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张献忠下令关闭城门的时候，20万成都百姓，走到了生命的至暗时刻。 这是大明亡国的第二年，1645年11月23日，同时也是张献忠攻占成都的第二年，作为张献忠军中的“天学国师”，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此时也在成都城中，对于即将到来的魔鬼时刻，张献忠非常得意，还下令将利类思安排到东门城楼，将安文思安排到南门城楼，观看他对20万成都百姓的超级大屠杀。 自从1640年进入四川到成都传教后，利类思此时已在成都待了五年，1644年明朝灭亡后，张献忠随后攻占成都，得益于张献忠的礼部尚书吴继善的推荐，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人得以被张献忠留用授官，起初，利类思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认为张献忠“智识宏深，决断过人”，“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然而相处日久，利类思和安文思才发现： “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又，张献忠不喜僧人，屠杀僧人两千多，成都城内僧人无一漏网。” 尽管被张献忠封为“天学国师”，但利类思和安文思却整日活在恐怖战栗之中，因为： “计其（张献忠）即位之初，在朝之官总计千人，离川时亦有七百，（张献忠）临死时仅得二十五人。皆因张献忠残暴，杀人众多，或令死于刀下，或令鞭死，或令将头皮揭去，或令凌迟碎剐，种种非刑，一言难尽”。 然而最残酷的，还是这场他们记忆中的成都大屠杀： 利类思和安文思回忆说，成都大屠杀的前一日，张献忠先是以御敌的名义集中军队，然而密令全军血洗成都，他诡言说：“百姓等已暗通敌人，勾引大队入川，以图大举，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遗漏军情。” 1645年11月23日，大屠杀开始了。 分别被张献忠安排在成都城东门和南门城楼“观赏”这场人间惨剧的利类思和安文思痛苦回忆说： “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 当时，张献忠骑马从南门前往东门“欣赏”自己的这场“杰作”，安文思和利类思于是先后痛哭跪拜，恳求张献忠不要再滥杀无辜，但冷酷的张献忠完全不予理睬，安文思回忆说： “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于地，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之言，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死该杀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呼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终则息静无声。真是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  ▲连环画塑造下的张献忠（1606-1647） 随后，张献忠又下令军队纵火焚烧成都全城，回忆录继续讲道： “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非笔舌所能形容……凡城镇村庄房屋皆纵火焚毁，而仓廪山林也遭毁灭。四乡无人迹，皆成旷野。东、西、南三方受害尤甚，唯北方独存，盖（张献忠军队）拟由此地出川也。” 这场大屠杀从当天上午持续到傍晚，一直到日落西山，被迫目睹这场人间惨剧、痛哭流涕的安文思在崩溃之中，迷迷糊糊返回住处，一路上，他看到成都城内死尸狼籍、血流成河，有一些还没死的孩子甚至还在呻吟，于是这位传教士就一路为这些临死前的孩子们付圣洗，祈求他们的灵魂能够升入天国，安文思回忆说，他一路上共付洗了12名濒死的孩子。 从1644年9月张献忠攻陷成都，到1647年1月张献忠死于四川西充凤凰山，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人一直跟随在张献忠左右，得以亲身经历了张献忠“屠蜀”的众多重要事件，一直到张献忠死后，两人辗转逃离，并用拉丁文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三百多年间，两人的回忆录一直只在西方入华的传教士间秘密流传，从无中国人知晓，一直到1917年，另外一位来华的传教士古洛东最终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1918年，这本取名为《圣教入川记》的著作最终出版，中国人至此才得以从另外一个视角，获悉了张献忠屠蜀的部分一手原始文献，后来，尽管有人怀疑该书属于污蔑，但其可信度和珍贵价值不言而喻。 未曾亲身经历魔王屠刀的人，总是根据自己的立场，或是对苦难视而不见、或是对苦难掩耳盗铃。  ▲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的回忆录《圣教入川记》，一直到1918年才被翻译出版 2血洗成都这一年，张献忠年仅39岁。 对于这位后来被称为“恶贼”、“魔王”的流民首领，史籍记载他出生于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是延安卫柳树涧人（今属陕西延安），张献忠小时读过书，粗识文墨，还曾经当过延安府的捕快，由于经常受同事欺辱，于是张献忠愤而投军，有一次他犯法当斩，没想到主将陈洪范看他相貌奇异，竟然代之向总兵王威求情，张献忠虽然免于一死，但却被重打一百军棍除名，从此流落民间。 明朝末年，全国各地连续多年爆发旱灾、蝗灾与饥荒，生态环境本就恶劣的陕北地区率先发生饥民暴动，崇祯元年（1628年），先是高迎祥在陕北延安率众起事，自称闯王；第二年（1629年），陕西榆林人李自成也在参加兵变杀死主将后，参加了农民军；崇祯三年（1630年），失业的前军人、24岁的张献忠也参加了农民军。 与出身军队的李自成一样，参过军、受过军事训练的张献忠作战勇敢，由于“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勇”，张献忠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农民军一支队伍的独立领导人，他还自号为西营八大王。 由于张献忠“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当时农民军中称他为“黄虎”，张献忠对部队训练有方，因此他的队伍很快就成为了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营，此后他的队伍逐渐扩张，跟随各支流民部队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  ▲明末农民战争形势图 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流民起事中，以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唐朝末年的黄巢以及明朝末年的张献忠为例，这些流民起先迫于天灾人祸、官吏和地主压迫等各种因素暴动起事，起初他们以受害者身份暴动起事，然而当暴动发生后，这些当初的受害者囿于自身的文化学识和集体暴动裹挟等因素影响，由于缺乏政治纲领和理想目标，加上自身的局限性，转身又成为了所处时代的施虐者，其最突出的指向就是将暴动目的归为“抢钱、抢粮、抢女人”，并对阻碍自己这一目标的一切群体，无论官军还是普通百姓都大开杀戒。 在农民军转战的过程中，张献忠也同样不能免俗，逐步开启了大开杀戮的潘多拉魔盒。1641年，张献忠攻陷襄阳后，又攻打鄙阳，然后将俘获的鄙阳官兵全部“人断一手”；1642年，张献忠部队攻陷六安后，又将六安城所有的百姓无论男女，每人全部斩断一只手臂，“将州民尽断一臂，男左女右”。 曾经在张献忠部队中待过半年的余瑞紫回忆说，当时张献忠部队跟其他农民军经常宣传的一句口号就是：“早早开城投降，秋毫不动；若是攻开，鸡犬不留。”对于所有进行抵抗的城市，张献忠部队一律进行屠城，并以此作为震慑明军和地方百姓的手段。 为了震慑敢于抵抗的城市，1643年张献忠在攻克武昌后，将武昌城中幸存的民众“或刖手足，或凿目鼻，无一全形者。” 在将当地壮丁掳为士兵后，张献忠又下令继续砍杀剩余民众，由于杀人的士兵杀得太累，于是又故意打开武昌城的汉阳门，强迫武昌民众疯狂往长江逃命，结果大量民众又溺水死于长江武汉段：“自鹦鹉洲达道士洑，浮胔蚁动，水几不流。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尽管描述可能存在夸张，但却真实再现了张献忠部队早在进入四川前，就已经常随意屠戮百姓。 张献忠部队在攻占武昌后，碍于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北方已经势力雄厚、难以抗衡，自知打不过李自成的张献忠于是向南开拓，又率领军队南下湖南、江西，由于张献忠的流民军队实行的是扫地式的屠戮和抢劫政策，这就使得他虽然打下了湖南和江西，但却无法长久立足；另一方面，当时明朝在东面的扬州等地，仍然有左良玉的数十万军队驻扎，向北则有李自成的势力，在此情况下，军师汪兆龄向张献忠建议说： “江南未可图也，欲改为正号，养威蓄锐，莫如秦蜀，欲取秦必得蜀，得蜀以为根本，根本既固，然后北伐，四征天下。” 为了实现与李自成分庭抗礼，张献忠决定听取军师汪兆龄的意见，向西占领四川图谋霸业，由此掀开了“屠蜀”的残酷一幕。 3考诸中国历史上的流民暴动，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字，其在暴动成军后，很多并不是以夺取根据地、争夺天下为战略目的，而是在“抢钱、抢粮、抢女人”的谋利驱动下，四处转战居无定所，东打一枪、西放一炮，尽管这让围剿的官军疲于奔命，但结果也让流民军队失去了稳定的根据地。 流动作战，则使得流民军队上至主帅、下至兵士，都趋向于一种杀光、抢光、烧光的短期谋利行为。而从1630年起事，到1643年底，尽管到处杀掠攻伐，但张献忠跟其他的流民军队一样，始终没有一块稳定的根据地。 