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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于1950年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次年考回北大中文系为副博士研究生，1958年12月分配到中华书局文学组。先生甫至书局工作，即着手整理《王船山诗文集》《海瑞集》《徐渭集》等多部重要别集。王船山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其诗文在文学造诣之外，处处可见学术思想的火花；海瑞、徐渭，一为庙堂廉臣，一为江湖逸士，名动朝野，著作亦甚可观。先生点校这几位重要人物别集时，克服当时众多的不利条件，为读者提供了精审的点校本，至今犹再版不断。 《王船山诗文集》 《海瑞集》 《徐渭集》 先生除点校之外，也负责重要古籍的影印工作，如《文选》李善注尤刻本的影印出版，已成古籍影印史上的经典案例。先生在底本考辨上下了很大功夫，通过对宋尤袤刻本和清胡克家翻刻本的细致比勘，以及对尤本附录《李善注与五臣同异》的研究，撰成《略谈李善注〈文选〉的尤刻本》（与白化文先生合撰）一文，论证尤本、胡本价值，是《文选》版本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编辑工作首重审稿，先生于此一丝不苟，经手了极多重要稿件。如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是公认的近人编纂文学总集杰作，这部书稿的审读工作即由先生承担完成，审稿意见高屋建瓴、细密周详，是我们学习的范本。在整理作品之外，还有诸多著名学人的学术著作由先生审发，如高亨《文史述林》、叶德均《戏曲小说论丛》、孙楷第《沧州集》、夏承焘《月轮山词论集》等，均在此列。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审稿意见 高亨《文史述林》 叶德均《戏曲小说论丛》 孙楷第《沧州集》
夏承焘《月轮山词论集》 编辑的日常工作之一是审读各类投稿，以及回复读者来信。对于投稿，都要撰写详细的审稿意见，依据学术判断答复用与不用；对于读者来信，都要认真阅读，实事求是地给与回复。先生于此，都是亲力亲为，书局档案中保存有先生所写的退稿意见以及回复读者的公函底稿，厚度几可盈尺，一笔一画，一丝不苟，令人敬佩！ 先生领导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工作多年，为文学编辑室制定了古代文学总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及“明清传奇选刊”等系列的出版规划，策划组织了《楚辞注疏长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宋文鉴》、《宋诗钞》、《全辽文》、《金文最》、《元诗选》、《全金元词》、《明文海》、《全清词钞》、《词话丛编》等重要文献的整理出版。先生的擘画强调总集与别集并重，为学术研究提供基本文献。对这些重要产品系列的充实与维护，至今仍是我们工作的核心内容。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诗文总集 先生注意总结古籍整理工作的心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执笔撰写了《古籍校勘释例》，归纳出“三个选择”和“两个从严”，作为古籍校勘的基本原则。“三个选择”，即选好底本、选好校本、选好异文；“两个从严”，即改字从严，改字必出校记，异文出校从严（先生在给古籍编辑讲课时强调，要明确出校和选择异文的目的性，避免烦琐校勘），他本显误的不列。先生的真知灼见积累成册，有《古籍整理浅谈》行世，是古籍编辑的案头必备书。
《古籍整理浅谈》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古籍整理工作也在新技术的支持下有了新的发展与要求。在推动古籍数字化事业开展过程中，先生深切关注，建言献策，给予了巨大支持。同时，先生对古籍数字化的思考也从未间断。2012年，先生向国务院提议，指出古籍数字化要加强统筹工作，要“取法乎上”，要重视顶层设计。2013年，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古籍数字化须以古籍整理为基础》一文，提出数字化古籍应当严格符合古籍整理规范、古籍数字化必须尽量吸收和保存古籍整理的成果、古籍数字化可以作为纸质书籍修订的先导等意见。这些意见不是凭空得来，而是先生在观察与使用中总结而出的。面对近年来古籍数字化领域各自为政、泥沙俱下的境况，2019年，先生综合学术界同仁的意见，上书中央，建议将古籍数字化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因为文化关系国家命脉，核心技术与原始数据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古籍数字化须以古籍整理为基础》
