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压迫者」问题

Have the courage to read this book, for in the first place it will make you ashamed, and shame, as Marx said, is a revolutionary sentiment.

Jean-Paul Sartre, Preface to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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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1. 和上次的《姿态问题》这篇文章一样，标题为《X问题》的文章都从左翼内部批判的角度来讨论左翼策略中的一些常见问题，因此不讨论左翼之外的问题；

2. 「团结压迫者」问题在种种基于压迫-被压迫关系的社会抗争中都很常见。最近一次讨论可以参见N号房间事件里引发的「男性整体应不应该被骂」的一系列讨论，参见豆友王蘑菇🍄的广播；

3. 压迫-被压迫关系在不同的历史社会语境和不同议题里有大量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本文假设在种种不同的压迫-被压迫关系中，有一定的共性让我们可以讨论社会斗争的策略、斗争者的心态和被批判者的心态；

4. 本文借用萨特和法农的关系，以及萨特为法农生前最后一部著作《大地上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撰写的序言来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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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4月，病入膏肓的弗朗茨·法农在罗马与让-保罗·萨特以及西蒙娜·德·波伏娃进行了会面。这次会面持续到了深夜，56岁的萨特疲态尽显，波伏娃强烈要求暂停对话进行休息。被白血病折磨着的法农不愿接受这个提议。他借此机会，让萨特同意为他的新书《大地上受苦的人》作序。同年12月，法农在CIA的监管下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去世，享年36岁。萨特为《大地上受苦的人》撰写的序言，至今仍是理解法农，乃至理解反殖民思想最重要的文本之一。

《大地上受苦的人》普遍被理解成法农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殖民社会的心理和意识解剖。法农在殖民地中饱受压迫的被殖民者身上看到改变社会的希望。他同时也看到，被殖民者要塑造主体意识，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包括和殖民者同流合污的民族知识分子、新兴且孤立化的城市工人阶级，以及被压迫者自身的盲目和个体无力感。法农的黑格尔辩证法式结论诉诸行动，或者更准确地说，诉诸反殖民斗争中的暴力和杀戮。在他看来，在反殖民斗争中以暴制暴是被殖民者意识到自身力量，理解自身的革命潜能，从而改变时代的必经之路。在殖民社会里，暴力被殖民者垄断；被殖民者只有拾起暴力，才能让殖民者感受到被暴力深深刻画的被殖民社会的日常生活，打破殖民-被殖民的二元对立，把人类的解放推进到下一个层级。

在这个语境里，由萨特来为《大地上受苦的人》作序这件事，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1961年，萨特早已是驰名世界的左翼学者。由于《存在与虚无》大卖，版税使萨特的生计基本无忧，他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公共知识界进行他为自己设定的工作。他已造访过苏联，在之后的几年里也造访了古巴，与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会面。但恰恰是左翼学者的自知之明，使萨特和法农都清楚，萨特并不是卡斯特罗或格瓦拉。他并不是反殖民革命领袖，他是殖民世界中一个与反殖民运动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因此，《大地上受苦的人》并不是为萨特写作的。萨特与法农的关系，折射的正是「团结压迫者」问题：在个人层面上，背叛阶级一直都是可能的。在压迫-被压迫的关系中，压迫者中的一小部分人当然有可能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起；被压迫者也有可能选择团结压迫者中的一小部分人，作为一种斗争策略。但这种团结关系，哪怕仅仅是策略性的，也不那么好达成。常见的情况是，被压迫者的攻击（比如原罪论，参见友邻Eavan.的广播）会伤害到一些觉得自己和被压迫者站在一起的人的自尊。比如在N号房间引发的争论里，一些女性化用了种太阳当年的 「所有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的言论，反而让一部分觉得自己一直支持女权运动的男性认为自己不应该受到这种大规模扫射（参见微博用户旧常识的几条微博，比如这条和这条）。这种团结的裂痕，即便只是在中国女权运动的话语里，也已经反复出现了很多次。这种裂痕出现之后，一些攻击到的男性会进一步提出，「我们应该是被团结的对象，而不应该是被攻击的对象」。「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毛的这句话经常被搬出来指责女权主义者不懂政治不会搞团结，进一步巩固身份政治导向分裂这个判断。

所有旨在推进社会消除压迫的运动都会有「萨特」，也会有 「法农」。而萨特本人可能是所有「萨特」里做得最好的一个。在序言里，萨特明确地指出，《大地上受苦的人》并不是一本为欧洲人写的著作。法农赤裸裸地拒斥了欧洲人。他不追求欧洲人的认同和理解，他发出来自第三世界的声音，让第三世界的人听到，为第三世界塑造革命的能动性。因此，欧洲人无法以参与者的身份，介入到《大地上受苦的人》的议程中。但作为植根在欧洲的左翼知识分子，萨特仍然在序言中要求他的欧洲朋友们阅读这本书。因为只有通过阅读这本书，欧洲人才能理解一个在他们的视野中从不存在的殖民社会。萨特进一步指出，只有阅读这本书，欧洲人才能意识到沿着欧洲文明既有的发展轨迹，欧洲已经走到了末日。法农的诊断和药方，拯救的不仅仅是被殖民者，更是这个被视野之外的屠杀、暴力和血腥支撑起来的欧洲文明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萨特的呼吁甚至根本不是一种今天在进步左翼里流行的「审视你的特权」（check your privileges）的要求。因为萨特执行的是法农的视角，而在法农的视角里，他拒绝要求殖民者用道德话语来审视自己的特权，毕竟这种道德话语，在整个殖民社会的历史上都是用来为殖民行为做辩护的。因此，欧洲人审不审视自己的特权根本无关紧要。在被殖民者塑造革命能动性的过程中，欧洲人的支持与反对并不是亟需处理的议题。法农同时也拒绝美化受害者，他不把受苦的被殖民者当作天然正确和有益的力量。相反，他花了巨大的篇幅来讨论压迫对被殖民者造成的身体伤害和精神伤害。正因为压迫是有害的， 被压迫者才需要在革命中自我改造、自我发展。而塑造革命能动性，仅仅是被压迫者自我改造的第一步而已。

