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灭亡前夜，30多名大臣被投进了黄河

零壹贰012 202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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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黄河万里沙，“十试不第”的晚唐诗人罗隐，正面朝大河慨叹：

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

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

高祖誓功衣带小，仙人占斗客槎轻。

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

这首《黄河》，一说是写于天祐二年（905年），白马之祸发生后。

▲黄河壶口瀑布

在白马之祸中，三十余位朝中大臣，被权臣朱温处死于黄河边的白马驿，之后投尸于河。此举意在使这些自诩为清流的士大夫沉入河中，永为浊流，是权奸对朝臣的亵渎。

罗隐并非清流，他出身寒门，考个进士考了大半辈子，在腐败朝政的打击下屡屡落榜，怀才不遇。他鄙夷那些自命清高的士大夫，甚至豪言：“我脚夹笔可以敌得数辈。”但当朱温暴露篡唐的野心，忠于大唐的罗隐对浊浪滔天的时代发出了愤懑的质问，抨击朱温一党残害朝臣的悖逆之罪。

古人认为，黄河五百年一清，河清是天下太平的征兆。人生须臾，天地无穷，三千年后，清流、浊流都已作古，只有诗人的愤意难平，将长留在世人心中。

白马之祸的起因，是朝廷的一次人事安排。

天祐二年（905年）三月，主管礼仪的太常卿之位空缺。独揽大权的朱温，向宰相裴枢提出由自己的心腹出任这一职位。裴枢很不给面子，拒绝了朱温的提议。按照惯例，太常卿理应由清流士大夫担任，而朱温的部下不是五大三粗的军人，就是科举落第的野路子，显然与所谓的“清流”相去甚远。

裴枢的坚决态度，挑动了朱温敏感的神经。直到此时，竟然还有人敢反对朱温，这件事让他对朝臣起了杀心。

朱温对文人恨之入骨，还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黄巢起义中，作为黄巢大将的朱温先是背叛起义军，转身投靠朝廷，被赐名“朱全忠”，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之后，他野心勃勃，西进关中，与另一个藩镇李茂贞对皇帝展开争夺。到了白马之祸的前一年，朱温已控扼朝廷。他杀尽宦官，处死宰相崔胤，挟天子以令诸侯，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迁都当年，朱温就派人刺杀昭宗，改立年少的太子李柷为傀儡皇帝，是为唐朝末代皇帝昭宣帝。

▲唐昭宗画像

全天下都知道，朱温这是要篡位了。

白马之祸前夕，朱温已在宫中大开杀戒，他假借春社日置办酒宴，命已故唐昭宗的九个年龄稍大的皇子前来赴宴，将他们灌得酩酊大醉后，一个个缢杀，抛尸于九曲池中。这九个皇子，年龄最小的不过10岁左右，至此唐王室已极为衰微。

在对宗室进行大清洗后，以裴枢为首的清流士大夫成为朱温篡位的另一大阻碍。

李敖曾在《蝙蝠与清流》一文中如此评价中国古代的所谓清流：“清流人物立身方正，绝不打圆场；他们出淤泥而不染，绝不和稀泥……他们可能站错了一边，但是绝不站中间。”裴枢正是这样一个清流人物。这些清流士大夫忠于唐室，大唐都快完蛋了还敢和朱温死磕，始终学不会弯腰低头。

相比之下，唐末乱世，很多士大夫的政治立场早已发生嬗变，纷纷投靠实力强大的藩镇以求飞黄腾达。白马之祸被一些史学家认为，是投靠藩镇的幕僚，针对“清流”朝臣的一次报复行为。

晚唐时，科举考试已被朝中权贵所把持，违背了科举的初衷。落榜士子怨恨这些权贵，埋怨大环境不好。

越来越多的寒门学子屡试不第，不得不另谋出路。随着中央日衰、藩镇日盛，科场失意的文人转投各镇幕府，成为藩镇的谋士，如朱温的亲信敬翔、李振等，都是放弃向体制内发展，通过向幕府投简历，才走上人生巅峰。

晚明大儒王夫之总结晚唐幕僚投靠藩镇的心理时，认为他们“足不涉天子之都，目不睹朝廷之法，知我用我，生死以之，而遑问忠孝哉？”

为朱温策划白马之祸的谋士，无一不是在科场上吃过亏的文人。白马之祸中遇害的大臣中，以崔、裴、卢三姓最多，这三大族常年干涉科场选举，为李振等朱温幕僚所记恨。

李振是朱温手下的二号军师，地位仅次于敬翔。李振年轻时也是个有抱负的青年，考了N次进士，愣是没考上，心中愤愤不平。跟着朱温混出名堂后，李振对朝中大臣展开了报复，每次随朱温入洛阳，一定有人会被贬谪，朝臣敢怒不敢言，私底下骂他为“鸱枭”（猫头鹰）。正是李振提出“衣冠浮薄之徒皆朝廷难制者”，极力鼓动朱温大杀朝臣。

朱温的另一谋士张策，人生经历更是奇葩。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喜好佛学，便出家为僧。可年轻人难以忍受青灯古佛的修行，张策还是动了凡心，还俗去考进士。主考官赵崇听说过张策，就说，你一个衣冠子弟，无故出家，现在不能参禅访道，还前来求取功名，如此行为，岂能掩人耳目，你来考十次，我就罢斥十次。张策没法子，考不了进士，改天去考制科，没想到主考官还是赵崇，又是劈头盖脸一顿奚落。

