于瓷器也被称为China，是因为瓷器从中国大量出口，从唐代开始，瓷器在中国对外输出中，占有越来越重要地位。公元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丹吉尔（Sulayman）在《中印游记》中对中国瓷器大加赞扬，指出：“中国人能用陶土作器，透明如玻璃。里面注酒，外面可见。”在波斯、阿拉伯语中，瓷器就干脆被称为中国。[1]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把瓷器叫做China，那是大致宋代至明代才发生的事。 西方传教士以西方语言撰写在欧洲出版的书籍多为关于中国国情的评述，在当时影响较大者有曾德昭（S.Semedo）的《大中华帝国概况》（1643）、安文思（G.de Magalhaes）的《中国现况》（1688）、李明的《中国现状追忆录》（1696）等。曾德昭的《大中华帝国概况》由于全面介绍了中国的风俗、历史、语言文字而引起广泛注意，成为耶稣会士安塔纳西·基尔契（A.Kircher）的《中华图志》（1667）之主要材料，后者是一本图文并茂的手册，在1667年于阿姆斯特丹以拉丁文出版，后译成法文、德文，成为当时欧洲知识界了解中国的入门读物。 顺治十一年（1654），卫匡国编绘的《中华帝国图》（8幅大型挂图）在奥格斯堡出版。顺治十二年（1655），荷兰地图绘制学家让·布雷奥(Joan Blaeu)编的《中国新地图册》（有地图17幅，包括一幅中国全图、15幅分省图、一幅日本列岛图；附文字说明171页）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卫匡国在前言中叙述了中国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居民、城乡状况、手工技艺、建筑、科学、宗教、王朝纪年表、长度单位等。它是“17世纪地图绘制中最受人称羡的成就之一。它不仅使当时欧洲绘制的中国地图大大前进了一步，而且直到今天，在欧洲仍然是唯一的包括比例约为1:1500000的15幅分省的中国地图集”[2]。德国学者希特霍芬（F.von Richthofen,1833-1905）称卫匡国是“关于中国的地理知识之父，他编绘出版了地图集。这是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中国的最完整的地图范本”[3]。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完整标题是《中国史前十部分。从氏族起源到基督诞生为止的遥远亚洲的史实》（1658），所根据的主要材料是《史记》。卫匡国第一个把64卦图介绍到欧洲，而且首先将《易经》译为“变异之书”(Mutationis Liber)，这个拉丁文意译名称至今仍为多种欧洲语言译本采用。 唐维尔的《中国新图册》（有地图50页、图画14幅，附历史参考地图）是一部在欧洲流行的当时最完善的中国地图集。 奥斯丁会士门多萨（Juan GonzaIez 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西班牙文）在罗马出版，这是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中国历史和地理的书，几年内分别印行了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意大利文等多种版本。 1696年，李明编著的《中国现势新志》两卷本在巴黎出版，内容大多是游记，如从西安到北京的旅行及中国的气候、地理，还有对中国政治、历史、文化、语言、宗教和在华传教活动的简单介绍，并绘制了南怀仁于1669年至1674年间在北京观象台上配备的天文仪器中的6件，还绘制了南京和广州之间的水系图以及从宁波到北京、北京到绛州的行路指南。[4]该书还被译成英文、德文和意大利文。 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法国科学家主持了对中国的调查和考察项目，涉及天文学、地理学、中国编史学、汉学研究、自然科学和医学，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后来汇总成三部著作。 （1）《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之地理、历史、纪年、政治与自然全志》（简称《中华帝国全志》）共4卷，1735年由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在巴黎刊印，翌年在海牙印行，布洛克斯译成英文版（改名为《中国通史》），传遍了整个欧洲。该书内容涉及中国地理、历史、政治、宗教、经济、民俗、物产、科技、教育、语言、文学等。第1卷综述，记叙各省地理和历朝编年史；第2卷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经典和教育；第3卷介绍宗教、道德、医药、博物等科目，还有文学、典籍等；第4卷包括医学以及介绍满、蒙、西藏、朝鲜的情况。杜赫德认为中国人所富有的智慧不是一种发明性、探索性、洞察性的智慧，以致不适于做深奥的科学研究，但中国人在其他需要伟大添彩的事情上取得了成功。该书成为欧洲人据以褒贬东方文化与评议西方现实的“资料库”“武器库”，被誉为中国的百科全书，对中国历史文化在欧洲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欧洲学者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大都仰赖此书提供的材料。 （2）《耶稣会士书简集》，1702—1776年陆续印出34卷。有关中国的占9卷，大约144份来自中国的书信和报告，内容涉及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历史地理、哲学、工商等方面，接近于一部关于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郭弼恩主编了前8卷。杜赫德在1708年接替郭弼恩的职责，主编出版了第9-26卷。帕杜耶(Louis Patouillet)和马雷夏尔(Maréchal)在1749-1776年间主编出版了第27-34卷。除了法文版，还有4种英文版、4种德文版、2种意大利文版、2种西班牙文版和1种波兰文版。欧洲许多学者都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资料。 (3)《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人历史、科学、艺术、习俗论丛》（又称《北京教士报告》或《中国论丛》），共15卷，1776—1891年刊印。与《耶稣会士书简集》不同，主要刊载各类专题论文，由法国东方学家编辑，介绍了中国的历史、语言文学、工艺技术、地质、矿物、化学、医学医药和动物、植物等有关情况。它事实上是一部有关中国文化的学术论集，并成为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欧洲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首要信息来源。 1725-1730年，在中国生活的法国传教士冯秉正（Joseph De Mailla,1669-1748）以由康熙命令译成满文的朱熹的《通鉴纲目》为主，补以其他古籍尤其是明清两代史料，编成法文《中国通史》七卷，但此书在冯秉正去世近30年后的1777年才开始在巴黎出版，1883年才出齐（分为12卷），对明清历史的介绍尤其详细。1785年补充了第13卷《中国概况》，介绍清代15省的人文地理和地形。该书是20世纪之前欧洲人有关中国历史的最完备著作，成为初期欧洲汉学家研究中国历史的必备参考。1750年左右，意大利人卫匡国（Manteno Matini）以意大利文编译出在意大利出版。这两本书标志着“中国史”这一指称的正式出现。 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意大利人，1710年来华，1724年离开，他写了一本《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成为欧洲汉学的奠基作，也是当时欧洲人了解中国的主要渠道之一。 18世纪30年代，法国著名人文学者弗莱雷（Nicolas Fréret）在宋君荣、冯秉正、巴多明等在华耶稣会士的帮助下，以非宗教的方法论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中国历史的古老性。以弗莱雷为开端，转向了对中国历史的学术性研究，弗莱雷被视为法国汉学乃至欧洲汉学的重要奠基人。 [1]参见何芳川：《古今东西之间——何芳川讲中外文化》，1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 Yorck A.Haase. Einführung zu “NovusAtlas Sinensis”. Faksimile von Einleitung,Karten und Nachsatz von ReichJaponia,Suttgart,1974. [3]F.von Richthofen.China,Ergebnisseeigener Reisen.Berlin,1877,Bd.1,S.656. [4] Nasselrath & Reinbothe.DasNeueste von China,P.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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