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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以一个名微众寡的小军阀起家,最后能战败群雄,统北方,得力于他的善于用人者多也。选人是用人的基础或前提,曹操也非常重视选举人才,著名的“唯才是举”政策,就是他为了广罗人才而亲手制定的。 一、“唯才是举”政策所包含的内容从有关记载来看,在曹操的一生中,曾多次颁发过选人的命令,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尚有三篇。 1，求贤令(建安十五年—公元210)
2，有司取士无废偏短令(建安十九年—214年)
3，举贤无拘品行令(建安二十二年—217年)
以上三篇均贯彻了一个基本思想——“唯才是举”。即重视人的才干而不强调个人的品行,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可以举用。曹操认为,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这是个普遍现象。只有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才能收到用人的实效,所以不可求全责备。他希望大家懂得这个道理,特别注意把那些因各种原因被埋没了的人才,推荐上来,供我所用。 曹操的这些令文,均是针对东汉后期选举的弊端以及那些保守分子的主张而发的。所以有些过激的言词,譬如什么“不仁不孝”、“盗嫂受金”之类,那是另有所指。实际上,从曹操集团的成员来看,真正品行不端的人,并不多见,而品行端庄的人,却大有人在。特别是因为曹操很强调以智能取人,所以在他的集团中,那些具有文才武略的智谋之士,可以说是非常多。足见,当时负责推举的人,对于曹操令文的用意,还是十分清楚的。 二、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选人的最终目的,总是为了事业的成功。曹操乃创业之主,所以必须联系他的创业主张,才能把他的选人思想弄清楚。《魏志・武帝纪》中所载的袁绍同曹操的一段对话,极为重要,它有利于我们探明曹操选人的指导思想： 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底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裴《注》引:“傅子曰:太祖又云:‘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 从这段记载所反映的历史背景看,应是发生在公元190年，即关东诸州郡的地方官起兵共讨董卓的时候,此时,袁曹均处于创业立家之初,所以,话题虽然是围绕着对创业立足点的选择问题而展开的,但实际上是在各述其对事业成功的主要寄托或基本主张。因为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他们双方,均是按照这次谈话所确定的方针行事的。 曹操在这次谈话中,集中地表达了他对事业同人才的关系的基本主张,归结起来,有如下两点: 其一、曹操反对袁绍把地势之险固(即实力)作为创业之资的主张,而把自己事业的成功,主要寄托在人才的因素,特别是人的智谋的发挥上。 其二、曹操也不同意袁绍那种只知重蹈当年刘秀起家的老路的因循思想,而主变通。他认为,只要能做到驾驭群才有道,并注意随机应变,那么,无论把创业的立足点选择在何处,均无碍于事业的成功。 总之,在曹操看来,事业的成功,要以任用天下的人才为前提;人才作用的发挥,要以驾驭人才有术作保证。这就是曹操在同袁绍的对话中所确立的基本思想。 曹操在创业之初,就把人才的因素,放在了事业的首要位置上,这是一个带有战略眼光的抉择。他所制定的“唯才是举”的选人政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的用人原则,以“功能”作为考查和奖赏的标准等等,均是由这一指导思想衍生出来的。 三、“唯才是举”政策有利于克服东汉后期选举的弊政东汉倡儒学,崇名节,选人采取察举征辟制度。儒家的德行孝义,自然也就成了察举的标准。 1，东汉后期选举的弊政 当时掌握政权和选举权的,多是世代为官的世家和乡里大族,他们不仅自己以世代宗儒相标榜,而且他们的子弟以及门生、故吏,为了获得仕进之途,也往往作出些矫情伪饰的行动,来获取声誉。这样一来,德行孝义的名誉,往往被他们所独占,从而堵塞了寒门的仕进之途,埋没了大批的人才。而获得察举征辟的人,却并不一定是真正的道德君子,更不见得有才。及至汉末宦官专政,选举制度更加腐败,察举制度也沦落到了如谚语所形容的
的地步,名实完全脱节,到了非改革不可的程度了。 2，招贤纳士的风气兴起 由于当时的官僚士大夫以及他们的门生故吏,在反对宦官专政的斗争中,曾以儒家的教义作标准,抨击当时的政治、品评掌权派的人物,而他们自己,又以信守儒家的教条相标榜、相交往、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集团,这就是当时的“清议派”,他们的头脑人物,就成为“名士”。这些人,身份地位各不相同,才干见识也各异趣,只不过在反对宦官专政这一点上相同罢了。及至宦官集团垮台,东汉政权也跟着名存实亡,其分化改组是不可避免的。 其中一部分比较保守的分子,因多出身于名门大族,所以政治上向往东汉前期的旧制,以保护他们的门第和特权,在思想作风上,仍坚持那一套旧习,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处处表示出一种同当权者不合作的态度,以获取虚誉,其实并不见得有真才实学。 另一部分人,则采取了比较现实的态度,主张因时制宜地进行一些改革,以避免农民起义的再次发生和外戚宦官专政的再次出现,可以将其称之为改良派。曹操在政治上就属于这派人物。不论是属于那一派的“名士”,他们因声望地位都较高,所以社会影响和号召力也很大,在东汉政权已经名存实亡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军阀集团,没有这些人的支持,就难以立足。 汉末以至三国前期杜会上掀起的一股招贤纳士的风气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激荡起来的。 