先生开启经典古籍库第四期和专业版上线 先生师从著名学者浦江清、吴组缃二位先生，在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打深井”，勤恳耕耘半个多世纪，创获极多。其中，把古代小说分为古体小说和近体小说两大体系，以及对中国古代小说三次变迁的阐发，是极为重要的两大理论。先生论述说： 前人把“五四”以前的白话小说称作“通俗小说”，如孙楷第先生编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可能是用以区别于“五四”以后的白话小说，但与文言小说不是对称的关系。再说，通俗小说在1919年以后还有新的作品，也常有人称述。我为了便于对举，先把古代文言小说称为古体小说，再把“五四”之前的白话小说改称为近体小说。 先生平易简明地分判了古代小说文体。其立论根据多年的古籍整理与文献研究经验，故而周洽严密，扎实不破。 先生在1981年出版《古小说简目》，是小说研究者的必备目录学著作，其时已遵“古小说”概念编目。数十年来，点校《隋唐嘉话》、《玄怪录·续玄怪录》、《燕丹子》、《花影集》、《云斋广录》、《轮回醒世》，编纂《古体小说钞》，策划“古体小说丛刊”，在文献整理上确立了古体小说的实指。近体小说方面，先生用力亦深，辑释《宋元小说家话本集》（是书初稿早在1962年编定，至2000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十六年后再次修订，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校注《清平山堂话本》，“近体小说”这一概念同样基于文献整理得以呈现。由文献而著作，先生对古代小说分体的理论创见，以极为扼要的文字，集中体现在《古体小说论要》、《近体小说论要》两部书中。
《古小说简目》
《隋唐嘉话》
《玄怪录·续玄怪录》
《古体小说钞》
古体小说丛刊
《古体小说论要》《近体小说论要》 和分体理论的形成相似，先生对“分期”理论的阐发，也是从对具体文献的考察，逐渐积累形成的。先生说： 鲁迅先生认为中国小说有两大变迁，一是唐代传奇，二是宋元话本。我参照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中所说的“小说……盖稗官见于《汉志》历三变”之语，推而广之，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分为三次变迁。我拟定第一次变迁的转折点在建安时期，由于叙事赋的关系，虚构、代言、叙事……都有所发展。 先生从敦煌俗赋上溯到秦汉的杂赋，先后写成《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叙事赋与中国小说的发展》等多篇论文，在此基础上，遂有《中国小说的第一次变迁》问世。先生指出，第二次变迁的突出特征即是“唐人小说中的‘诗笔’”，并在《唐人小说“诗笔”与“诗文小说”的兴衰》等文中予以讨论。先生对第三次变迁的观察不仅注意“主流”，专题分析典型作品的特征，同时注意“逆流”，撰写了《读〈蟫史〉札记》等文，从侧面论证了中国小说发展的走向。先生对古代小说的研究遍及各代，发明甚夥，专著《唐代小说史》、《宋元小说研究》、《明代小说丛稿》，涵盖了小说发展的多个重要阶段。专著之外，各类文章又结集为《程毅中文存》、《程毅中文存续编》、《月无忘斋文选》，这些著作既是学界参考的重要材料，也是先生学术生涯的重要记录。
《唐代小说史》
《宋元小说研究》
《程毅中文存》《程毅中文存续编》
《月无忘斋文选》 先生日坐月无忘斋，依然笔耕不辍，继续撰写文章，整理文献，思考古籍出版与数字化的诸多问题。“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少即好书，老而弥笃，博闻强记，习与性成，如新近发表的《浪子燕青与梁小哥》，以及即将面世的《宣和遗事校注》等，无论考证，抑或笺释，皆随手拈来，浑然天成，诚可谓绚烂归于平淡，而炉火臻乎纯青之境矣。
《宣和遗事校注》（设计稿） 先生治学通达，处世从容。数十年间，世难国艰，但凡义之所系，常奋身不顾。闻今岁新冠肺炎肆虐，先生立将所积稿费、审稿费数万元捐助疫区医护人员；又补辑南宋鄂州（今武汉地区）抗金将领梁小哥之事迹，铺叙成文，且曰：“愿为武汉人和守护武汉的战士讲一个可以激励斗志的故事，为抗击疫情加油。”高风亮节，令人肃然起敬！ 先生年届九旬，身干笔直，健步如飞，视听不衰，起居尤适，是知为有道之长者。《易》曰：“乾元用九。”《诗》曰：“以介眉寿。”敬祝先生延年历百，寿越期颐！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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