张策落榜就够惨了，还因此名誉扫地，不得已投入朱温帐下。他一直记着这个仇，后来在白马之祸中成为朱温的帮凶，趁机将赵崇杀害。

另一个参与白马之祸谋划的谋士苏楷，也是个早已对唐朝心怀不满的愤青。唐昭宗在位时，苏楷应试，但那次考试舞弊严重，皇帝特命素有清流之名的大臣陆扆[yǐ]主持复试。陆扆认为苏楷文笔太差，还是将他黜落。苏楷因此怀恨在心，后来昭宗为朱温所弑，朝中要议论谥号，苏楷给的建议全是恶谥，恨不得把昭宗名声搞臭。当年主持复试的陆扆虽为人平和，也因这一段恩怨惨死于白马之祸。

晚唐诗人杜荀鹤，早年在诗中同情民间疾苦，自称“直应吾道在，未觉国风衰”，堪称社会的良心，后来也成了朱温的亲信，靠着他的权势取得梦寐以求的功名。杜荀鹤投身梁王府后，竭尽所能地谄媚朱温，最有名的就是写了那首《无云雨诗》：

同是乾坤事不同，雨丝飞洒日轮中。

若教阴显都相似，争表梁王造化工。

史载，杜荀鹤对当年害自己屡试不第的清流士大夫心怀不满，倚仗朱温的权势，“日屈指怒数，将谋尽杀之”。有学者推测，他可能也是白马之祸的谋主之一。

朱温本人对士大夫也极为鄙视，充满了反智主义。

当时，有一个叫崔禹昌的读书人考中进士，前去拜见朱温。崔禹昌百般巴结，马屁拍得极好，朱温听着高兴，每次设宴都会召见他。有一次，两人闲聊，朱温听说小崔家在汴州有庄园，就问他庄里有没有牛。崔禹昌不假思索地答道：“不识得牛。”

“不识得”在当时有“无”的意思，崔禹昌的意思是“没牛”。朱温书读得不多，脾气却不小，会错了意，以为崔禹昌是存心拿自己开涮。哪有人没见过牛的，分明是嘲笑我朱温是村夫，才识得牛，他崔禹昌是文人，就不识得。

朱温怒斥崔禹昌为人轻薄，差点儿就要将他处死。

还有一次，朱温与其幕僚在一棵柳树下乘凉，突然起身指着身旁的柳树说：“这是上好的柳木，正好可以做车辕子。”

一群文人听着这句不着边际的话，一拍脑袋，赶紧讨好朱温，说：“是适合做车辕子。”

朱温却脸色一沉，骂道：“你们书生专爱顺口糊弄人！做车辕须用夹榆木，柳木岂可为之？”之后，下令将这些随声附和的书生全部当场处死。

据宋人所编《唐诗纪事》记载，朱温之所以对文人火气这么大，是因为诗人殷文圭对自己的背叛。

殷文圭与杜荀鹤等人是好友，未及第时也是朱温的宾客。后来，殷文圭靠朱温表荐考中了进士，对朝廷感恩戴德，还写诗称颂主考官：“辟开公道选时英，神镜高悬鉴百灵。”却不愿再与朱温同流合污，每次路过梁王的地盘，不前去拜谢，反而快马加鞭地离开。

朱温得知此事后，大骂殷文圭负心，认为文人毫无信义，“每以文圭为证，白马之祸，盖自此也”。

吊诡的是，在关于白马之祸的早先记载，如《旧唐书》中，朱温不是主谋，而是被描写为主持正义的一方，并且否认诛杀朝臣的做法，似乎全然未参与白马之祸（“全忠闻之，不善也”）。主张杀害清流士大夫的倒是成了柳璨[càn]、蒋玄晖等朝中大臣。

《旧唐书》载，宰相柳璨出身河东柳氏，与裴枢等同朝为官，却不为清流所容，于是为虎作伥，向朱温出了个主意，说他夜观天象，将有灾祸，必须以刑杀应对此劫，因此酿成了杀害朝臣的白马之祸。白马之祸后，柳璨又成了朱温篡唐的绊脚石，最终被处死。他临刑前大喊：“负国贼柳璨，死宜矣！”

柳璨主谋论，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后梁建立后，史官为朱温推脱责任的春秋之笔。吕思勉先生就说，此乃“蒙谤于天下后世矣”。五代编撰唐史时采用了这一记载，直到宋代，才指出白马之祸的主谋是朱温。

朱温，无疑是这次行动真正的幕后黑手。他的手下谋士则是帮凶，正因为他们多为昔日科场失意的文人，才有意无意地扩大了清洗朝臣的范围。

▲朱温画像

天祐二年（905年）五月，愁云笼罩洛阳，李振等人为朱温制订的屠杀计划就此展开。

朱温先是矫诏，通过几道诏书，将裴枢、独孤损、崔远、赵崇、陆扆等数十名清流大臣贬出京城，贬所远至至琼州（今海南海口）、白州（今广西玉林）。朝中不愿亲近朱温的重臣，无论是名门望族，还是科举进士，全部遭到贬黜，并被诬蔑为浮薄之士，朝中大臣多受牵连，朝堂为之一空。其实，他们只有一个“罪名”，就是阻碍朱温篡位大事。

到了六月，被贬朝中重臣已有30余位，他们还未离京，朱温再次以皇帝名义下诏，命30余人全部就地自尽。这还不足以让他安心，心急的朱温一不做二不休，没等到诏书下达，已经将裴枢等被贬朝官30多人集中于滑州（今河南滑县）的白马驿。等待他们的，是朱温安排好的刽子手。

一夜之间，三十余名手无寸铁的朝臣，全部被朱温下令杀害。主持这次屠杀行动的李振，建议朱温将他们的尸体投入黄河：“此辈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

朱温听从其建议，将三十多具尸体投入河中。清流没入黄河，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白马之祸后，被清算的大臣不计其数，侥幸存活的朝臣也再不敢入朝，为了躲避朱温四散奔逃（“时士大夫避乱，多不入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