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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梁思成齐名营造学社的“南刘”是谁?

2020-03-28  文山书院

2020年3月28日



▶《中国古代建筑史》插图,古代建筑斗拱组合(清式五踩单翘单昂)。


湖大二院(今物理实验楼),刘敦桢设计,建成于1929年。


1935年,朱启钤(右一)、梁思成(右二)和刘敦桢(右三)考察北京天坛修缮工程。


1928年的天心阁。设计师是刘敦桢,后在“文夕大火”中被毁。

    最近钻研了《中国古代建筑史》,这是一本旧书,突然间火了起来。

    研究中国的古代建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个很容易给出满分答卷的问题,曾经却令人迷惘。

    自“西式楼房”盛行于通商大埠以来,豪富商贾及中产之家无不深爱新异,以中国原有建筑为陈腐。从那时起,国内原有很精美的建筑物多被拙劣幼稚的、所谓西式楼房取而代之,纯中国式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不复存在。

    时代的风潮下,一场建筑领域的“整理国故”运动迅速开展,两代“建筑达人”共同承担起这一重任,这就是“中国营造学社”。今年恰逢它诞生90周年。

    提起营造学社,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其实不应该被遗忘和忽略的,还有一个人:刘敦桢。     撰文/本报记者储文静

    1926年刘敦桢设计了天心阁

    湖南大学物理实验楼,一栋西洋风格与中式风韵相结合的小楼,是湖大校园最早的现代建筑,被称为“二院”。

    它的设计者叫刘敦桢,名震中国现代建筑史的“北梁南刘”的“南刘”,一个湖南人。

    1897年9月19日,刘敦桢诞生于湖南新宁东门外曹家码头后街的老家中。在这个靠近广西边界,青山环抱、绿水萦回的偏僻小县里,刘氏宗族是当地著名的大姓之一。但是刘敦桢所属的这一房,在整个家族的二十八房中只算得是旁支弱系,其政治、经济势力并不显赫,丁口也不很兴旺。刘敦桢的母亲生了三个儿子,他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刘家几代都是科举官宦出身,对子弟也赋予同样期望。为此,刘敦桢从四岁起就随着两位兄长受教于家馆,从《三字经》与《百家姓》开始,一直读到四书五经。获得了许多文史知识,并培养了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这些对他日后的研究工作与学术成就都有很大的帮助。

    刘敦桢的大哥是位思想进步的青年,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并积极地参与了革命前的秘密工作。1909年,为了使两个弟弟也能摆脱旧环境的束缚,接受新思潮的影响,他带领他们来到了长沙,进学堂读书。从一个十分闭塞的山区小县进入省内最开放的首府,对于刘敦桢来说是大开眼界,也是他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转折。

    刘敦桢在长沙先后进入了当时颇有名气的楚怡小学和楚怡工业学校,学到了许多来自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与社会思想。

    1911年,辛亥革命到来了。刘敦桢没有像大哥那样到各地奔走,唤起民众;也未和二哥一道去保定军校投笔从戎,而是选择了一条他认为最合适自己的科学救国道路。1913年,刘敦桢以优良的成绩取得了官费留学的资格而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学习,从此开始了另一种新的学习与生活。

    1922年,刘敦桢学成归国,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由中国人经营的华海建筑师事务所。由于军阀混战,1925年6月,刘敦桢暂时离开上海回到长沙,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土木系任教。除担任教学工作外,还设计了校内的两座教学大楼(现在尚存一栋,已被列为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城内一些机关的办公建筑和古建筑天心阁(后毁于1938年“文夕大火”)。据1983年重修天心阁的设计师刘叔华介绍,1926年刘敦桢设计的天心阁南北副楼体量较大,而现在看到的天心阁,为衬托主楼而缩小了副楼。

    这一年的秋天,刘敦桢认识了当时在湖南大学就学的长沙妹子陈敬,随即在次年订立了婚约。

    1926年秋,刘敦桢从长沙来到苏州,受聘于苏州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执教。这是1923年8月,留日归国的柳士英、黄祖淼、朱士圭等人共同创办的我国建筑教育中的第一所专科学校,为国家培养了许多建筑工程方面的技术骨干。

    1927年年底,苏州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奉命迁往南京,并入江苏大学工学院。

    1929年,刘敦桢结束了他的独身生活。那年冬天,他来到长沙,与陈敬结了婚。当时二人的婚礼颇为“超越常规”,他们把婚礼的地点安排在青年会而不是在家里,新人对长辈也只行三鞠躬而不叩首,从流传下来的照片可以看到,当时新人的礼服也是中西合璧的,陈敬身着西式衣裙披长纱,而刘敦桢则穿戴着传统的长袍马褂。

    婚后不久,刘敦桢夫妇就一同回到南京,在鼓楼附近的唱经楼后街租了一个小院,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生活。

