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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明之际思州换篆及二田仇杀 元末，明玉珍占领川蜀之地，至正二十二年(1362)在重庆称帝，国号夏。明氏政权在川蜀之地前后十数年，为了要牢牢守住川蜀一隅，对邻近的思州土司采取了拉拢招抚之策，思州土司因投明氏。嘉靖《思南府志》载：“至元末年，敕宣抚司还旧治，传六世至至正间，其族属镇远州知州田茂安始分据其地，以献伪夏明玉珍，创设思南都元师府，徙今治(明思南府治，今贵州思南)。宣慰田琛徙治都坪，而思州分为二矣。”①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镇远州知州田茂安是北思州宣慰司之“族属”，而非南思州宣抚司之族属，所辖之地除北思州(即思南地)外，并镇远州亦割之。②此说由于田茂安的献地及“宣慰田琛徙治都坪，而思州分为二”，应是有误的。 据《明史·贵州土司传》，田琛为田仁厚之子，于洪武二十年袭思州宣慰司职(南思州)，其与田茂安应不在同时代，何来徙治分--?又，道光《思南府续志》卷1日：“至正二十五年，明太祖既平陈友谅，思南宣慰司田仁智、思州宣抚司田仁厚皆归附，则思州、思南分为二实始于此。”思南宣慰司、思州宣抚司既在归附之前已有，就不能说“分二始于此”。根据本文的分析，思州分二早在至元年间已经发生，田茂安以思南之地(即北思州)献明玉珍，只是使北部思州宣慰司改名为思南宣慰司，包括设思南都元帅府，后其子田仁智以思南司降朱元璋时，“纳元所授宣慰诰”，即表明北部元置思州宣慰司印已为田茂安所继承。而南部以清江为治的思州宣抚司并没有投附明玉珍，其宣抚之制也一直沿用未改，《明史·贵州土司传》载其司主田仁厚归附朱元璋时，以宣抚使职纳款，就是明证。由于田茂安献地，使得原来的思州宣慰司和思州宣抚司第一次分别以思南、思州两司不同的名称出现，致使本就将元初以来二思州混为一谈的诸地方志和族谱，一时间找到了思州分二的明显界限，而由此纷纷以田茂安献地作为思州一分为二的历史标志，这实在是一个误会，与《元史》等史籍的原始记载不符。 田茂安献地，明玉珍给了他很高的待遇，“授(茂安)思南宣慰使，其子仁政为龙泉坪宣慰使，仁智领镇远军民同知事，仁美授统兵元帅。”④但这也给他带来了祸害，“思州宣慰使(应为宣抚使)仁厚忿甚，至正七年正月，统兵攻破龙泉坪，仁政、仁美死之，茂安亦抱痛亡。仁智袭职，两家仇杀不休。”⑨志以此次火并在至正七年，甚误。田仁厚杀田茂安等是在其献地明玉珍受封之后，而明玉珍至正十七年始据川蜀，田仁厚怎能先于至正七年杀之?黔南《田氏宗谱》载此为至正二十五年，似可从。思州与思南的这次火并，使两家后人自此仇杀不绝，为其至明永乐年间即告双双败亡埋下了祸根。至正二十五年二月，湖南西部的宝庆、靖州等地为朱元璋所占领，通往贵州东大门的战略通道被打开，攻入贵州已是指日可待。在这种情况下，位于贵州东部的思州、思南二土司便相继归降明朝。同年六月，明夏所属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都事杨琛归附，思州宣抚司田仁厚也紧接着于次月投明。二田归附，思南田仁智仍授原官宣慰使，而思州田仁厚则由元末的宣抚使提升为宣慰使。这样，明初换篆后，思州、思南并列成为两个宣慰司，思州田氏势力达到其发展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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