法农不指望欧洲人为此提供帮助，他拒绝通过向殖民者发泄怨怼来获取支持，这是一种彻底自我赋权的议程。今日我们阅读法农，并不是因为法农是伟大的预言家。相反，36岁英年早逝的法农，如果有机会看到反殖民运动在他身后的历史进程，应该会深刻地意识到他低估了传统复辟的力量，也低估了他所鄙夷的与殖民者媾和的「民族知识分子」制造意识形态认同的力量。和毛一样，法农在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光谱上属于「自愿主义」（voluntarism）者。毛和法农都反对严格的历史阶段论议程，坚信被压迫者可以发动自身力量，创造有利于革命的历史条件。他们也坚信，这个被压迫者创造有利于革命的历史条件的过程，就是被压迫者自我改造的过程。这是法农最大的局限性，也是法农最大的优点。尤其是在被压迫者塑造能动性的过程中，法农的洞见是，自我赋权的议程是自我赋权的议程。而要实现真正的自我赋权，被压迫者甚至不需要去纠正压迫者，指出压迫者的看法和立场是错误的、片面的，因为被压迫者应该认为它们是无关紧要的。换句话说，法农在要求一种在今天的政治光谱里往往被认为是保守主义元素的价值：精神韧性（mental toughness）。为了这点，法农愿意放弃和整个欧洲思想界的理性讨论对话，在战略上藐视敌人。

萨特在序言里的立场，则清晰地体现了一个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起的压迫者，在被压迫者的革命主体性形成的特殊时间节点上所应该保持的姿态。被压迫者如何发声这个问题，是贯穿左翼思想史经久不衰的一个议题。后殖民主义文献出现之后，这个问题也变成了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起始点。但斯皮瓦克式的解法的尴尬之处在于，尽管他们提出的问题（Can the subaltern speak）是切中要害的，他们的工作却使得庶民研究学者变成了新的庶民代言人。如果萨特在序言里表示，「下面由我来给我的欧洲朋友们解读来自殖民社会的呼声」，或者更进一步表示 「由我来讲解被殖民者的斗争策略」，那他就犯了一模一样的错误，甚至是犯了更严重的伦理错误。萨特同样拒绝这样做。在被压迫者塑造革命能动性的阶段，萨特作为一个真诚的左翼学者，一个真挚地支持世界革命的欧洲人，他唯一能做的是暂时放下知识分子擅长的批判的武器，暂时停止解读和批评，让被压迫者发声。他的前提是， 如法农的发声佐证的那样， 被压迫者确实是可以发声的。不光是被殖民者可以发声，女性也可以发声，残障者也可以发声，弱势族裔也可以发声。想象他们不能发声需要指导和批评，从而压迫他们发声的空间，本身就是殖民精神的一部分。萨特在这个节点上的选择，恰恰和《姿态问题》中讨论的知识分子的在左翼运动中需要的姿态以及起到的作用是一致的。它不是一个永恒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答案，但在这个节点上，知识分子的功能应该是暂停其功能，因为革命主体正在形成，而知识分子的武器，目前还无法和革命主体完全站在一起。

这不代表被压迫者的发声永远是正确的，或是天然占有道德高地的。因为无论是在萨特的眼里还是法农的眼里，《大地上受苦的人》是激励被压迫者的精神食量，也是帮被压迫者理解殖民社会的知识武器，但它并不是革命本身。因此，革命本就不主张主要依赖道德上正确的话语来赢得某部分人。欧洲人阅读了《大地上受苦的人》，也许可以团结起来成为被压迫者的朋友，但这不是它的目的。团结他人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但这不是唯一的议题。如何判断敌友，如何使用合适的手段去团结可以团结的人，只有在斗争的主体已经初步形成，斗争的议程已经达成初步共识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有效的标尺来衡量敌我，衡量团结的手段。

归根结底，社会运动绝不可能避免刺伤一部分人。社会运动确实也应该「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但敌我的裁量权、策略的裁量权，落在被压迫者身上，不在那些可能的团结对象身上，哪怕运动因此在直接的收效上受限。这是因为以自我赋权为目标的运动，无法通过嫁接一部分可以团结的压迫者来实现自我赋权，也无法仅仅通过倒逼中间派做更多事来实现自我赋权。而裁量和判断的形成，取决于革命的能动性是否得到充分的塑造，也取决于目标和议程是否足够明确。做到了这两点，策略性的团结和放弃才能成为有意义的问题。如果一部分人觉得自己应该成为同盟者，但因为被刺伤从而无法成为同盟的一部分，他们完全可以有足够的理由放弃支持这个同盟，但他们不应因此获得指导斗争策略的政委位置。这个问题是不是紧要的，只能由抗争的主体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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