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这场大流行病带来的道德挑战

沃尔夫：如今面临的这场流行病，远不如那些曾反复摧残我们祖辈的瘟疫那么糟糕。但是，我们仍应该明智地应对。

文丨英国《金融时报》 马丁·沃尔夫

新型冠状病毒只寻求复制。我们试图阻止这种复制。与病毒不同，人类会做出选择。这场大流行病将成为历史。但是它结束的方式将决定之后世界的面貌。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这样的大流行。它来到的是一个与1918年西班牙流感爆发时不同的世界，一个和平并空前富有的世界。我们应该能够管理好它。如果我们没有管理好，这将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做出正确的决定需要我们理解各种选项及其道德影响。我们现在面临两套基本选择：本国内部的选择和跨国界的选择。

在高收入国家，最大的选择是采取何种程度的措施来阻止病毒传播。但我们也需要决定这个选择的成本由谁来承担，以及如何承担。

一些人仍然主张，为了抑制病毒传播不惜让经济陷入萧条是错误的。他们认为，这将导致不必要的混乱。相反，如果让病毒相对自由地传播，我们可以实现“群体免疫”，维持经济运行，并仍然把资源集中用在弱势群体身上。

然而，尚不清楚在这种相对自由放任的“延缓”政策下，经济是否会比在坚决的“抑制”政策下表现得更好。早在政府实施封锁之前，许多人就停止了旅行或去餐馆、电影院或商店。采取果断行动抑制病毒，并对新感染者进行检测和追踪，很可能会比不这样做更快地结束不可避免的经济衰退。

看起来很确定的是，采取抑制政策，全球卫生系统的情况会比采取延缓政策时好得多。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的Covid-19应对小组(Covid-19 Response Team)认为，采取后一种政策，英国和美国的卫生系统将被压垮：以老年人为主的大量人口将会在没有得到任何治疗的情况下死去。大概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在中国各地发生，中国政府才在湖北采取了如此猛烈的抑制病毒措施。在中国不可接受的健康灾难在英国或美国能被接受吗？

然而，批评者也是对的：我们不可能长期关闭大部分经济。如果要尝试抑制，就必须迅速成功，而且必须阻断病毒的再次出现。与此同时，各地央行和政府必须尽可能保持经济运行，尽可能保持产能完好，并以适合一国实际情况的任何方式确保民众（尤其是高风险人群）得到足够的保护。

一国内部要团结，各国之间也要保持同样的团结。已经出现的金融不稳定和即将出现的衰退（可能是萧条），将对新兴和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伤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投资者已经从新兴经济体撤资830亿美元。许多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所依赖的大宗商品价格也大幅下跌。

这些国家还必须努力应对国内病毒传播和国内需求的减弱。他们管理这些内部和外部压力的能力有限。结果可能是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灾难。IMF本身已经面临80项快速财政支持的请求。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外部融资缺口可能远远超出IMF的放款能力。

如果高收入国家成功抑制了新冠疫情并拯救了它们的经济，这些脆弱的国家将会受益。但这在短期内实现不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需要大量援助。这也将有助于每个国家的经济复苏。病毒是一个共同的挑战。即将到来的全球衰退也是如此。从务实和需要团结的角度来看，都应该慷慨相助。

欧元区内部也是如此。货币联盟的决定性特征是，单个成员放弃了财政自主权和主权货币，转而支持集体机制。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集体机制辜负了许多成员国。尽管如此，似乎可以从道德角度断言，那一次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国家自己的错。这场大流行病不是任何人的错。如果欧元区在这样的危机中不能表现出团结，它的失败既不会被遗忘，也不会被原谅。伤口会很深，还可能致命。在这场没有人可责备的危机中，如果没有表现出团结，欧洲一体化项目在道德上（也许在实践上）将会死亡。

此外，任何跨境援助都不能完全是资金援助。还需要医疗帮助。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将是解除扰乱医疗供应链的大量出口管制措施。

幸运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疾病远不如那些曾反复摧毁我们祖先生活的瘟疫那么糟糕。然而，这仍然是几乎所有人有生之年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是一个实际的挑战，必须以明智的决定来应对。但这也是一个道德挑战。我们必须做出的决定所包含的两个方面我们都应该认识到。

领导者有没有以冷静的姿态理性应对？我们在战胜疾病的同时是不是尽量地减小了经济损失？我们是不是确保了最弱的人和国家受到保护？我们是不是选择了团结而不是敌意，选择对全球负起责任而不是关起门来搞民族主义？我们是不是寻求在这场大流行后留下一个更好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更糟糕的世界？与病毒不同，人类有选择。好好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