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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的悲剧艺术: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npkaida 2020-03-26

半生落魄已成翁,

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

闲抛闲掷野藤中。

这是明代大书法家、戏曲家和军事家徐渭在《墨葡萄》上的题诗。这首诗,道出了他一生凄苦的心境。他借此以抒发人生壮志未酬的慨叹。他一生经历跌宕起伏,而其成就之大,令后世赞叹。

徐渭的悲剧艺术: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晚年号“青藤”,并且与明代花鸟大家陈淳并成为“青藤白阳”,清代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近现代艺术大师齐白石无不“匍匐”在“青藤”门下。郑板桥和齐白石都曾说“愿为青藤门下狗”,其身份在徐渭面前下放的如此之低,可见对徐渭艺术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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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插一些题外话,有些朋友对我说,大概只有中国艺术家才会讲出这样极端的的话来,西方艺术家不是这样的,他们不像中国艺术家这样,在面对前人的作品时候,即便是赞叹,他们的姿态也是平等的,令人舒适的,甚至更多时候,他们对于前人的艺术成就往往不屑一顾,甚至很鄙夷,所以这样的来看,西方的艺术才是越来越“新”的,越来越走在时代前列的。

这些说辞固然有其道理,亦可以解释一些现象,比如中国艺术家的形象往往更注重传统的传承,师承门派,彼此之间主张是否正派、正宗,而西方艺术家更注重创新,更想要超越别人,把对方的不足用自己的见识去弥补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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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西方艺术家不完全是这样,比如美国著名小说家、《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斯杰拉德在第一次见到爱尔兰意识流作家乔伊斯的时候,激动的无以复加,口中说:

“乔伊斯先生,您知道么,我太崇拜您了,我是您的忠实粉丝!您的表情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太相信,这是三楼吗,我这就跳下去证明我自己的想法!”

他日日夜夜都想见他一面,甚至还画过一张乔伊斯的图像,乔伊斯模样的人身旁趴着一个人,那个人正是他自己,这难道不和郑板桥、齐白石崇拜徐渭差不多么?

说回徐渭,徐渭所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时代。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繁荣,商业发达,晚明重商气氛浓厚,社会新生力量不断涌现,然而中央集权制度已经发展到末期,其体制内僵化到无以复加,未能适应此时社会变迁,并且进一步束缚人们的人性、权利和自由。社会像一个大牢笼一样紧紧圈住每一个人,试图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造成一种晚年不动的“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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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在他的 “制度设计”中完全贯彻了这一点,比如对于每个人职业的划分,要求世袭其职,永不变更。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要求人们像麦田里的禾苗一样,尽量求其稳定。然而社会历史总会形成一种反作用力,你往这边拉,历史的走向往往是朝那边去。很多太祖时候的规定到了明代后期,早就已经形同虚设,国家体制明面上还保持这“祖训”,却在暗地里悄然变化,几百年前的晚明社会,就这样以一种奇特、扭曲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所说的那样: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更多趋向于呈现变异的心理、个性奇特的面貌、反传统的思想,在文艺理论上强调文艺对社会时代的价值。文人们对个体生命的思考、关注,必然要求社会做出相应的改变。因而文学上出现了诸多描写世俗艳情、渴望冲破禁锢的小说戏剧,《金瓶梅》《牡丹亭》展现了一个僵化、异化、缺乏人性的世界,对个体的扭曲、摧残的悲剧。哲学思想上王阳明心学的兴起,让人们获得了一个个性自由喘息的“桃花源”,但是仍未形成强大的力量改变社会现状。可以说徐渭的人生悲剧就是社会造成的,而他的艺术,也更多的染上了悲剧的底色。

