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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九年》载"王使詹（zhān）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dài）、芮（ruì）、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道出了西周王朝版图的四至。在这个广大范围里，除活动着以夏、商、周为代表的华夏诸族，还有众多其它部族活动其间。当时华夏族一般称后者为夷、戎、狄、蛮等。《礼记·王制》云："中国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dī），北方曰译"。表明当时各族经济生活不同，习俗不同，甚至语言都互不相通。前述夷、狄、戎、蛮只是对周边各族的统称，其实它们之中的成分相当复杂，如北狄又分为赤狄、白狄、长狄等，《尔雅·释地》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之说，反映出各民族集团内也存在着民族区别。早在西周以前，上述各族就同中原的夏、商王朝发生了密切关系，西周以降这种联系更加密切。《尚书·牧誓》说参加武王伐纣联军的有"庸、蜀、羌、髳（máo）、微、卢、彭、畤（zhì）人"，历代多以为它们是居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几个少数民族。《国语·鲁语下》亦说："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楉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当时各个民族频繁的交往，不仅促进了各个民族的发展，也使得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 西周时期活动于周王朝北方的民族主要有肃慎、鬼方和猃狁。 肃慎，文献亦称息慎，是一个活动于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它早在商代便与中原有所往来，西周时期的来往更加频繁。《史记·周本纪》云："成王即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其实早在武王克商时，息慎就曾"贡楉（ruò）矢石砮（nǔ）"。肃慎族经常向西周王朝进贡，表明其与后者已建立相当牢固的政治关系，肃慎所居之北土确已归入周王朝的版图。肃慎之称到春秋以后不见，后人以为此后活动于东北地区的东胡、挹（yì）楼、勿吉、靺鞨（mò hé）等族即是肃慎的后裔。 考古发现表明，在东北地区分布着许多年代相当于西周时期的古代文化遗存，如西团山文化、魏营子文化（分布于辽西地区）等，目前虽不能肯定这些考古学文化的族属，但它们却为认识肃慎族的文化遗存提供了线索。 鬼方在商代就是北方一个势力强大的民族，并时常与商王朝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康王时期铜器小盂鼎铭文云："王□盂□□伐鬼方。获馘（guó）四千八百□二馘，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一次战争就俘虏万人以上，不仅说明当时战争规模巨大，而且反映出鬼方力量之强大。关于鬼方及其沿革，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一文中说："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qiān）、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俗，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xūn yù）；其在宗周之际，则曰猃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综上诸称观之，则曰戎、曰狄者，皆中国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曰猃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为中国所附加"。在《诗经》中常有猃狁（xiǎn yǔn）与西周王朝之间发生冲突的反映。《诗·小雅·采薇》云："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诗·小雅·出车》云："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猃狁于夷"，《诗·小雅·六月》云："猃狁匪如，整居获焦，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薄伐猃狁，至于太原"。以上几首诗多是歌颂宣王时讨伐猃狁事迹的。相似的记载在青铜铭文中亦有所反映，虢季子白盘铭云："搏伐■■（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由上述记载可知，活动于周人北方的鬼方--猃狁一族在当时十分强悍，有时甚至能侵入西周王朝的腹地，"侵镐及方至于泾阳"，镐即指镐京，为此周人与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犬戎是西周时期相当活跃的一个民族。早在西周立国之前，它们即与周人有了交往。《史记·周本纪》说文王"伐犬戎"。到周穆王时，穆王"征 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马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致"。