不仅曹、孙、刘三家,都很注意网罗人才,其他如袁绍、刘表等人,也均以“折节下士”而出名,甚至像杀人魔王董卓,身边也招致了不少“名士”!不过,同样是招揽人才,出发点却不同,选人的标准也不一:有的是为了装饰门面,如董卓;有的是为了获取“礼贤下士”的美名,如袁绍、刘表等,他们都比较注重被招纳的土人的门第和名望,而对于人的才干则重视不足。加之袁、刘二人均属于那种心胸偏狭的大,所以,即使有些才能之士投靠了他们,往往也得不到重用,甚至因嫉妒而被杀害,袁绍手下的田丰,就是典型的例。如此看来,他们收不到用人的实效,也就不足为奇了。曹操与这些人不同,他对于东汉后期选举的弊政也有所认识,这样他所制定的“唯才是举”的政策,就具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强烈的针对性,实属一项审时度势的决策。这正是曹操的高明之处。 3，“唯才是举”的特点 “唯才是举”这个提法,虽然比较晚出,但曹操的这种选人主张,却是由来已久的。这一点,当时的人们都是清楚的。如荀彧、郭嘉,早在官渡之战前,就晓得曹操主张“唯才所宜”。因为曹操的爱才之心,是见诸行事的:曹爱荀、郭之才,将二人的来投,比作当年刘邦之得张良;曹操看重刘备之有“雄才”及关羽之勇,不惜把他们放走;陈琳替袁绍草檄,骂及曹操之父祖,袁绍败后,陈琳来奔,曹爱陈之文才,只以半开玩笑的话谴责了几句,并不追究;这些事件,历历在目,集中到一点就是:它们均反映了曹操的思贤若渴,不计人之小恶的心怀;“唯才是举”的政策,只不过是这种心情的文字表露罢了。 这一政策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提倡在“才”这个标准上人人平等,虽然事实上做不到,但其优越性是至为明显的： 首先，它打破了汉末以来选举重门第、重德行所造成的政权基础狭窄,人才名不符实等弊端; 其次，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防范那些徒有虚名而无真才的人把持朝政、操纵选举,以致拉帮结伙,任人唯亲等所造成的政权内部的分裂； 第三，它向社会上各种有才于的人敵开了大门,所以最具有号召力。它受到出身卑贱、历史上不够清白之士的欢迎,那是不言而喻的;就是豪族出身的“名士”,风流倜傥的才子,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行的武夫,以及三教九流、身怀一技之长的人,是欢迎的。而且,按照“求贤令”的要求,那些“至德”的君子,也在荐举之列。可见,“唯才是举”政策,并无反对忠孝义之意,只是反对过分强调而已。如果有所反对的话,也是指那些专靠矫情诈饰以取名,危言耸听以取誉的伪君子,而不是指那些道德仁厚的真君子以及忠义之士。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没有一套封建的道德来维系,任何统治者也是很难实现统治的。 4，“唯才是举”政策的推行 为了配合“唯才是举”政策的推行,曹操还以身作则,招纳贤士,提倡节俭,三令五申地强调奖功罚罪。建安十年(205年)他在打败袁绍后,又及时地颁布了“整齐风俗令”,决心对原袁绍统治区内以及社会上所流行的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等所谓“浮华”之风,进行整伤。在此之前后,还贬、杀了祢衡、孔融等人。因为这些人,正属于那种“乱群”之马。在曹操看来,上述不良的社会风气,正是这类人物煸动起来的,所以非打击不可。通过这些措施,就为“唯才是举”政策的推行,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唯才是举”的令文中,曹操虽然列举了下列五种人作为举荐的对象:即至德之人、勇果之人、文俗之吏、堪为将守之人以及洽国用兵有术之人。但重点却在洽国用兵有术的智谋之士,而且还特别强调要挖掘那些被社会上瞧不起以致埋没了的人才。 由于曹操的政策得当,所以具有很大的影响和感召力,在他的阵营中,不少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就是主动来投靠的;有些人甚至身在敌营之中,就已经为曹操服务。 总之,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克服了东汉后期选举的弊端,在“才”这杆大旗的召唤下,集聚了一大批文臣武将和智谋之士。有些人,如果按照旧的选举标准,是很难被录用的。象于禁。乐进,他们乃行伍出身,后来均成了名将;张辽和徐晃,被曹操选于“亡虏之内”,他们在跟随曹操南征北战中的贡献,是尽人皆知的;文臣如戏志才、杜畿、赵俨、裴潜、辛毗、王象等人,均系寒微出身,他们在曹操的营垒中,尽职效力,也各自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郭嘉,他出身既细微,又兼有因不谐于流俗而受到的非议,但经荀彧推荐,曹操就信之不疑,予以重用。郭嘉心怀感遇之恩,献身曹操,至死不渝。据《魏志》本传记载,他曾先后为曹操“画奇策十二”,做到了呕心沥血,但却从不邀功,因操劳过度,正当青春年华,最后竞死在北征的途中。为此,曹操曾痛哭流涕,不胜惋惜地说道:
结束语：曹操这种“唯才是举”的政策,在封建时代,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后世一些比较开明的君主,像秦主苻坚、北周武帝、唐太宗、明太祖等人,也曾步曹操之后尘,不同程度地实行过类似的政策,实践证明也是有效的。所以曹操的政策,虽然短命——随着形势的变化以及曹魏政权的逐渐被门阀士族所把持,在曹操死后,它就被以门第为主取人的“九品官人法”所取代了。 但是,这一政策给人们留下的经验,却并没有因它的被取消而丧失其历史价值。清人赵翼说过:
这话讲得是对的。不过,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那就是三国势力的强弱,也是同三国之主招揽的人才的众寡及质量成正比的,究其原因,这与他们的招揽人才政策的优劣,是相联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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