于是就在明朝灭亡前两个月，1644年正月，就在李自成挺进北京城的同时，决定与李自成分庭抗礼的张献忠自行放弃了湖南、江西，并将自己从两湖和江西地区掳掠的所有金银财宝，以及强行征募的数十万士兵，裹挟西进四川。 1644年六月，张献忠攻占重庆，由于重庆军民坚决抵抗，恼怒之下，张献忠下令将重庆全城“男女皆断右手”，《明季南略》对此记载说：“砍手者三十余万人，流血有声。”虽然数字可能夸张，但史实的残酷性依然让人震撼。 随后，为了震慑四川境内敢于抵抗的其他州城，想要“杀鸡儆猴”的张献忠又将重庆周边的一万多壮丁全部割掉鼻子和耳朵，每人又斩断一只手，然后每攻一城，就押着这些人到城墙下面震慑守城军民，“刳耳鼻，断一手，驱徇各州县”，威胁各州城居民献城投降。 在这种恐怖主义的震慑作用下，张献忠的军队所过之处，军民震骇，纷纷瓦解。到了当年农历八月，张献忠顺利攻占成都，随后，张献忠在成都正式称帝，并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 对于攻占城池后为何大肆杀戮，张献忠有自己的一套独特“想法”。 在后世流传以及满清编撰的《明史》中，说张献忠曾经立有一块“七杀碑”，上面写着：“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这其中，碑文有真有假，在留存至今的这块仍保存于四川广汉的石碑中，其真实碑文写的是： “圣论：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 在张献忠看来，他怀抱的是“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人类“原罪论”，而人类既然有原罪，又该如何向上帝实现救赎呢？唯一的结果就只有一个“死”字以偿了。  ▲传说中的“七杀碑”原碑文 在1644年农历八月攻占成都后，张献忠就曾经向自己的两位“天学国师”、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指示说： “我有一句谚语是'天造万物爲人，而人受造非爲天’，请二位神父将此语速寄欧洲各国， 以传扬其聪慧。” 在疯狂屠杀成都20万无辜百姓后，张献忠甚至还对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说： “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 在向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解释自己为何疯狂屠戮川人时，张献忠俨然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并从原罪论的角度出发，表示自己要“替天行道”，杀光四川百姓，其思想恐怖如是。 明末清初时人沈荀蔚在《蜀难叙略》中记载道： “逆（张献忠）尝向天诅（咒）云：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愿天大降灾殃，灭其种类！” 另外，曾经在1644年被张献忠钦点为榜眼进士的欧阳直，也在他劫后余生所写的《蜀警録》中记载道： “一日，大雷风雨，献忠仰天大呼曰：'天爷爷！你也要我杀得彻！’人莫测其故。” 就在这种恐怖的氛围中，蜀中的百姓即将大难临头。  ▲张献忠有人类“原罪论”的恐怖思想 4而在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中，张献忠统治下的四川，也曾经有过短暂的平和时光。 当时住在四川简州农村的傅迪吉在后来撰写的《五马先生纪年》中写道，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建国后，曾经派兵到简州（今四川简阳）“打招安”，这种做法就是将抓来的人背部都用滚烫的烙铁印上“西朝顺民”的字样，然后再放掉，有一段时间，张献忠的部队短暂停止了杀戮，“兵不甚扰民，民亦入营贸易”。 但随着军事上的连续失利，张献忠的嗜杀很快卷土重来。 就在1644年八月攻占成都后，当时张献忠的军队与李自成的军队已经势同水火，为了争夺李自成的部将驻扎的陕西汉中，张献忠于是派兵出击汉中，没想到被李自成的部将贺珍击败；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入川时攻克的重庆等地又相继反正、击杀张献忠派驻的将官，转而归顺明朝。 当时，由于张献忠军队随意屠戮百姓，蜀中到处燃起了反抗的烟火：“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甚至一县三四个月内连杀十余个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 张献忠称帝后不到半年，1645年3月，明将曾英带兵收复重庆，明将杨展等人又带兵收复川南地区；在民间，四川眉州的平民陈登皞也起事反抗，陈登皞在白旗上书写“敢与残忍流贼张献忠为敌者从我”，几日内就拉起了上千人的队伍，猛攻张献忠驻扎在眉州的部队；在四川井研，平民雷应奇聚众反抗说：“奈何郡县无一杀贼者？”