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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厝边头尾： 讲厝边头尾话，叙闽南风情事！
在我以往的视野中，朱熹一直就是头顶灿烂光环的南宋大理学家，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当年他在时属泉州的同安县做官时，曾在泉州留下大量书香熏人的足迹。相传他曾经在泉州清源山、南安九日山结庐读书讲学，还在泉州各地建了多所书院，如石井杨林书院、南安诗山书院、安海石井书院、东石鳌江书院、安溪考亭书院、泉州小山丛竹书院，等等，他走过的地方也被人们奉为圣地。 然而有一天，我在阅读了一些地方的民间故事后，发现不同地域的民众所想象的朱熹居然是不一样的，有些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形象！民间故事是底层民众想象的结晶，民间的朱熹居然是千面的朱熹！这让我大为惊讶。 流传于晋江流域、九龙江流域为主要区域的闽南民间故事中的朱熹是最正统也是民众最尊崇的对象，因为闽南民众都把朱熹想象成“神的化身”。在这些故事中，朱熹是神，具有非凡的神力，能够斩妖除魔，解民于困；能够通天显灵，扬善惩恶。有一个《文昌鱼的传奇》故事，讲述时任同安主簿的朱熹为了征服在县南海域兴风作浪危害渔船的两条吃人大鳄鱼，设计择日择时“倒乘轿”进衙门，引鳄鱼出海，再望空投掷朱笔，射死吃人鳄鱼。鳄鱼死后腐烂生虫，虫子就变成了今日的文昌鱼。还有一个《对天祝词显报应》的传说，讲述朱熹为同安主簿时，在处理一起强占别人风水墓地的案件时，挥笔题词祈求天地显灵主持公道，果然朱熹通天有灵，霎时天摇地陷，强占者受到了报应。有关朱熹通神的故事还有《计除恶僧》、《青蛙带枷镶环翠》、《齐齐松》、《茅笔镇流》、《葬大林谷镇蟹精》等等，或讲述朱熹用朱砂笔制服了老鼠精变成的横行霸道作恶多端的恶僧淫棍，为老百姓禳灾解难；或讲述朱熹用字纸给青蛙带枷，制止了影响他读书思考的蛙噪；或讲述永春知县骆起明使用朱熹遗留的毛笔一挥，居然镇住了狂风巨浪，避免了一场覆舟之险；或讲述朱熹用儒巾罩住了变成书生危害乡里的螃蟹精，使其原形毕露从而为民除害。 很显然，在这些故事中，朱熹的能力已经被民众无限扩大化，而且无一例外的是，他为民除害的武器都是神奇的朱笔或儒巾，朱笔和儒巾可是最能显示其知识者本领或身份的用具呀！由此不难看出，朱熹在闽南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有多敬重，闽南民众崇儒尚文的心理有多执着。 我们再来看流传在江浙一带有关朱熹的文学传说，当地民众所想象的朱熹形象竟然大相径庭，让人大跌眼镜。譬如明末凌濛初编刊的著名小说集《二刻拍案惊奇》中有一篇《硬堪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的小说，描绘了提举浙东的朱熹受人挑拨，偏狭狠毒，硬要弹劾无辜的台州知州唐仲友，并殃及天台营妓严蕊的故事。故事中，被闽南民众尊为儒神的朱熹居然被塑造成了一个偏执卑劣暴虐的小人形象，其中贬斥的感情色彩十分鲜明。 在武夷山地区以及距此不远的江西铅山、庐山白鹿洞一带流传的朱熹传说，又是另外一种形象。我们知道，朱熹长期游居武夷山，淳熙十年，朱熹在五曲溪畔筑武夷精舍，“著书授徒，学者云集”。据学者林振礼考察发现，朱熹死后，武夷山及江西民间流传了不少朱熹与狐仙的传说故事，如《狐夫人》、《朱熹与丽娘》、《鹅湖山朱熹遇怪》、《狐狸墓》等等。这些故事都讲述了朱熹与一个狐仙变成的美女（胡丽娘或胡玉莲）之间缠绵绯恻又遭人挑拨破怀的灵异经历。在这些故事中，头顶圣人光圈的大儒朱熹俨然成了通俗文本中多情书生的浪漫形象，其中不乏调侃、戏谑和嘲讽的情感因素。 让我感兴趣的是，朱熹传说为什么会出现这几种几乎截然相反的文学想象呢？我想了又想，觉得这种情况表面上是受其现实环境影响的结果，实质上是由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心理所决定的。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在这几个不同区域流传的朱熹民间故事中，只有闽南民间故事最严肃最正统地将朱熹想象成一个大智大圣的神儒形象，一点都不敢亵渎，由此我们不难把握到闽南文化的审美价值取向。 闽南文化是具有鲜明特征的地域文化，不仅与北方中原文化有着显著的差异，就是与同为闽文化群体的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较，也彰显着其个性的光彩。而闽南民间故事，由于来源于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想象，是民间创作者根据自己的人生把握和审美理想进行想象创作，又通过民众的口耳相传而得以广泛流播的，在民众中具有广泛的基础，可以说是闽南文化的典型代表。在这些广为流传的有关朱熹的文学想象中，我们可以看出闽南文化的一些鲜明特征，以及闽南民众们通过神化名儒所传达出的对儒学尊崇和敬重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 在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南方的开发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但是随着中原移民的南迁，经济重心的南移，儒家思想也毋庸置疑地伴随着中原移民带到了曾经是一片蛮荒之地的闽南地区。