    为营造学社辞去收入丰厚的工作

    刘敦桢自1922年春归国后,就逐步开始了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先是广泛查阅中外有关的文史资料,并利用假日陆续考察上海、南京、杭州一带的古建筑和遗址。后来,在各方面的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开始写作论文。1928年,刘敦桢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首篇著作《佛教对中国建筑之影响》。1931年翻译了两篇日本学者的论文《法隆寺与汉、六朝式样之关系》与《“玉虫厨子”之建筑价值》,并对它们做了大量的补注。同年,他又在南京中山陵前按照清代宫式制度设计了一座光化亭,作为对传统的中国建筑形式研究的又一次实践。此外,他又和挚友卢奉璋教授对南京栖霞寺建于五代南唐的舍利塔进行调查,并对其损毁部位采用了现代手段予以鉴定和整修,这是国人对传统古建筑进行科学保护的首例。

    这些工作,引起了远在北平的朱启钤先生的注意。这位在北洋政府中曾经屡居要职的耆老,一直热心于研究与整理华夏建筑的国故,并在1929与1930年之交在北平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

    这个私人学术团体诞生在北平宝珠子胡同7号一间民房中,它究竟成立于1929年还是1930年,后人争论不休。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小团体太不起眼,门口没有挂牌,屋内只有三张桌子、几把椅子,每天上班的只有三人,而且当时连个成立仪式都没有,但它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却不可谓不深远。

    “营造”二字,起源甚早,为我国建筑的专有名词,最著名者便是北宋崇宁年间编纂的《营造法式》一书。学社建立之目的,便是保护中国的古建筑文化体系,在崇洋风尚盛行之时,努力寻求属于中国建筑特色的真正出路。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前,西方建筑学者认为,“世界建筑史”的主干是希腊、罗马,近现代欧洲各国建筑是从这一主干发展而来的,而中国、日本等东方建筑则是一些没有细节的小枝丫,不在“文明”主线上。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后,中国建筑学人凭自己高超的现代学术素养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独立于西方建筑的独特体系。

    1931年,朱启钤邀请刘敦桢加入营造学社,这个由私人发起和组织的、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国内唯一学术机构,还邀请了社会知名人士与中外有关学者的加入,包括梁思成、林徽因、陈植等。就这样,当时中国仅有的两所大学建筑系系主任都被朱启钤请到了营造学社。刘敦桢任文献部主任,梁思成任法式部主任,两人是营造学社的两根支柱。虽然这仅是一个民间组织,但是它对中国科学和教育等诸多方面带来了巨大深远影响。

    由于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极有限,要想在中国古建筑这门学科中取得成就,就必须全力以赴。刘敦桢与妻子商议后,毅然辞去了中央大学的教学工作和建筑事务所收入颇丰的兼职,于1932年秋迁居北平,在营造学社专心致志地进行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工作。

    刘敦桢的儿子刘叙杰曾回忆:“在北京,我们后来租住了一个五重院落的大宅院,维持了一个小家庭的中上层生活水平。但父亲的书房是孩子们的禁区,孩子们吃饭时也有自己的小桌椅,睡觉也与大人分开。父亲不是外出考察就是在营造学社,除了在某些假日和家人一起去北海公园外,很少见到他。”

    刘敦桢和梁思成多次合作

    营造学社仿佛有种特别的魔力,它让朱启钤放弃了宦途生涯,让梁思成、刘敦桢暂别大学教职和开创建筑事务所的优厚回报。他们全身心地建设起这个紧密而高效的小团队,自筹资源、自订规划,以私人社团的名义开展了古建筑调查研究。从编纂整理建筑古籍,他们用科学方法研究梳理古建文献,到转变思路,投身实践,开始了长达10年的实物调研征程。为了将中国建筑发展勘查得更彻底,不让古建文化沦入日本之手,他们走遍中国11个省,从寺庙、木塔,到石窟、宫殿,从汉阙、墓葬,到宗祠、会馆,不忍疏漏地测绘调查了近三千件古建筑。其中艰辛与收获,非常人能了解。

    1932年,人们发现文渊阁梁柱下沉,刘敦桢和梁思成协作使得文渊阁得以修复,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

    他们的密切合作改变了过去国内史学界研究中国古建筑单纯依靠在案头考证文献的片面方法,亲自带领青年助手,或分散,或集中,前往各地进行实地调查。通过测量、绘图、摄影等科学技术手段,详细记录了被调查对象的实际情况及其重要数据。返回北平后再进行全面整理、遴选拍摄照片,绘出正式图纸,并通过已知实例与文献、历史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和论证,最后写出调研报告。这个工作程序现在看起来极为普通,但在当时却使这门学科的研究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抗战爆发后,学社辗转流离,克服艰辛继续学术工作,因地制宜在我国西南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古建筑调查。中国营造学社虽然只存续了短短十几年,中间还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离乱,但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和所展现的中国学人风骨,却是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当时国内的社会经济条件与交通运输状况不能和今日相比,特别是那些十分偏僻的山村野外,不但经济、文化落后,旅行也不便利,通常要乘骡马、坐大车,甚至长途步行。科学家的野外调查不是轻松的郊游野餐,不但是辛苦而紧张的劳动,也是对参与者的身体、意志和专业技能,以及品格的全面考验。

