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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为什么不需要再改了？也不需要再加了？ 清代史学家钱大昕讲“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钱大昕告诉我们，《资治通鉴》的材料来源是十分丰富的，司马光及其编纂团队用19 年时间完成这部巨著，参考了三百多部典籍，而且有很多典籍平常人是看不到的，司马光编撰通鉴属于官修，是皇帝敕封的，在崇文院建立编书机构，特批他随时可以借阅龙图阁、天章阁、秘阁及三馆的皇家典藏的，这些典籍不是一般的学者能够看见的，而且很多典籍到后世已经失传了。比如，通鉴中引用裴子野的《宋略》有十次之多，而且把《宋略》的话移过来直接做通鉴的论。但可惜就是这样一份珍贵文献，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失传了。如果当时不修通鉴，我们可能连这十处关键地方也是不知道的。这是《资治通鉴》一大贡献。 由于司马光能够掌握大量官修的史料，特别是档案，所以《通鉴》的史料后多于前，就是说越到后面史料越丰富，论史料的加之后胜于前。按照史料价值，唐、五代第一，最重要；魏晋南北朝第二；战国至三国第三。 司马光的高明并不仅仅占有大量史料，而且能把史料风格统一一致。我们说过，编辑《通鉴》前已有十七史，而且多数是取材于十七史。那这十七史编撰风格是迥异的，文章的路子是不一样的，腔调都是不一样的，司马光需要取舍，需要编辑，需要校对，凡是前人讲的难懂的话，他都改成比较易懂的语言，用了很大力量来加工整理，所以《通鉴》语言并不难懂。 正是有上述这些优势优点，《资治通鉴》与《史记》一起被称为“史学双壁”。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通鉴》是“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梁启超评价《资治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称赞司马光为一代“伟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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