于是拉起义军与张献忠军队对抗；在四川叙州，七宝寺的和尚晞容直接宣讲说：“硐中数百万生灵，岂可坐视其死”，随后拉起500人的义军与张献忠军队对抗，突围而出。 讽刺的是，当初以义军自居的张献忠部队，至此也彻底走到了人民的反面。在李自成部队、明军以及民间义军的联合攻击下，当时，一度控制四川大部的张献忠势力不断萎缩，其向北陕西汉中是李自成的势力，川东、川南则重新被明军和各路义军控制，当时，甚至“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爲难”。  ▲连环画中曾经塑造的张献忠形象 在这种日益四面楚歌的包围下，张献忠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相反，他开始了最后的疯狂。 当时，张献忠认为“蜀人负朕，恨入骨髓”，“以出兵数败，士众反复，攘袂镇目，有咀嚼蜀人之心”，恰好在这时，以颜天汉为首的一干成都书生联合写信给李自成，希望引入李自成的势力取代疯狂杀戮的张献忠，没想到信件被张献忠的部队截获，于是，“以为阖境俱反”的张献忠决定痛下杀手。 于是，张献忠开始了最疯狂的大杀戮，1645年，张献忠先是假装以科考的名义，将其治下府县的5000多名士子全部骗到成都大慈寺（一说青羊宫）进行集中屠杀，对此，亲身经历此事的大西朝官员欧阳直写道： “齐集之日，自寺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至南城。献忠坐街头验发。如发一庠过前，一人执高竿， 悬白纸旗一副，上书'某府州县生员’。教官在前， 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去尽。” 在这种由外而内的大屠杀中，张献忠最终对成都城内的百姓也举起了屠刀。于是，正如本文开头中所写的一样，1645年11月23日，张献忠下令对成都城内的20万百姓也进行了大灭绝。 史料记载，张献忠将决定屠戮成都的消息公布后，他的养子孙可望等人苦谏说：“其名等随王多年，身经数百战，所得之地卽行杀戮，不留尺寸以作根本。士民既杀，地方取之何用？苟不修王业，将士随王亦无益矣。”但已经进入疯狂状态的张献忠不听，成都大屠杀开始后，孙可望“大爲悲伤，痛哭不已。”而在张献忠疯狂屠戮成都等周边府县居民过程中，他的军队中部分将兵不忍下手，有的甚至在巨大精神压力下自杀身亡，“其偏裨不忍行刑，多自经于道路”。 对于为何疯狂杀戮，张献忠还曾经对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说： “献忠杀人无算，屡自解云：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实爱之也。” 除了心理上的“原罪论”等极端思想外，张献忠另外的想法还有就是，他觉得在南明和满清的围攻下，他既然难以长期占有四川，那么他就宁可将四川毁灭，也不愿意将一个富庶和人口繁盛的四川遗留给后面的占领者，对此张献忠手下的重要谋臣和大西政权的宰相汪兆龄就鼓动张献忠屠戮川民，汪兆龄说： “使后有据蜀者，有土无人，势难久住”。 在张献忠日益癫狂的杀戮中，到了1646年5月，清军南下击败了李自成部队，占领了陕西汉中，从北面对张献忠形成了进逼之势；于是，1646年7月，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向外突围，临出发前，张献忠先是将自己的280多位妃子斩杀，只留下另外20人“为服役诸事”，“献忠杀妇女后，狂喜欲舞，并向百官称贺，谓已离妇女之厄，身无挂累。” 离开成都时，张献忠又下令将皇宫纵火焚毁，“在城外见隆烟腾起，火光烛地，（张献忠）大为狂喜”。 于是，1646年农历九月，张献忠“率贼营男妇百余万操舟数千蔽岷江而下”，当时南明将领俞忠良在其所著《流贼张献忠祸蜀记》回忆说，当时南明将领杨展在四川彭山江口截击张献忠的部众，击败大西军，张献忠历年劫掠的金银财宝很多都在岷江江口段沉没，这也就是后来“江口沉银”传说的由来。 由于部队惨败，为了减轻负担，张献忠于是下令： “献忠虑各营家眷众多，不能急行，此皆历年抢掠而来，乃集众贼将共议，饬令将妇女尽杀之。” 不仅如此，由于担心部队中的四川士兵造反，“献忠犹未已，恐川兵反，行次顺庆界。大阅，尽杀川兵，不留一卒。”当时，张献忠军中的都督刘进忠营中大部分是四川士兵，由于担心被杀，刘进忠随后投降清军。 对于部队中有人质疑为何要自相残杀，张献忠震怒说： “老子何用许多人？直须劲旅三千，自可横行天下！” 5在被南明军队击败后，1646年农历十一月（阳历为1647年1月），张献忠率领残余的军队扎营于四川西充凤凰山，也就是在这里，一代魔王即将迎来罪恶的终点。 当时，清兵在击败李自成的军队、占领陕西汉中后又继续南下，在张献忠此前试图剿杀不成的叛将刘进忠的导引下，清军随后轻装疾进，并在四川西充对张献忠的军队发起了突然袭击。 对于张献忠死亡的最后情况，始终跟随在张献忠军中的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回忆说： “（1647年1月3日）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兵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矣。 