到西周末年幽王时，犬戎更与申侯等一起攻杀幽王，史载"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下"。周平王东迁洛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避戎寇"，表明当时犬戎的势力已大到威胁周王室生存的地步了。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辽西、内蒙古以至甘、青一带的广大北方地区发现了众多的相当于西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存，而这一带正是当时戎狄活动的主要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是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辽西以至河北北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和分布于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日用器皿、部分兵器和居住的房屋都自成特点，是这种文化的固有因素，但其中也有部分青铜礼器和兵器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相一致，表明其已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一些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中，如宁城南山根遗址出土有牛、羊、猪、狗、马和鹿等许多动物骨骼，显示出在该文化的经济生活中畜牧业占有一定比重。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大约自西周延续到春秋时期。辛店文化1924年首先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辛店村。该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西部、西南部和青海东部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洮河及大夏河流域，在渭河上游也曾发现少量该文化的遗址。辛店文化有一套独具特色的器物，其中少量的陶鬲（lì）与西周早期周人使用的同类器一致，很可能是二者文化交流的产物。该文化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这点从遗址中出土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和动物骨骼便可得到证明。据测定，辛店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于西周早期。上述西周时代的文化遗存目前虽不能确定其族属，但它说明当时在广大北方地区确实生活着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兄弟民族，它们同中原西周王朝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和往来。 古代东夷泛指活动于中国大陆东部（今山东、苏北、安徽）的各民族。 商代时东夷族便已十分强大，许多方国部族都成为商王朝的与国。周武王灭商之后，又"东伐奄等，驱纣之谀臣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可知当时东夷族国家尚很多。其中最著名者有淮夷和徐夷等。武王死后，三叔和武庚联合奄等东夷族国家叛周，《逸周书·作雒解》云："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经过3年苦战才讨平有东夷参与的叛乱，这表明自周初开始，部分东夷部族便与周人处于敌对状态。成王时大概淮夷等又发动了叛乱，《尚书·费■》有"淮夷、徐戎并兴"的记载。据《竹书纪年》记载："穆王十三年，徐戎侵洛。十四年，王师、楚子伐徐戎，克之"。厉王和宣王时期，徐戎和淮夷仍时与周王朝为敌。《竹书纪年》有："厉王元年，淮夷入寇，王命征之不克"，"宣王六年，召穆公帅师伐淮夷"，"王帅师伐徐戎，皇父、休父从王伐徐戎，次于淮"的记载。《诗·大雅·江汉》记述了周宣王命召虎领兵征伐淮夷取得胜利，因而册命封赏召虎之事。《诗·大雅·常武》更是颂扬了周宣王派卿士南仲、皇父征讨徐戎取得胜利的业绩。宣王时期对东夷战争的结果是"四方即平，徐方来庭，徐方不回，王曰还归"，最终征服了东夷。可见，到西周晚期，周王朝在对东夷的斗争中才最终占据了上风。 东夷各族虽屡与周王朝发生冲突，但他们亦经常与周人进行文化交流。 1959年在安徽屯溪发掘的西周墓葬中出土了许多铜器，其中"簋（guǐ）与中原地区的簋迥然不同，显示出浓郁的地方色彩。尊和卣（yǒu）的器形与西周时期的同类器物相同，而纹饰有的是饕餮（tāo tiè）纹、夔（kuí）纹、鸟纹，有的却是蟠螭（pán chī）纹。由于蟠螭纹在丹徒出土的西周铜器已有发现，可见并非偶然。这种纹饰很可能首先在东南地区流行，而后才影响到中原地区的铜器。屯溪所出的铜器只一件尊有铭文，其中的族徽铭记也见于山西长子所出的西周铜器上，这种情形或许表明两者有某种联系"，可见，西周时期居于东南地区各族既保持了其独特的文化面貌，也吸收了一些中原文化因素，并且对后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情况的出现，只有在二者密切往来、相互交流的基础上才能出现。西周时期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分布着被泛称为群蛮的众多方国部落。主要有吴、越、楚、巴、蜀等。周王室在这一带还分封了许多姬姓封国，如息、随、郧（yún）等，它们多先后灭亡于楚，其地成为楚国的一部分。 