    为了取得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必须爬上灰尘厚积的屋架,或钻进年久失修的窟室,那些糟朽不堪的梁柱或松散滑动的砖石,都可能给探索者带来致命的危险。茅草丛生的废墟,与久荒无人的洞穴,从中突然窜出的蛇虫蝙蝠,也常会给大家意外的惊恐。至于风吹日晒、雨打霜侵、跋山涉水、早出晚归,就更不必说了。

    然而,一切工作中的困难和生活上的不便,都没能阻挡开拓者前进的脚步。从1932年学社工作全面开展至抗日爆发前的五年内,刘敦桢和营造学社的成员们总是无视艰苦,走过中国上百个县市,从一个遗址转到另一个遗址,几乎踏遍了整个北国的山河大地,寻访近千处古代建筑,对它们第一次做了现代科学方法下的测绘记录与研究,其中许多建筑的意义是首次被认识,例如明确了五台山佛光寺为中国唐代木构建筑实证。

    1932年至1937年,五年之中,刘敦桢和学社的同仁们先后调查了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的许多有代表性和有价值的古建筑。在收集了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他一共写出了总量达五十万字的三十多篇著作(大多刊载在学社出版的学术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至第六卷)。这些著作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有宫室(《东西堂史料》等)、陵墓(《明长陵》《易县清西陵》等)、园林(《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宗教建筑(《北平智化寺如来殿》《龙门石窟调查记》等)、桥梁(《万年桥志略》《石轴柱桥述要》等)……依作品形式,则分为论文、调查报告、读书笔记、工作日记、书评、古建修缮计划等。短短几年的这么多作品,都是依靠手抄笔录,这些竭尽心力的工作,既为我国这门新开辟的学科研究奠定了许多重要的首批基石,又为他自己在毕生为之奋斗的这一宏伟事业中,确定了领先的学术地位。

    梁思成年轻时出过车祸,因此患上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不便。1938年,梁思成的病情加重,刘敦桢替梁思成担负起了测绘的重任。1943年抗战后期,刘敦桢离开营造学社回到中央大学,任建筑系主任。

    观点

    “北梁南刘”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意义是什么?

    在翻开刘敦桢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的一瞬间,不禁有种对时间流逝和历史沉淀的感慨。

    作为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理论著作,它简要而系统地叙述了我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和成就,并引证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记录。

    这是一次漫长的编撰过程。1959年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组织了中国建筑史编辑委员会,开始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历时七年,前后修改八次。这是集体研究的成果,是一部集体的创作。刘敦桢从开始到成稿主持了编写工作,付出了不少精力和心血。梁思成也参加了编委会,是第六次稿本的主编之一,并在1965年主持了最后一稿的审定。

    中国的古建筑究竟有什么魔力,竟使这群人如此痴迷呢?

    梁思成曾在《研究中国建筑意义》一文中写道:“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虽然对于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已怀摈弃厌恶心理。”

    “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我们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

    “如果世界上艺术精华,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

    中国金石书画素得士大夫之重视,唯独建筑,数千年来,完全在技工匠师之手,这些无名匠师,虽在实物上为世界留下许多伟大奇迹,在理论上却未为自己或其创造留下解析或夸耀。因此一个时代过去,另一个时代继起,多因主观上失掉兴趣,便将前代伟创加以摧毁,或同于摧毁之改造。亦因此,我国各代素无客观鉴赏前人建筑的习惯。

    在当时中国最前沿的建筑家们看来,在中国的城市街心保存古老堂皇的楼宇,夹道的树荫,衙署的前庭,或优美的牌坊,比起那些用洋灰仿制建造的卑小简陋的外国式喷水池或纪念碑实在合乎中国的身份,壮美得多。因为欧美街心伟大石造的纪念性雕刻物是由希腊而罗马而文艺复兴延续下来的血统,魄力极为雄厚,造诣极高,不是我们一朝一夕所能望其项背的。

    他们提出,中国的建筑师所需要的是参考我们自己艺术藏库中的遗宝。他们应该研究汉阙,南北朝的石刻,唐宋的经幢,明清的牌楼,以及零星碑亭、泮池、影壁、石桥、华表的部署及雕刻,加以聪明的应用。

    研究中还有一步不可少的工作,便是明了传统营造技术上的法则。这好比是在欣赏一国的文学之前,先学会那一国的文字及其文法结构一样需要。所以中国现存仅有的几部术书,如宋李诫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乃至坊间通行的鲁班经等,都必须有人能明晰地用现代图解译释内中工程的要素及名称,给许多研究者以方便。研究实物的主要目的则是分析及比较冷静地探讨其工程艺术的价值,与历代作风手法的演变。

    知己知彼,温故知新,已有科学技术的建筑师增加了本国的学识及趣味,他们的创造力量自然会在不自觉中雄厚起来。这便是研究中国建筑的最大意义。

    撰文/本报记者储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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