徐渭的悲剧艺术: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尤其是书法和花鸟画堪称卓越。在花鸟画上,他是完成一代花鸟变革的大家。以往花鸟画,从唐代以来的薛稷、韩亁、韩滉畜牧奇兽写实的画风,到两宋时期院体画家崔白、赵佶的神韵奇巧的皇家风格,元代柯九思、王冕的文人梅兰竹菊题材。至此,中国花鸟画在题材、手法上已经发展成熟,取材从奇珍异兽到日常器物,手法上从写真到写意传神、从重技巧到重神韵、风格,花鸟画似乎到这里已经很难有更大的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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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他擅长水墨大写意花卉,往往赋予花卉以强烈的主观情绪,直抒愤世嫉俗之情,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力、感染力。他以狂草般的笔法,着眼于气韵云的追求,把中国写意花鸟画推向了能够书写内心强烈情感的极高境界,追求个性解放,大胆变革,主观抒情,成为了中国花鸟画发展的里程碑,代表作有《墨葡萄图》《杂花卷》。《杂花卷》以狂草般的笔法、气势入画,飞龙走蛇,气势奔放,笔简形具,泼墨淋漓,描写了数十种花卉,极有气势、神韵。《墨葡萄图》展现了无人问津的葡萄隐现于点点似血似泪的墨叶之中,表达了他“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的抑郁不平之气.所画叶片,枝干低垂,了无生气,该画用笔恣纵奔放,水墨挥洒淋漓,不拘形似。从而达到了对笔墨极高的控制力、表现力,徐渭所创立的水墨写意花鸟画,对清代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海派吴昌硕,京派齐白石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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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在书法上亦有巨大成就,尤其是以狂草著称。他反对吴门书家专尚晋唐的风气,更厌恶台阁体柔媚甜俗之气,他取法于北宋四家,尤其是以苏黄米三家为主,“取诸其意气矣”,强调书法的个性传达情感表现,其体式纠结多姿,笔势劲健洒脱,于奔放中见姿媚,秀润中有洒脱之气,在明代书法家中颇为难得。明代袁宏道称徐渭的书法是“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如果说明代董其昌在书法上实现了对前人墨法的超越,那么徐渭则在书法上全面突破了旧有的笔法、结构、章法的程式、匠气、安排之气,真正实现了中国书法从文人把玩的卷册、翰札到厅堂展览的转变。他的书法有绘画的形象,他的绘画有书法的气势,所以明代张岱盛赞徐渭的书画“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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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在我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书法家之一。他极富有才华,在遭遇了一系列人生变故之后,将满腔的愤怒凄苦之气、满身才干寄托于书画,灌注于笔端,以此来抒发个人不平之气。

徐渭的悲剧艺术: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狄德罗说:

“什么时代产生诗人?那是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之后,当困乏的人民开始喘息的时候。那时的想象力被惊心动魄的景象所激动,就会描绘出那些未曾亲身经历的人所不了解的事物。这时,情感在胸中积聚酝酿,凡是具有喉舌的人都感到有说话的迫切需要,必欲畅抒胸怀而后快。”

徐渭就是狄德罗笔下那个用自己的血和泪书写苦难诗歌的诗人。他一生的高光时刻是在直浙总督胡宗宪门下作幕僚的那段日子,胡宗宪对他言听计从,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擒徐海、诱汪直,平定倭寇。然而政治风格云瞬息万变,胡宗宪突然下马,徐渭也受到牵连,失去了自己的靠山,也许是那种受到冷落,不再受重视的感觉让他受不了,他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几次自杀,用钉子锤击自己,以各种近乎于自残的方式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

徐渭的悲剧艺术: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所以,苦难摧毁了他,也成就了他在艺术上的全面突破。正是他身上那股不肯屈服于命运安排,渴望建功立业,屡屡受挫,又不甘心屈服于现实,宁愿赴死的倔强,让他的一生有了更多悲剧色彩,让他的艺术有了更多悲剧的美感。他将明代花鸟、书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成为后世花鸟、书法审美风尚新变的开拓者、变革者。后世发挥水墨遣情作用的山水、花鸟、书法都能找到徐渭的身影。让他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精神对后世八大山人、石涛、郑板桥、齐白石有极大影响力,这也就难怪郑板桥、齐白石“愿为青藤门下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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