楚又称荆楚，是当时长江流域力量最强大的一个方国。楚又被称为荆蛮，早在商代即已存在。一般认为荆楚是祝融氏后裔芈姓部落与蛮族结合而成的地方势力。周成王时，封熊绎为楚君，始有楚国之称。西周前期楚国基本上臣服于周王朝，但随着其势力的增长，楚、周之间的冲突亦日渐加剧，终于导致周王朝大举南征伐楚。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出土的史墙盘（恭王时器）铭文记述了恭王以前历代周王的功业，其中有"弘鲁昭王，广笞荆楚，唯狩南行"的字句，表明昭王时曾大规模征伐荆楚。昭王征楚事在古文献中常见，《竹书纪年》云："昭王十六年，伐荆楚，涉汉"，"十九年。丧六师于汉"，是昭王末年伐楚惨败，自己也命丧江汉。《左传·昭公四年》所说的"昭王南征而不复"，也是指此事。《史记·周本纪》也有相似的记载。可见到昭王后期，楚人的力量已强大到击败周王朝军队的程度了。宣王中兴之时，周王室又曾征讨荆楚，《诗·小雅·采芑》有"蠢尔荆蛮，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猷。方叔率止，执讯获丑"等诗句，颂扬了方叔率周师打败荆楚"执讯获丑"的功绩。周王朝在对荆楚的斗争中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并未能遏止楚人蓬勃向上之势。楚国在灭掉周围一些小国以后势力更加强大，最终成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
越是活动于楚之东方的一个大族。越族起源远在夏、商之前，其成分也非常复杂，到战国时尚有百越之称。越族系统各部族主要活动于东南沿海的江、浙、闽、粤地区，春秋时期的吴、越两国便是从其中发展起来的。这一带已发现一些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如在福建南安、建瓯阳泽等地出士的青铜兵器、重达100多公斤的铜钟等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这一带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多与印纹硬陶和釉陶共存。由于这里是百越活动的地区，因此，一般认为它们应是越人的文化遗存，更有人认为福建南安所出之青铜器是闽越的遗存。 西周时期的巴蜀仍活动于现在的四川及其附近地区，是商代巴蜀的继续。据考古发现可知，巴蜀早在商代便与中原地区有所往来，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出的商代后期文化遗存即是明证。西周巴蜀文化遗存主要有四川新繁水观音、成都羊子山、广汉月亮湾和绵阳边堆山等遗址。其中水观音遗址中出土有中原型式的直内铜戈，但其中常见的不同形式的平底或尖底陶器、敛口钵和陶鬶（guī）等都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类似的情况在成都羊子山、广汉月亮湾、绵阳边堆山等遗址都有表现。有些专家认为它们是西周时期蜀人的文化遗存。《尚书·牧誓》记载随武王伐纣者有八个南方部族"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周原甲骨也有"伐蜀"字样，由是可见，西周时期的巴蜀与中原地区有着较多联系，其文化亦较多地接受了后者的影响。 综观商周时代的民族关系，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者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了歧视、压迫的民族政策，称后者为蛮、为夷、为戎狄即是其证。当时的民族政策大致如周穆王时祭公谋父所言："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发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周王室依据血缘关系的近远来确定其与诸侯国和周边各族的关系。其中所谓要服和荒服的规定是其在处理少数民族关系时所要遵循的原则。要服者贡是指居于要服的各族必须每年进贡，而荒服者王则谓居于荒服的各族在新王继位时应前来朝见，以表示臣服。如果有违背这个规定的，先是"修名"、"修德"即口头相劝，此后如果仍然不朝不贡，则就要"修刑"，即以武力相征伐了。在商周时代，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族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其中原因既有各族内侵引起的，更多的则是中原王朝依仗自己在经济、军事上的巨大优势而发动的掠夺战争。这些战争给当时的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和痛苦。但在客观上它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考古发掘所见的在周边民族文化遗存中含有大量中原文化因素以及在中原的遗址中出土大量具有少数民族特点的文物等现象即是这种交往的反映。当然，除了战争以外，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和平往来。战争之所以在民族关系中显得突出一些，正是它给人们的心灵曾造成严重伤害的一种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绝于书的民族之间的战争只是民族关系中的插曲而已，因为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各族人民和平往来的愿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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