特别是南宋大学者朱熹入仕后先任泉州同安主簿，后又知漳州以来，长期在闽南地区讲学，“日与讲说圣贤修已治人之道”，“一时从学者众”，对儒学文化在闽南的发展影响很大，许多闽南籍的儒学学者多为其师友门人。由此可见朱熹对闽南儒学盛行的推动作用。以致朱熹去世后，民间对朱熹的崇拜依然有增无减，元人任松乡曾在《重建文公书院记》一文中记载：“文公（朱熹）既没，凡所居之乡，所任之邦，莫不师尊之，以求讲其学，故书院为盛”。 而且闽南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改革开放之前交通极其不发达，因此一直以来远离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再加上很少进行大工业建设，所以闽南地区长期处于一种比较保守的传统农业社会形态中。这种社会形态使闽南文化具有较少受到现代大工业文化所冲击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譬如，尊师重教，勤奋好学，济危救困，乐善好施，思乡恋家，仁爱宽厚，等等。而且，由于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闽南地区兴学重教的文化精神迅速得到提升，特别是泉州及晋江流域学风更盛，“十室之内，必有书舍，保贩隶卒之子，亦习章句”，可见闽南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以及儒学在闽南民众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民间想象中对儒学儒子的大力推崇，以及对名儒朱熹的神化，我想与闽南文化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是分不开的。 所有的民间想象都是民众文化心理的演绎，朱熹的民间想象自然蕴涵着底层民众的心理经验和精神追求，是长期积淀在民众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的独特表现，是瑞士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所说的 “一种沉淀在作者无意识深处的集体心理经验”。因此我想，江浙一带的民众敢在传说中把代表封建正统的朱熹想象成了一个偏执卑劣的小人，不难看出其文化中的离经叛道精神。这在当时以儒家文化为统治思想的封建社会，不能不说透着一种反封建的亮眼色彩，也不难看出江浙民众的某种审美取向。因此，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中，江浙出现如鉴湖女侠秋瑾、文化斗士鲁迅、北大革新者蔡元培等这样性格鲜明形象突出的反封建志士，应该说也是一种文化的必然。 武夷山地区的民众把朱熹想象成了通俗文本中多情书生的浪漫形象也是可以追寻到原因的。武夷山地区拥有丰富的“古闽越”、“闽越族” 历史文化遗存，是已经消逝的古代文明的历史见证。早在四千多年前，就有闽越族先民在此劳动生息，其后的“闽越族'文化绵延两千多年之久，留下众多的文化遗迹。武夷山东部绝壁岩洞中的架壑船棺、虹桥板是闽越族先民的丧葬遗存，也是国内发现年代最久远的悬棺，距今三千多年。因此，武夷山也被考古学家认为是悬棺葬俗的发祥地。而占地近五十万平方米的汉代闽越王城遗址则是中国长江以南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汉代古城址，其出土的日用陶器、陶制建筑材料、文字瓦当、铁器青铜器等，见证了汉代闽越族盛衰的历史过程。我想，偏居中国一隅的闽越族先民一定和许多居住在山上的少数民族一样，拥有不受封建传统约束的勃发的原始生命力和绮丽的爱情幻想。尽管朱熹曾在武夷山讲学著述五十余年，但他针对的主要是知识阶层，处在社会底层的闽越族文化的强大力量，完全可以以其充满生命力的爱情想象，为朱熹穿上浪漫的情爱外衣，演绎充满民族灵异色彩的爱情故事，从而有趣地改写了朱熹一本正经的大儒形象。由此我不能不佩服武夷山民富有民族文化魅力的独特想象。 由此可见，民间的想象真的是既有趣又真实，不仅体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民众的审美文化心理和生命追求，也彰显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魅力。也许在社会变迁和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民间想象会得到发展、丰富甚至改变，但它曾经演绎过的有趣故事，已经在历史文化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如此看来，民间的朱熹并非仅仅是民间的朱熹，我讲述的朱熹的民间想象也并非只是让大家听听故事而已。 编辑：整合编辑 镜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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