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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梅三首·其一》苏轼

 邈思遐想 2020-03-28

《红梅三首·其一》苏轼 来自古诗词文欣赏 00:00 01:00

红梅三首·其一

宋代:苏轼

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

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

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

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

译文:

梅花害怕忧愁而贪恋睡觉,所以才迟迟独自开放;它担心自己冰洁的面容会不合时宜而受到世人猜忌。

所以故意妆扮出浅粉般的桃杏颜色,但梅枝还是细瘦的样子,呈现出经受霜雪考验后仍然劲挺的姿态。

梅花的内心是适应寒冷的,不愿意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展示自己的美态。它的颜色好似美人酒后无端泛起的红晕。

老诗人不懂得梅花的品格所在;怎么只从外表有无绿叶与青枝来分辫梅花和桃杏呢? 

注释

冰容:冰一样晶莹的面容。

不入时:不合时宜,不合世俗的时尚。

故:故意。作,做作,这里当妆扮讲。

小红”:即浅红。

尚余,“尚“,还是。余,剩余,这里作显示,显露,保持之意。

孤瘦:形容梅花朵稀疏俊逸,梅枝因无叶子而显得孤独细瘦的样子。

霜雪姿:经受霜雪考验后劲挺的姿态。形容梅花格调孤傲不群的特性。

酒晕:饮酒后脸上泛起的红晕。这里指梅花的红色。

无端:无来由。玉肌:玉容。

诗老:老诗人,指宋初诗人石曼卿。

梅格:梅花的品格。

在:所在。

更:岂能。

赏析

这首诗托物言志,以红梅傲然挺立的品格,抒发了自己达观超脱的襟怀和不愿随波逐流的傲骨。
 
首联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红梅迟开的原因。诗人抓住红梅不畏严寒,在百花过后的冬季才开放这一特点,把红梅比拟为一位内心世界感情十分丰富细腻的美人,它迟迟开放的原因,是因为”怕愁贪睡”,它为什么而怕愁贪睡呢?是因为担心自己象冰一样晶莹美丽的容貌,会不合世俗的时尚,因而以致于而怕愁贪睡;因此它想用贪睡来摆脱忧愁,所以才不与其它百花一样同时开放,而是”独开迟”。因为害怕忧愁而贪恋睡觉,所以才迟迟地独自开放,这都是因为担心自己玉洁冰清的美丽容貌会不合时宜的缘故啊。
 
颔联则是说在诗人心中,梅一般是玉洁冰清的白色,偶然出现浅浅的象桃杏般的红色,这是红梅因“怕”、“恐”,而故意妆扮出的一种从众的姿态。所以,一个“故”字,表明红梅之所以如此,是有一种被迫的意味在内,是为了和谐入俗的缘故。然而红梅不畏霜雪的本质是不会因此改变的。梅花毕竟是梅花,依然保存其特有的品格:“尚余”二字用得绝妙,既无心显露,又无可掩饰。在诗人心中,梅就是梅,无论妆成何色,与“桃杏”截然不同。颔联两句将迟起美人与梅融为一体,可见诗人咏物本领之高妙。虽然故意妆扮出了一点浅浅粉红般的桃杏颜色,但是红梅的枝条还是保持了经受霜雪考验后孤独而细瘦劲挺的姿态。
 
颈联对红梅的内心世界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探究。意思是梅花外表上虽然呈现出了粉红的桃杏色,但那不过是它刚喝过酒,是“酒晕”浮上了“玉肌”的缘故。因为梅花的内心是喜寒的,它的本质是高洁的。“未肯”,二字表示出了梅的孤傲品格。己经适应了寒冷的心,不愿意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展示自己的美态;显露出来的一点点浅红的桃杏色,那只不过是酒后泛起的红晕无来由表露在美人玉脂般的面容上罢了。
 
尾联中“绿叶与青枝”:苏轼《志林》卷十说: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究体也。”苏轼的意思是批评石曼卿的《红梅》诗,只从“无绿叶”和“有青枝”这一点上来,分辨红梅与桃,杏的区别,确实太简单、太乏味了。这是专求形似,而没有抓住红梅的神韵所在,所以苏轼讥之为“至陋”的“村学究体”。尾联是诗人对前人写梅花的误区发议论。认为认识梅花须从梅花独有的“梅格”,即喜寒凌霜的内在品格或内在精神,来品评。老诗人不懂得梅花的品格所在;怎么能够只从外表有无绿叶与青枝来分辫梅花和桃杏呢?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诗人,是豪放词派的代表。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1057年(嘉祐二年),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唐宋八大家之一。《饮湖上初晴后雨》是描写西湖的古诗中无人能超越的。

苏轼生于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眉州眉山(今属四川)。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昌化军,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谥号文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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