献忠闻警，不问详细，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至一小岗上。 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 40岁的魔王张献忠突然死亡，使得全军大乱，随后，他的部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清军则“求得（张献忠尸体）发而斩之，枭其首于成都”。 这位混世魔王，最终在被杀后，尸体又被斩首悬挂于成都示众，以此向成都城无辜被杀的二十多万民众昭告谢罪。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李定国等人转而投降南明坚持抗清，此后，大西军余部、南明势力与清军，以及四川本土军团势力摇黄十三家（也称姚黄十三家）等先后又在四川展开了长达三十多年的争夺，加上张献忠时期的屠蜀，四川遭罹战祸达四十多年之久。 就在张献忠死后38年，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当时清廷统计全川人口，发现整个四川竟然只剩下1.809万人，而按照史书记载，就在107年前的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当时四川官方统计人口为310.2073万人，百来年间，四川人口竟然锐减达99%，对此史书哀叹说，当时“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根据人口学家测算，考虑到当时政府开征人口税、大量人口瞒报等因素，预计晚明时期整个四川的人口应该在600万人左右，而整个四川自从1644年开始大规模战乱，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官方统计人口锐减达99%以上，实在让人触目惊心。 对于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清朝官修的《明史》对此将其定义为“张献忠屠蜀”，《明史》在指斥张献忠时就表示：“（张献忠）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按照《明史》的说法，张献忠仅在四川就屠杀民众高达六万万（6亿）之巨，但晚明时期全国人口一共也就1亿人左右，六万万（6亿）的说法显然严重夸张失实。 而在明亡清兴的时代大背景中，当时的部分亲身经历者，例如文人冯甦、彭遵泗等人也撰文指出，是张献忠将四川人民屠戮殆尽，“蜀民于此，真无孑遗矣！”  ▲四川“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出土的明代五十两金元宝 但历史的事实显然不仅于此，事实上，张献忠尽管有“屠蜀”的恶行，但他并非唯一的凶手。 史学家萧一山就指出，张献忠虽然有“屠蜀”的事实，但清军等后续势力对四川的屠戮和破坏更加剧烈，因为尽管张献忠所率军队曾经在崇祯六年（1633年）、崇祯七年（1634年）、崇祯十年（1637年）、崇祯十三年（1640年）和崇祯十七年（1644年）先后五次进犯四川，但前四次只是短期窜扰，最多也就是停留几个月而已，且张献忠前四次进川并没有大规模屠杀，其“屠蜀”主要是发生在第五次进川，也就是1644至1647共三年多时间。 另外从空间上来说，张献忠在1644年2月率兵入川后，于1644年7月攻占重庆，随后又于当年9月攻占成都，尽管曾经一度控制四川大部，但由于明军残军和川民的反击，加上与李自成的农民军相互攻伐，后期又面临清军的进攻，因此在四川的大部分时间，张献忠能控制的地盘，其实仅限于成都周边的十几个县等川东和部分川北地区，从管控区域来说，尽管在管辖境内疯狂杀戮，但张献忠的“屠蜀”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没有涉及到四川全境。 因此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来说，张献忠的“屠蜀”虽然恶贯满盈，但并非是四川人口锐减的唯一原因。 考究史书可以发现，四川真正的大乱，从明朝灭亡的当年1644年开始后，三年后（1647年）张献忠被杀，但此后南明军队、大西军余部、李自成大顺军余部，以及四川本土的军团势力摇黄十三家等又与清军展开了反复的厮杀争夺，到1662年投降南明的大西军余部李定国病逝，这也宣告了南明在大陆的抗清势力全部覆灭，但到了1673年，三藩之乱又接着爆发，此后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廷才最终平定整个四川，也就是说，张献忠死后37年间（1647-1681年），四川仍然陷于长期的战争、动荡之中。 