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绝圣弃智”与“反智主义”之异

原创半聪先生 抱朴堂丹道 今天

《列子．仲尼》篇曰：“子列子学也，三年之后，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后，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颜而笑。七年之后，从心之所念，更无是非；从口之所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九年之后，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外内进矣。而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无不同。心凝形释，骨肉者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则理无所隐矣。”在同一篇里，子列子评价南郭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虚，耳无闻，目无见，口无言，心无知，形无惕。”

其实，在《列子》里，充满了类似的论述或形象，其中的有道者、得道者或有特异功能的人，都如《庄子》所说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后世有些学者，如余英时，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反智主义”。

《道德经》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亦云：“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庄子》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肇论疏》云：“圣人空洞其怀，无识无知。然居动用之域，而止无为之境，处有名之内，而宅绝言之乡。”诸如此类的论述，我们还可以在中国古代的典籍——尤其是道家的典籍中——找到很多。难道中国文化真如余英时说的，有“反智主义”的传统？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是由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于196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提出的概念，霍夫斯塔特说：“反智主义作为一种态度，不是单一的情感取向，而是正反情感并存，他们对理智和知识分子的绝对排斥是罕见的。”将“反智主义”一词之引入论述中国传统，首见于余英时先生写定于一九七六年的《反智论与中国的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一文中。他认为：“‘反智论’是译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译做‘反智识主义’。‘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各方面都有痕迹可寻，并不限于政治的领域。”余先生并说：“中国虽然没有‘反智论’这个名词，但‘反智’的现象则一直是存在的。因为这个现象可以说普遍的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中国自然不是例外。”

对于余英时先生的学问，我自然很是佩服，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余先生将道家的“绝圣弃智”视为“反智主义”，却似乎有点不太合适。西方的“反智主义”，是一种现实存在的或文化上的态度，而“绝圣弃智”却是中国的圣人、真人们进入先天无极的状态，“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的修炼心法（与“存天理，灭人欲”及“元神当家，识神退位”的意思是一样的），前者是以现实为参照的，而后者则是以无极为参照的，所以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当然，这不能怪余先生，毕竟，他仅仅只是一位学者，没有中国古代的圣人与道家的真人们对于“无极”状态的切身体验，自然也就没法读懂他们对于“无极”的种种描述，以致于把这种描述当成了哲学来理解，却不知道这些圣人与真人们讲述的其实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实。

中国的圣人与真人们对于人类的认识，有着宏大的宇宙背景。在他们看来，人体是一个“小宇宙”，而人体以外则是无边无际的“大宇宙”，“大宇宙”的运行规律决定了“小宇宙”的命运和轨迹，“小宇宙”只能顺应与遵循“大宇宙”的运行规律，否则必定会受到惩罚——这就是《道德经》所讲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此外，人类的大脑所思所想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小聪明”，都逃不出“大宇宙”的运行规律，即“天道”的范围，如西哲所云：“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中国人的上帝就是天地，是人体以外的“大宇宙”，自然，“绝圣弃智”也就成了具有大智慧的中国圣人与真人们的必然选择，于是，“以天道统领和阐释人道”（道统）便成了中国文化最显著、最重要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