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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家族血脉延续，薪火传承不衰，儿孙科举及第，从此光耀门楣，诗书簪缨，钟鸣鼎食，根基永固，水流渐宽……这是渗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基因，挥之不去，历久弥新。 但是，也有不尽其然者。《知堂回想录》中曾记载说，在周氏家族中被尊称为九老太太的曾祖母戴氏，就是一个“所言所行多出常人意料以外”的人。她的儿子周福清，即被知堂称之为介孚公者，科举及第，一举成名之后，“京报抵绍，提锣狂敲，经东昌坊、福鼓桥分道急奔至新台门，站在大厅桌上敲锣报喜之际，这位九老太太却在里面放声大哭。人家问她说，这是喜事为什么这样哭？她说，拆家者，拆家者！”（《知堂回想录》之三）“拆家者”是绍兴土话，意思是说这回是要拆家败业了。在崇尚“一跃龙门，身价百倍”，进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世俗社会里，这位生活在社会最基层的普通的妇人，竟然能够在众人鸣锣祝贺、喝彩叫好声中，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认识到儿子中了进士之后，确有升官发财的希望，同时也就多了一份拆家败业的可能，何啻“孤僻任性”，简直洞若观火，心性冷峻如铁。 知堂先生又说：“后来介孚公知县被参革了，重谋起复，卖了田产捐官纳妾，果然应了她的话，不待科场案发，这才成为预言。”（引文同上）当然，这位九老太太对于科举及第的冷淡态度，还谈不上思想的觉醒或理性的回归，说到底还是过分看中物质利益，对于“增辉门楣”这些虚名不甚热衷罢了。后来，在京城做官的介孚公每次托人给她带回“火腿”“杏脯桃脯蒲桃干”之类的食品时，她都表现出“怫然不悦”的态度，说：“谁要吃他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不寄一点银子来的呢？”眼里所特别关注的仍然是钱财，确是一位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尽管如此，家族之中关于读书向学以获取功名利禄的传统与文化氛围依然没有改变。特别是这位介孚公，仕宦京城，离家千里，照样能够从冗繁的公务中分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关注着子孙的读书与学业，甘心倾注自己真诚的心血去浇灌亭亭于江南水乡的那几株幼苗。1889年，他先后两次给刚入蒙学的孙辈寄回书籍，分别是《诗韵释音》两部和一部木板的《唐宋诗醇》，并且还将自己读书的经验之谈，亲笔书写在家书之上，用以启发和指导孙辈的学习。 这封家书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内，三年前的一个春日，当我在鲁迅博物馆展览大厅的一隅拜读这封家书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逐字逐句将其抄录了下来。家书中说：“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鲁迅原名周樟寿，知堂原名周櫆寿，可见“樟寿诸孙”是包括他们兄弟二人在内的。这封家书写在一张彩笺上，字迹工稳有力，端庄秀雅，清丽迷人，漂亮极了。能够感觉到，点横撇捺之间都透出对孙辈的拳拳之意和殷殷之情。 在鲁迅的记忆里，他的祖父介孚公对于儿童教育还是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的，他曾说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要先从培养其兴趣开始，比如可以让孩子阅读《西游记》，想象奇伟，引人入胜；读书的兴趣一旦养成，逐渐会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爱好，且会伴随人的一生，久之也就具备了学习与研究的能力。直至多年之后，鲁迅在与日本友人增田涉谈到自己少年的读书生活时，还情不自禁地说：“做小孩子的时候，因为读书不太用功，曾受到祖父的斥责……因为读《西游记》，开始觉得书本有趣，所以读起书来。”（孙郁、黄乔生主编《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至于介孚公对知堂先生的悉心指导，特别是在科举应试方面的精心栽培，可谓亲力为之，令人不禁肃然。因为，介孚公因科场案被羁押杭州府衙期间，知堂有半年多的时间前去陪侍，得其耳提面命者尤多。但是，不管介孚公对于孙辈倾注了多少心血，科举及第、光耀门楣的构想最终也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甚至最终也没有赢得周氏兄弟对他的真心的敬重与爱戴；绍兴新台门坚固的石墩，最终也没有阻挡住周氏兄弟“逃离故土，寻求异路”的笃笃脚步，这些已是后话。 —————————————————————— 这是“HN野菠萝”推送的第138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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