6根据史书记载，以清军在对四川等地的征服过程为例，清军经常以“民贼相混，玉石难分”为由，“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 史学家李光涛就指出，制造出“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屠城恶例的清军，“即如四川之祸，张献忠据此前后不过四年（1644-1647年），清人与残明角逐于此者十余年，加以吴藩之乱（指三藩之乱中吴三桂军队与清军在四川的战争），后先相映盖数十年，凡不从者，凡不薙发者，凡遁山谷不为编户之民者，彼皆杀之，然后赤地数千里，此又浮于张献忠十倍二十倍不止矣。” 史学家萧一山也指出，“（清军在）川北之平定，在献忠死后二年，而川东则十余年矣。满汉兵丁所杀，殆不下于献贼（张献忠）。” 而明军和四川本土军阀对四川人民的屠戮，也是异常残酷，例如部分南明军队“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劫杀，惨不可言。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报之（首）级，半是良民”，而摇黄十三家等地方军阀也是“城野俱焚掠”，这种各方势力对于四川人民的屠戮、杀害和掠夺，又导致了土地抛荒、饥荒、瘟疫，以及虎患等次生灾害，种种因素纠结在一起，最终导致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人口统计时，全川从1578年统计的310.2073万人，锐减至1685年的1.809万人，人口锐减达99%。 对此，在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皇帝曾经让当时的户部尚书张鹏翮，请其父亲张烺（1627-1715年，四川遂宁人）回忆明末清初整个四川的动荡情况，张烺于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烬余录》，对于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张烺总结指出： “今统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张献忠）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指姚黄十三家等地方军阀）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也。” 在成王败寇的清廷高压和既得利益作用下，张烺不敢明确指出清军对于川民的残酷迫害，但大体揭示了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后来，刘景伯在描述明末清初四川往事的史书《蜀龟鉴》中也大概指出当时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 “川南死于献者（张献忠）十三四，死于瘟（疫）、虎（患）者十二三，而遗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者（张献忠）十三四，死于摇黄者（指姚黄十三家等地方军阀）十四五，死于瘟（疫）、虎（患）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  ▲张献忠下令铸造的“西王赏功”钱 在这些明末清初时人的回忆中，张献忠似乎成了四川人口锐减的最主要凶手，这也是此后张献忠“屠蜀”恶名广为流传的原因，而在清廷统治者看来，在明末清初多方势力争夺四川的过程中，作为角逐者的其中一方和后来的最终胜利者，清廷通过将张献忠不断塑造成“杀人魔王”和“屠蜀恶贼”，进而巧妙地将其对张献忠的征讨和对川民的屠杀，包装美化成“为明复仇”和“替天行道”。 于是，在张献忠确实“屠蜀”的既存事实上，清廷又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各方势力对于四川人民的掳掠与屠杀，全部归咎于张献忠，甚至不惜进行肆意的夸大和渲染，其最终演化的结果，就是由清朝文人张廷玉等人主持撰写的《明史》，宣称张献忠屠戮川民达“六万万（6亿）之巨”，而晚明时期全国人口一共也就1亿人左右，这种极度夸张的数字背后，正是清廷通过全部归责、污化张献忠及其余部，最终达到为自己入主中原、寻求统治合法性的宣传套路。 在成王败寇的逻辑下，有关张献忠“屠蜀”的恶行在既有事实的基础上被不断夸张演化，而在1949年建国后，这张渲染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在重塑张献忠 “农民起义英雄”形象的过程中，张献忠残暴的一面又被故意忽略，例如谢国桢就认为张献忠“并没有杀多少人，所杀的不过是地主阶级而已。” 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于张献忠的评价日趋客观，有关张献忠是否“屠蜀”的问题也被放逐在大视野下，进行了更加充分和全面的讨论，只是回顾历史，这段有关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血腥往事，依然让人不寒而栗。 兴亡，不都是百姓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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